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学与图像关系叙论

在中国文学与图像的关系史上,汉代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其帝国图式的构建、天子礼仪的形成、物质形态的拓展、象数思维的特征、德教传统的确立,为其文图关系的背景;天人感应的文化模式以及神仙、历史、名物三大传统,又为其文图关系的构成;而汉代礼制的呈现,可谓其文图关系的表述核心。特别是作为一代文学的"汉赋"与一代图像的"汉画像石",因其特定时代征象,堪称汉代文图关系的聚焦,值得阐发与思考。

政治美学的两张面孔——论“翻身”叙事中文学与图像的互文性

文学与图像对"翻身"的反复叙述,在现代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艺术现象,也是文学史与美术史中独具特色和颇具影响的部分。文学与图像在"翻身"叙事上有颇多相互转化、相互阐释之处,呈现出明显而特殊的互文性。"翻身"叙事的文学和图像呈现出高度同质化的特征,在文学和图像营造的"包围式结构"中,地主都是一个中心化的存在。文学与图像都着力构筑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都因其中潜藏的宣泄-抑制-疏导机制而呈现出别样的艺术张力。"翻身"叙事的文学和图像,都被一种强大的政治美学法则所统摄,这使得文学与图像均成为这一政治美学的形象化表征。

论明代“文学与图像关系”理论的问题域及其意义——以“诗画关系”为中心

＂诗画关系＂当属明代＂文学与图像关系＂理论的考察重点。就明代＂诗画关系＂而言,诗歌对绘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命题＂与文人性。在＂诗画一律＂的传统中,诗歌与绘画的互文当属显性的主流,纵然这种互文难掩程式化的倾向。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没有＂诗画异质＂的思想,因为关于诗歌＂可画＂与＂不可画＂的辨析,已经涉及语言符号与图像符号表意的极限问题。中国的＂诗画关系＂理论在明代便已走向完满与成熟,直到20世纪初才被注入新的活力。

文学与图像关系的理论建构及其符号学方法——评《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

作为新世纪的新学问,"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在过去二十余年间取得了长足进展。如果说赵宪章教授总主编、许结教授与沈卫威教授副总主编的八卷本《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堪称这一领域的恢宏史论,那么,赵炎秋教授的新著《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以下简称《研究》)则为学界呈现出极具原创性与本土化的基础理论。

文学与图像:晚明江南名士李流芳画跋综论

在题跋的文体价值得以阐扬,诗文书画形成合流的晚明社会,江南名士李流芳水准甚高的画跋创作无疑具有范型意义。画意摹写是李流芳画跋的首要特色。他不仅以彰显、发明画中的固有意蕴为能事,更以文字为画面之补益,善写画外之音。画理阐析为李流芳画跋的另一特色。他深解绘事,故常借画跋以申说对于画理的体悟与见地,包括关于绘画核心价值追求的认知,绘画功能的言说,以及围绕学古与自创、绘画与诗歌、绘画与读书三对关系的解析。本事记录亦为李流芳画跋的鲜明特色。所记诸本事中,有许多关乎画家、求画者及藏画人之间的画缘轶事,揭示出中国传统绘画在画家与鉴藏者的互动中,在诗文书画合璧的文化格局中,有序传承,流披后世的基本样貌和内生动力。在李流芳的画、跋当中,还存在着题跋文字与画作时空交叠这一近世文人画的互文性特征,此项连同李流芳画跋的以上三大特色,集中反映出晚明文人兼具诗文作家、书画家等多重文化身份,以及书写文化与视觉文化在近世社会,特别是在当时的江南地域和文人阶层中不断互渗汇流的时代动向。

“文学与图像关系”视野下的“形象思维”问题重估

作为诗学历史上重要的理论范畴,形象思维能够对当前复杂的"文学与图像关系"作出某些合理的解释,值得学界开展重估。在新世纪之初关涉"文学危机"的文化研究看来,图像较之文学的优势在于更加"经济"地认识世界,实际上这与"形象思维"所标榜的"节省智力"别无二致。但是文学并非为了节省智力,俄国形式主义就曾率先由此发难。通过梳理陌生化对形象思维的批判可以发现,什克洛夫斯基虽然只道出了语象的"不可见"与"不在场",但同时也隐藏着视觉中心主义的基本观念,即图像的"可见"和"在场"。因此,再现客体所呈现出的可见形象与"在场"假象决定了"眼见为实"的表意原则,这当是"图像时代"普遍的"形象思维"规律,以及文学图像化之势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

文学与图像:历史描述与理论建构

《上海文化》:您先后出版了多卷本《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以下简称《关系史》)和《文学图像论》(中、英文版),引起了文学界和艺术界的瞩目和轰动,围绕着这两部著作开展的各种研讨更是助推了有关“文学与图像”研究的热潮,首先请您谈一下这两本著作的主要内容和特点。赵宪章: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兴起的新论域,我称其为“新世纪的新学问”。

语图关系的文学史意义——以台港和海外华文文学作为考察对象

百年台湾、香港和海外华文文学中的语图关系渐渐进入了文学自身的流变中,反映出写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文学、流行通俗文学,甚至女性文学、乡土文学等文学形态的不同变化,也往往比中国内地文学更早地提出、实践文学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其意义和价值启发我们重视语图关系对于文学史叙述的意义和价值。

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初稿版的发现与版本研究

以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初稿版的发现为契机,开展其版本之比较研究。该文凡六版,五易其稿。自初稿至终稿,时间上跨越了半个世纪,写作和修订可分三个时期。早期形成的初稿以英文写作,与其他近现代学人一起,开启诗画关系研究新阶段;中期中文版问世,受滕固激发并与其呼应,亦与《谈艺录》相互参见;后期中文版修订与《管锥编》写作并行,二者美学与哲学思想亦互通。自初稿至终稿,打通新旧中西的初衷一以贯之,融汇学科门类的意识递次增进,议论分析愈见注重事物相反相成之关系。版本的递次修改,彰显个人学术之精进,也受时代风气和思想潮流的影响。

比较诗学视野中的叶维廉文图关系理论研究

叶维廉文图关系理论是其比较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开始建构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台湾的"诗画互文"潮流中,具有中西、古今、诗画媒介互参的比较视野和深入到符号表意机制内部探讨诗画关系的自觉意识。叶维廉一方面充分关注中国古典诗歌、绘画等传统艺术资源和当代艺术现实,另一方面将文图关系的讨论统一于"纯粹经验"的美学理想,以文图媒介的互相参照、批评方法的互为呼应为主要内容,为中国现代文图关系理论提供了丰富内容,书写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图像关系史的重要一页。

论吴永良插图版《祝福》的语图互文关系

文学插图作为语象文本向视觉图像外化与延宕的形式之一,在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吴永良作为"浙派人物画"的代表作家,创作了数百幅以人物造像为主并结合描绘情景的插图,营造出鲁迅笔下旧中国社会的时代气息。在吴永良插图版的《祝福》中,鲁迅笔下立体分明的人物形象刻画和生动真实的生活场景描写使语言向图像的转化成为可能;有意味瞬间的选取和视角的融合体现吴永良创造性的同时,使语图之间达到共生状态;文在图内的配置方式和插图元素的增添与遗漏构成了图文互释的语图关系,三种语图转换方式层层递进,令《祝福》的情感意蕴得以升华。

《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

该丛书探讨中国语境下文学与图像的关系,旨在基于文学史和艺术史上的史实,描述从先秦至清代不同时期的文图关系及其演变过程,梳理二者间的学理关系。该丛书以历史时期划分卷册内容,共八卷十册,分别为先秦卷、汉代卷、魏晋南北朝卷、唐代卷、宋代卷、辽金元代卷、明代卷(上、下)、清代卷(上、下)。

意象、声音及其图像呈现——《秋声赋》与《秋声赋图》比较研究

宋代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承前启后,体式众多,赋是其重要组成。欧阳修晚年所作《秋声赋》即为宋赋经典。该文以秋声为核心意象,摹声、状形、抒情,实为欧阳修暮年心境的写照。历代有不少绘画作品以此赋为主题,将秋声付诸图像。这些图像虽立意不同,构图也有差异,然皆成功将文章意象转化为图像语汇。对《秋声赋》及《秋声赋图》作比较研究,能够更好地分析艺术作品中文字、图像和声音的转换与感知,以探索文、图、声三者间的互动。

绘画东传与古代日本的文化受容——“书籍之路”与绘画

在中日"书籍之路"上,流通传播的不仅只是以汉字为媒介的书籍,还包括以图像为媒介的绘画作品。遣唐使、入唐僧及赴日"唐人"携带的除书籍以外,还有佛画、屏风等。十二世纪至十四世纪,通过僧侣携带及商船运输,出现了中国绘画东传的高峰。中国绘画融入日本成为"唐绘",从文学直视图像,可以发现日本"汉文学"与"唐绘"的发展呈现出相辅相成的关系,平安时代的屏风诗、五山僧侣的题画诗都是以"唐绘"为媒介而产生的;从图像反观文学,绘画欣赏中的"和汉并立""和汉搭配"在文学上则表现为"和"与"汉"两大文学体系的并存及复杂的互动关系。打破文学与绘画的藩篱,会发现平安时代对"本文"的摘取、对诗歌的"摘句"与中世日本对中国画的裁剪、摘选虽分别是对"文"和"图"的摘选,但方法同出一辙,是古代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

凌叔华《古韵》插图中的自我认知

凌叔华是五四时期重要的女性作家、画家,她出身官宦之家、书画世家,自幼习书学画,才华横溢,与林徽因、冰心一起被称为"文坛三才女"。《古韵》是凌叔华的自传体小说,小说中的插图由凌叔华本人绘制,她将文学与图像紧密结合,以文释图,以图解文,形成一种图文相互对照的关系,图中流露出她对自我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