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观照下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启示--以葛浩文译莫言小说获奖为例

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提高,通过中国文学“走出去”来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而文学翻译绝不仅仅是原文与译文之间的等值问题,背后还涉及了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该文在多元系统理论观照下,分析葛浩文助力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成功译介模式,以探究符合现阶段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模式。

葛浩文翻译模式探究——兼论“借帆出海”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启示

莫言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功不可没。葛浩文带有鲜明的“我译”风格,译笔以忠实为原则,以创造性叛逆为特色,以目标语读者为导向,赢得了原作者、市场、出版商的多方好评。作为翻译场域各要素的居间者和中西文化的协调员,葛浩文是海外汉学家群体的缩影,其翻译模式具有典型代表性。文章从葛浩文的译介心理、翻译目的、文化立场与翻译策略入手,旨在探究其翻译模式,并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几点启示。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以市场机制和翻译选材为视角

文化势差、民族心理、文化心态,"精英主义"态度合力促成了以英、美为代表的英语世界对于翻译及翻译作品的事实性歧视。中国现当代文学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所进行的一系列"走出去"探索,深刻反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传播力和影响力方面的种种现代性焦虑与文化复兴压力。在当下的多元文化语境下,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要实现实质性的跨越与突破,必须建立以市场为主要导向的文学传播机制、同时兼顾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特点以及译者翻译模式和读者阅读方式的新变化、新特点,在传播机制和翻译选材方面尊重市场机制和目标读者,实施多元并举的立体推介策略,从而有效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出去”

全球化的加剧凸显了通过文学译介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在由谁翻译、怎样译介和如何"走出去"的具体问题上,误解依然存在。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传播,译入语的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因素决定了译本的接受或拒斥,成功或失败。因此,中国文学若要依凭翻译走向世界,扩大自己的文学影响,必须改变现有的文学译介模式,积极吸引国外译者及出版社参与译介中国文学,这样才能使译本符合异域的诗学标准、意识形态及阅读习惯,保证译本的广泛传播和接受,真正使中国文学"走出去"。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模式研究

文章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以译介学理论为理论支撑,以《三体》《兄弟》等当代中国文学英译作品的海外出版发行为例,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五个方面探讨中国文学如何成功"走出去",实现中国文学在西方强势文化中的传播与发展。

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介主体模式——以寒山诗和《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的成功译介为例

翻译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核心途径。翻译中国文学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译介即翻译与传播,本质是跨文化传播的中国文学译介活动只有遵循传播规律才能达到良好的译介效果。在传播学观照下,中国文学"走出去"应遵循译介主体模式,即最好选择形象好的目的语译介主体并充分发挥各自的能动性,共同作用以促进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寒山诗和《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的成功译介表明传播学视阈下的译介主体模式具有较强的有效性,可为促进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参考。

“中国形象”的书写与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从《一地鸡毛》英译本谈起

"世界需要通过文学观察中国,中国也需要通过文字来展示自己的真实形象",伴随着中国作家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步伐,"世界阅读中国的时代"已然到来。然而,在"世界阅读中国"的迫切诉求之下,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却步履维艰。这其中,翻译所扮演的角色同样耐人寻味。基于此,拟以当代作家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的英译过程为考察对象,探讨"中国形象"的书写以及中国文学"走出去"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的诸多问题,提出"零度翻译"的概念,同时关照译者模式选择的相关议题。

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介模式再思考——兼谈葛浩文英译《生死疲劳》

中国文学"走出去"是当今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热点议题,如何走出去,翻译家的翻译活动是其关键。葛浩文英译莫言作品,从文本选择、读者中心和文化调适三个方面体现出译介模式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作用。谙熟中国文化的海外汉学家与优秀中国译者互为补充的译介模式是现阶段的理想选择;译者应根据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不同阶段以及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可接受程度合理调整译介模式。只有在译介模式和翻译策略之间找到"支点"才能承担起中国文学"走出的"的历史重任。

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之系统建构

中国文学"走出去"不只是某一个要素问题,而是要素间综合作用的合力问题,是环环相扣的系统问题,是有形系统与无形系统间相运作的问题。要想让中国文学早日走出去,就要注重整个战略系统的建构:不仅要对有形系统中的原作、翻译、传播、接受环节进行着力打造,同时要注意对无形系统进行建造。

受众视角下的中国文学“走出去”——以《离婚》和《四世同堂》的翻译过程为例

以20世纪四五十年代老舍两部作品《离婚》和《四世同堂》的翻译过程中反映出的普遍性翻译策略为启示,从受众需求的视角分析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现实性与迫切性。提出了在推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应将受众的需求放在首位,阐述了适用于当今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普遍性翻译策略,对于提炼围绕受众的有效翻译策略,提升中国文化传播效力,提高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界的话语权,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莫言文学作品日本传播及其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启示

莫言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其作品已被翻译成50余种语言,200多个外文版本,在世界上广泛传播,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个成功范例。在莫言作品的诸多外文版本中,日文版本是最多的,莫言的几乎所有重要文学作品都被翻译成了日文,在日本得到广泛的传播与认可。莫言文学作品在日本的译介大致经历了发端期、发展期、繁盛期、成熟期四个阶段。莫言作品本身的文学魅力、优秀日文翻译家的出色译介、作品电影化与国际获奖、毛丹青的“穿针引线”等是莫言文学作品在日本成功传播的重要因素。莫言文学作品在日本的成功传播,对中国文学“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要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要为合适的作品找到最适合的译者,要推进优秀文学作品影视化,要有优秀海外文学代理人助力。

翻译伦理视域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探析——以葛浩文译《红高粱家族》为例

近些年,我国政府大力倡导、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如何"走出去"一直深受学术界关注。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出很多有益见解,其中,通过文学外译的措施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意义重大。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译者在此过程中发挥着主体性作用。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只有遵守一些翻译伦理与规范,才能使译文符合目的语语境的伦理要求,受到目的语读者的欢迎与接受。本文以葛浩文译《红高粱家族》为例,探讨翻译伦理问题,对指导中国文学外译、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颇有参照价值。

葛译本《红高粱家族》的译介模式及其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启示

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使得中国文学海外传播问题备受瞩目。纵观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接受效度和艰难历程,翻译届和学术界围绕翻译文本的筛选和翻译策略的抉择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有鉴于此,莫言小说的译介模式理应成为翻译界在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中值得借鉴和探究的共识。

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介模式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翻译为例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本质就是输出我国的文化信息,以得到其他国家的接受与认可。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世界能够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因此,中国文学想要实现“走出去”,翻译工作是重中之重,也是关键的因素。译介学认为,翻译并不是纯粹的语言转化为语言,也并非是简单的字对字的转化,而是以所生活的社会背景进行文化信息的交流,这种社会背景是有巨大的差异性,所以文学译介从翻译到出版的各个流程都会面临巨大的文化差异带来的困惑。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战略目标除了涵盖对文学翻译的研究以外,还要考虑翻译出的文学作品在其他国家具体的传播情况和被接受的程度。本文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翻译的作品为例,探索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模式研究路径。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者两难的困境

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作品普遍被西方读者漠视的背景下,作为译者面临两难的困境:一是译者本土化问题,译者汉语为母语对译本语言的影响造成译本在西方读者中接受度不高;二是中国文学存有是否要为了迎合西方文化而对原作改写的焦虑。为了实现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目标,译者必须摆脱以自我文化为中心的态度,加强国际合作,在推广中国文化的同时,建构自我文化形象。

“一带一路”语境下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翻译路径研究——以葛浩文英译《狼图腾》为例

"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连接世界的通道,中国经典文学如何在该语境下"走出去"成为国内学术界关心的焦点。中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差异,跨文化阐释为异国之间文化交流的"互联互通"提供了有效的途径。翻译作为跨文化阐释的一种特殊形式,不仅是语言的转换,也是文化的选择与变异。建构翻译的跨文化阐释模式,既有利于源语文化的传播,又有利于顺应目的语读者的认知及文化心理。本文拟结合安贝托·艾柯阐释学中的动态阐释循环圈理论,尝试性地探究葛浩文版的中国小说作品《狼图腾》的英译路径,旨于为中国经典文学"走出去"提供一种跨文化阐释式的翻译路径参考。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汉学家模式之反思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提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迅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但在"应该由谁翻译"的问题上,国内大部分专家倾向于依靠汉学家模式。汉学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难以克服的问题。文章试图从汉学家模式译本入手,对汉学家的翻译情况进行分析,并针对中国文学外译的现状提出改进建议。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中国文学“走出去”——以《西厢记》两英译本为例

《西厢记》熊式一译本和许渊冲译本各有千秋,但熊译在英美文化系统中的接受度更高,已经"经典化"。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来看,造成这种接受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熊译虽然语言维上的适应度低于许译,然而充分考虑了读者需求,适应了一战后英国文化系统中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因素,同时借助了外国出版社在本土的优势。因此,为促进中国文学"走出去",我们要时刻关注目的语读者的审美需求,选择具有世界性和当下性的文本,充分考虑译入语文化系统中的诗学传统,采取最适合译文语言形式的方法保留文本的文化特色。同时,加强与国外出版机构的合作也会为译本提供更为成熟的传播渠道和宣传手段。

中国文学“走出去”:翻译模式与出版宣传——以莫言作品英译为例

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下,中国文化"走出去"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中国文学,其"走出去"之路却始终步履维艰。本文从译介学角度出发,以莫言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为例,探讨文学译介活动中的翻译模式和出版宣传,以期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一些启示。

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文学“走出去”模式

近年来,中国文学在全球性境遇中寻求着对外译介的突破,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策略应运而生。在多元系统理论中,文学的成功译介远非只是原文与译文间的等值问题,而是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本文通过考察"寒山诗"、"赵氏孤儿"在国外的经典化,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探索可供借鉴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