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位不再?何种地位?谁之地位?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常说,且往往夸大其词地说,人文科学——尤其是文学——已失去了象征性地位。这一悲观的立场认为,我们将无路可退——仿佛我们位处著名的"历史的终结"时刻,一如福山在柏林墙倒塌后所预见的那样。我建议以更深刻的历史洞察力来看待这个问题,并考虑到对地位(无论是获得还是失去)的讨论往往出于一个视角、一种立场,其性质也关乎我们作为观察者和读者在文化上处理的文学百科全书。因此,我讨论了所谓"地位不再"的性质,以强调它根植于将文学作为首要的民族的表达这一理解。然而,如果我们采取其他立场,这一讨论的问题性质就会发生有趣的变化。然后,通过强调损失往往意味着转化,我继续讨论"归属形式"对于理解文学和人文学科的象征性质的关键作用。我们应该考虑到知识和文化资本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有助于我们理解周围的诸多实践领域。总之,我们应该将所有困扰我们领域的"终结"和"死亡"予以相对化的处理,因为它们认为文学注定会成为一种文化和象征意义上的损失,或标志着注定消失的过去。

清初“词史”观念的确立与建构

陈维崧提出的"词史"理论,借鉴了宋代以来关于"诗史"的理论探讨,适应了清代词学复兴的大趋势,同时也成为清代词学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及时总结了明遗民的创作经验,将词赋予存史与补史的意义,富有现实的思考,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史学文化观。和以往词学的发展相同,这一理论也是向诗学中寻找资源,但却与当时诗学的探索同步发展,使得词学原本滞后的状况得到改变,也使得词进一步在整体意义上具有了更深厚的抒情诗内涵,因而具有崭新的时代特点。"词史"理论不仅顺应了清初词坛尊体的大趋势,而且试图反思历史,对宋元之际的词创作、特别是以《乐府补题》为代表的宋遗民创作细加体会,在"后补题"的唱和中开拓出新的风格。而清初大量的以文为词的现象,发扬了苏轼、辛弃疾的创新精神,则与这种理论互相呼应,成为它在形式上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