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团与文化机构合作的范例——重识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在经济与文学的关系中,经济基础决定着作为特殊意识的文学已成为常识,但是,文学对经济的能动性往往被研究界所忽略。在许多时候,文学并不是消极的被经济所决定,如文学研究会在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性。在商务印书馆从诸多方面影响了文学研究会时,文学研究会也一直主动借用商务印书馆的力量发展、壮大自己,当商务印书馆妨碍文学研究会实现自身的宗旨时,文学研究会则努力突破束缚。双方长期合作,是双方成功平衡各方利益和诉求的结果,在双方冲突、妥协、磨合的过程中成功平衡了经济与文化、政治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冲突。双方形成了既独立自主,又相互借重、制约,形成均势的复杂关系。这是在现代文学市场中形成的现代文学与社会资本之间的新型机制。这种新型机制作为民国文学机制的一部分,是研究者触摸民国文学历史脉络、探究中国文学现代化规律的一个窗口。

“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式”圆桌论坛

2024年5月24-26日,“地方性与世界性: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译介与传播”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办,25日下午设置了“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式”圆桌论坛。原计划1小时的对话一经展开,思想火花的碰撞便让现场的气氛迅速升温,专家之间的辩论让原本文质彬彬的会场充满张力与强度。现将记录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文学史上的“跨界”现象与文学史的学科边界

文学与哲学的“跨界”、文学与史学的“跨界”、文学与艺术的“跨界”,构成了文学史上三种主要的“跨界”现象,哲学史、史学史、艺术史、文学史等因而有不少共同的关注对象。在“跨界”现象的编纂处理中,文学史的学科边界以两种方式清晰地呈现出来:首先,中国文学史是否给予一个历史人物较多篇幅,依据的是其文学史地位,而不是哲学史、史学史或艺术史地位。其二,文学史面向历史上的文学活动,而哲学史、史学史、艺术史等面向历史上的哲学活动、史学活动或艺术活动,它们有不同的知识体系、不同的描述重点、不同的评价尺度。

新时期文学史料编纂与“十七年”作家的历史评价——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兼谈现实主义再认识问题

在近些年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渐成气候,并向时段、地域、形态、传媒等全方位铺开之际,有一套研究资料似乎有必要引起关注,即1978年提出设想后陆续出版,一直延至20世纪90年代末才结束,总计有近90册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套集体合作的大型丛书,不仅对后来的史料编纂及其批评和研究产生了影响,而且其本身就具有重要文献史料价值。

性别: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纠葛

自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被引入国内以来,关键词研究一度成为文学艺术研究领域的一股热潮:以“关键词”直接命名的各种专著有三四十余种,其中不乏《西方文论关键词》《文化研究关键词》等名作,以此命名的各类专栏与译著更是不胜枚举。然而,不少研究仍停留在词典编纂式的研究阶段,从知识论的角度来梳理特定词源的语义源流和古今演绎,尚无法呈现词语背后生活与思想的复杂流变。

论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研究的互文性

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关系密切,主要体现在民间文学资源与儿童文学读本、儿童文学创作的关系方面。在现代学科发展史上,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与儿童文学研究都发端于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学科间互文共建的基础。虽然作为两个独立发展的学科具有学科分野,在现代学科发展的一定阶段阻碍了互文共建,即儿童文学学科重点关注作家文学作品,而民间文学学科重点关注中下层文学,在中国建设民间文艺学,贴近民众的生活和文化,成为民俗学研究的一部分。但是,从两学科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趋势看,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互文共建势在必行。一方面,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者需有意识地加强两个学科的互文共建,共同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相互借鉴,共同促进跨文化对话,讲好中国故事,为提升文化软实力作出应有的贡献。

略论文学研究中的文学观

文学观是对文学最基本的认识,虽然没有绝对标准的文学观,但深刻、独立和稳定是一个衡量研究者文学观的重要标准。文学观对文学价值判断、文学史认识和研究方法选择都具有重要意义。文学研究者需要丰富的人文知识和人生体验,需要循序渐进的理论素养,还需要大量的文学作品阅读,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和西方文学经典的阅读积累。只有感性与理性结合,阅读与思辨相融,才能形成深刻而独立的文学观,为文学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石。

“本土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本土化与中国学术研究转型”这一命题的问题意识非常明确,即在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从本土化的立场、视野、方法进行学术研究,开拓学术研究的空间,建立学术研究的“中国范式”。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应重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的关系,因为在国别联系日益深入的今天,“本土文化”与世界必然发生深刻的关联。本土化作为学术研究的立场、视野和方法,落实到具体的学科,关注的问题会有所差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中,我想通过两个问题对“本土化”作一讨论。

百年曹操文学研究史的学术启示

学术研究建立在文献与学术史两种根基上。学术史既是原始文献的再度解读,又包括理论建构的研究前沿。回顾百年曹操文学研究史,不仅可以熟稔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的理论重构,重新认知历史上曹操“外定武功”的真实人生、“内定文学”的审美价值,而且可以在历史研究的曲折过程中发现历史人物的权力与道德的悖论存在、意识形态的时代与传统的二元张力、文化思潮的立新与破旧的“批评焦虑”以及文学研究的印象与整体的不同认知。通过历史研究重新发现历史,才可能在理论观念上有所突破,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从而建构一种新的研究模式。

文化多元视域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评《鲁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中国当代文学在吸收外来文化元素的同时,也需要在本土文化的根基上找到新的生长点。这就要求研究者与教育者既要有国际视野,又要有本土情怀,能够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准确地把握和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性和价值。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书,对此作出了很好的回应。作者对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了个案分析和综合研究,为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带来了新颖的视角。

作为方法的“典型现象”——钱理群文学史研究的实践与启示

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是钱理群学术研究的重镇,他在文学史研究与写作领域进行过多种形式的实验。“典型现象”研究作为一种方法,受到鲁迅与王瑶的启发。“典型现象”研究是钱理群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基本方法,呈现了钱理群对文学史认识与把握的独特理解。作为一种方法论,“典型现象”研究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研究的问题与路径——从《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谈起

在中国文学研究学科体系中,古代文学部分对文献史料重视度最高,近现代文学部分次之。而在当代文学部分,不少学者持有隔代修史的观念,因而对文献史料重视度相对要低一些。不过,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体系的日渐成熟,学者们也在不断强化学科的文献史料建设。在唐沅先生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吴俊教授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等现代文学史料成果出版之后,张光芒教授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下文简称《汇编》)2023年8月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汇编》的编辑出版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大工程,也是一件大善事。

体例谨严,求实出新——评《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研究》

魏晋是文人文献整理的繁荣时期,各类型的文献整理蔚为大观。与之前的文献整理相比,魏晋文献整理的文学色彩较为浓厚。作为一种文化活动,文献整理和当时的文学创作有着互动共生的关系,双方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张振龙教授等所著《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研究》一书,对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是一部魏晋文学研究的力作。

丝绸之路行记文献的研究范围、认识意义与文学价值

丝绸之路行记文献是丝绸之路西行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西行文献是研究中国西北地区历史文化和文学的珍贵资料,由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两部分组成。其中,出土文献以简牍、敦煌文书和吐鲁番文书中的西行资料为主,传世文献则以西行记为主。丝绸之路行记文献涉及西北地区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文学、军事、民俗、天文地理、山川物产等内容,多角度反映西北地区的历史变迁、自然和社会风貌,蕴含着丰富而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些地方性知识和图景的书写与记忆,拓展了作家的想象空间和创作情境,丰富了文学表现的手法,完善并确立了行记文体的写作范式,重绘了中国文学地图,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文学价值。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去熟悉化”的若干思考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问题和方法,但需要以“去熟悉化”的研究对现有经验进行再陌生化处理,反思、质疑、修正文学史建构和文学批评中已经累积的成果,特别是文学研究中习以为常的观念、方法、逻辑和论述等。“完美理性”推测“有限理性”、文学史发展脉络、文学史结构以及整体性论述等问题尤其值得重视和讨论。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比较文学的边界、跨界与界域融合

当今学界对新文科的讨论方兴未艾,目前学界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对新文科提出的背景、要义及具体展开路径等方面,总体说来略显宽泛,与具体学科的深度融合明显乏力。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当代比较文学研究出现了跨界融合的新特点,在学科内部呈现出与翻译学、伦理学、地理学、生态学、法律学、植物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无疑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边界并丰富了当代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也形成了新的学术创新生长点。从新文科视域重新审视比较文学学科,发现其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交叉和融合已经成为当代比较文学的重要特色。一些新的命题、研究领域的出现,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原有的学科边界并形成学科内部及外部的深度融合。同时,一些新兴的研究范式开始呈现,如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等促使文学与地理之间的跨学科融合,利用大型数据库对传统文论的重要概念和流传路径进行深入研究,在中外卷帙浩繁的文献中厘清术语的渊源及跨国流传与变异研究等。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比较文学的传统边界发生了变化,在研究方法、内容与范畴上形成了新的跨界研究及界域融合的特点。

学术史视角下的客家民间文学研究

客家民间文学作品需由空间地域、时间线性、讲述者与讲述内容等四个要素来界定,客家民间文学研究的边界也由此而确定。客家民间文学研究伴随客家历史文化研究而来,总体而言起步晚,除客家歌谣取得重要成绩外,客家神话、故事传说、民俗言语等方面的研究很薄弱,成果较少。客家民间文学研究有其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其研究视角多样化,重视从历史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展开,有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已形成补正史之不足、闽台比较研究、民俗实证研究等学术范式。

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时间起始、空间场域与参照性问题——基于“年代学”的一种思考

九十年代文学在当下日益明显地受到重视,以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但真正按照年代学理论对之进行探讨的,似尚未有之。本文据此,从时间起止、空间范畴和参照性等方面展开考察,其意是想从最基础和最基本问题切入,来表达对如何规范和推进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想法。而这些研究,不仅具有学科自律的意义,而且也内在地蕴含了对九十年代文学的整体判断及其对九十年代性的理解。因此,应该有必要引起重视。

“新文科”背景下的英美文学教学研究——评《英美文学素养培养与教学研究》

“新文科”是美国希拉姆学院为了将新技术与老文科相结合而提出的概念,它强调跨学科融合、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和批判性思维的培育,在此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改革势在必行。由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出版的《英美文学素养培养与教学研究》一书,正是作者高瑞芳对“新文科”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回应与探索。该书从英美文学的概念、特征、分类和历史发展入手,深入研究了英美文学教学与学生素养培育的意义、关系与方法。

作家文论与诗学探索——论“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建设新路径

在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背景下,以刘文飞为代表的斯拉夫学研究者正在推动“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建设。学派建设离不开理论,不是个别的理论观点,而是成体系的学说,任何学说通常可简化为一定的理论核心,学派围绕这个核心不断发展壮大。本文梳理文学理论的命运及其特色,借鉴英美“批评理论”观,提出“作家文论”概念,认为学科化与职业化使得古已有之的、以文学本体为导向的诗人谈诗或作家论文学边缘化,作家文论则可为研究者在新的语境中重返文学本体、为国别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建设提供可能的核心理念。具体到俄罗斯文学研究,至少可采取两种路径:其一,俄罗斯作家论文学的言论是作家文论研究的宝贵资源库,其所蕴藏的作家有关文学创作的大量理论思想有待我们去系统发掘;其二,当代文论研究者也应该学习诗人谈诗或作家论文学的运思方式和言说方式,努力探索“实践诗学”,一方面可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兼容提供视角,另一方面可用作家语言丰满文学理论的身躯。作家文论不一定是建构“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最恰当的理论核心,却对世界文学研究行之有效,所以不妨给它一个“试用期”,或可围绕此核心开创有别于国外斯拉夫学话语体系的新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