介乎主流与非主流之间——论析“百花文学”对“解冻文学”的接受与变异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开启“苏联化”进程。苏联的内部改革及“解冻”思潮也波及中国思想界,1956年至1957年短暂出现的“百花文学”在思想与文学创作上都深受“解冻文学”影响。“百花文学”作家群体在回应时代要求的同时,选择性地接受与阐释苏联经验,从而对社会主义建设路径与知识分子主体重构等问题做出颇为独特的回答。那么,以苏联“解冻文学”为参照系,重新阅读“百花文学”相关小说文本,能够进一步探析“百花文学”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历史语境中对“解冻文学”的接受与变异,及其介乎主流与非主流之间位置的缘由。

文学的“解冻”——20世纪俄罗斯文学曲折发展的一个“解扣”

文学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和规律。在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学出现了再辉煌的"白银时代"。十月革命后,在"白银时代"多元美学思想的推动下,出现了20年代的文学复兴。斯大林体制占统治地位后,苏联文学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波澜壮阔的文学大潮被分裂为三个支流。斯大林去世后,文学家掀起"解冻"运动,三流汇合,俄罗斯文学又登上世界高峰。俄罗斯文学的高度发展是国家存在的历史条件同独立的文学家队伍相结合的结果。

赫鲁晓夫与苏联“解冻文学”思潮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解冻文学"思潮之涨落起伏,与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有因果关系。推动"解冻文学"思潮兴起和再度兴起的是赫鲁晓夫;决定"刹车"并控制其发展的也是赫鲁晓夫。至于推动与刹车的时机,则完全取决于他在党内斗争中的地位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以上两种方法交替使用,不仅反映了当年苏共文艺政策的摇摆性,而且暴露了其政策的矛盾性。最终,赫鲁晓夫虽然以行政措施和警察手段阻挡住了"解冻"大潮"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但是后者却由外溢转入地下,并与其他思潮汇合成为八十年代末冲垮苏联的潜(暗)流。

“解冻”文学与中国新时期十年文学的同一性

中国新时期十年文学与苏联“解冻”文学代表着中苏当代文学的新时期，在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本文在二者的对比分析中揭示社会政治、道德观念、文化传统对文学创作的制约作用，着重指出它们在文学主潮、文学观念与文学风格上所表现的同一性，以及两个民族对文学审美价值的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