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与文学之争”对盛唐前期诗坛之影响

唐玄宗开元时期朝廷中的“吏治与文学之争”,在武则天时期已初露端倪。“吏治”派主张用“吏干”之才,不重视官吏的文学才华;“文学”派提倡用“文学”之士,将文学创作才能视为选拔官吏的必备条件。狄仁杰、姚崇、宋璟等是“吏治”派的代表人物,上官婉儿、张说、刘幽求、张九龄等是“文学”派的代表人物。“吏治与文学之争”,不但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随着两派势力的交替上升,轮流执政,盛唐前期的文学创作倾向及诗风也呈现出相应的变化。

梅瑴成对江永:《翼梅》引起的中西天文学之争

本文研究由江永《翼梅》(又名《数学》)一书引发的关于中西天文学的争论,详细说明了江永与梅文鼎之间的不同学术观点,分析了江永与梅成之间的争论以及钱大昕、阮元等人对江永的批评,认为这场争论的要害不在学术问题上,而是有其政治的、社会的和个人的背景。

胡适与辜鸿铭:两代“海归”之间的语言文学之争

作为"五四"白话文学及新文学运动之初所发生的"文"、"白"和"新"、"旧"之争的一部分,胡适与辜鸿铭之间文学与文化的分歧,从表象上看,集中于他们对中国文化与文明的现代化途径与方式的不同认识上。但其焦点,却在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本质性理解和现代价值之评价上,在于他们对文化与文明的真正涵义与基本旨归的认识与实践方式上,在于他们对传统道德理性与现代科学理性彼此在现代思想、学术与精神生活领域的冲突与如何协调平衡上。

《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的跨学科认知

统编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教材中选入了《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这一课文,其同时存在文学属性和科学属性。当文学与科学同时呈现在学生面前的时候,学生所感受到的自然就不再是纯粹的语文知识,同时还有物理知识;学生所体验到的不仅有文学常识,同时还有科学常识。能否在传统的文本解读语境中纳入跨学科解读,很多时候取决于跨学科解读的旨趣与收获能否真实地呈现在学生面前,能否给学生认知带来新的拓展。跨学科解读使我们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因而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要抓住一切跨学科解读文本的契机,以优化学生的语文学习体验,为语文教学开辟出更适合学生学习需要的道路。

德国“文学之争”争论了什么?

1990年 6月至 1992年底 ,德国文坛爆发了一场“文学之争”。争论由德国著名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的中篇小说《将会怎样》引起 ,真正关涉的却是德国作家与国家权利之间的关系、德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以及统一后德国文学批评的话语权。

跨学科视角下的《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解读

《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选自《科学史十五讲》。科学史本身有着科学和历史的属性,因此,我们如果从语文的角度来认识其中的文章,可以看到其知识性的一面;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其中的文章,则会自觉地将相关内容与具体的科学知识联系在一起;而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其中的文章,又会看到其中的历史表述以及历史研究方法。教师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帮助学生形成跨学科视角,这样学生在后续的求学过程中即使不选择科学史课程,也能够从科学与历史维度对科学文本进行解读。

“东洋文明”之现代性及其抵抗——再谈台湾新旧文学之争的文学史意义

台湾知识分子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自发和自律的汉语文改造与新文学运动,通常被定位在五四新文学的延长线上,殖民地的特殊语境尚未得到充分阐释。本文尝试以“旧文学”与“东洋文明”在殖民主义下的同构机制为切入口,重新解读汉语文革新时期的新旧文学之争,在民族、国家、文明的多重维度上,再定位以白话文为核心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文学史意义。

文学经典之争向文学研究回归的迹象

1970年代兴起的"文学经典之争"让人发现了文学经典背后的文化问题,推动了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向,但其偏于文化研究一端的缺失导致了向文学研究回归的新动向,这种迹象在1990年代参与争论的几位代表人物那里已显露端倪。约翰·杰洛瑞、哈罗德·布鲁姆和乔纳森·卡勒都表达了在经典建构问题上回到文学和美学、保持一个文学和美学焦点的诉求。而他们的共同诉求又隐含着某种内在的逻辑,正有助于推动"文学经典之争"趋于一种合理的解决途径。

求真辨伪,求实慎取——《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石钟山记》整合阅读教学设计

《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和《石钟山记》分别属于不同的学习任务群,却都传达了古人求真辨伪、求实慎取的精神。基于《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关于选择性必修的教学要求,本文整合这两篇不同文体文本的阅读方法和情感体验,在具体语言情境中引导学生感受和理解先贤“求真求实”的精神,并由篇及类,探究自然科学论著与文学作品不同的表达方式和写作目的,增强学生的文化理解力。

课文的关联开发何以成为可能?——以《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石钟山记》整合阅读设计为例

本文以张晓毓老师的《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石钟山记》整合阅读设计为例,探讨比较阅读的学理性,回答为什么比较阅读可以进行;通过分析课例发现,主要是可以探讨两篇课文的异同点,且相异点的讨论应该以相同点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再分析如何作整合阅读,为此探讨了一主一次的教学策略、积极开发学习支架的学习路径等,为老师们提供教学参考。

晚清经学今古文学派释“经”差异考

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晚清古文经学家用＂通名说＂释＂经＂之义,谓一切古书皆为经。与之不同的晚清今文经学家则以＂专名说＂释经,谓＂经＂专指孔子所编之书。今文经学家以微言求通经致用之道,欲应时代之大潮而奋起改革。古文经学家则默然承继汉代经学传统,训诂考据,引经学至学术实用之途。古今文经学家释＂经＂之差异,皆因对孔子及经典之看法有别。一、释＂经＂之异——＂专名说＂与＂通名说＂晚清已然有经今古文学之争。

从唐代党争看早期科举制存在的弊端

科举制是研究唐代历史极其重要的一个问题,此前已有一些学者将牛李党争和唐代科举结合起来考察,但极少将玄宗时期的吏治与文学之争同牛李党争结合起来探讨。将吏治与文学之争和牛李党争结合起来探讨唐代科举制存在的弊端。认为唐代作为科举制创立的早期阶段,主要以文学取士,存在诸多的问题:第一,文章写作能力不同于治国经邦之道,拥有极高文学修养的人未必能很好处理实际政治运作中的各种问题;第二,以文学取士,存在忽略道德的问题;第三,唐代科举中存在的请托行卷风气与科举中形成的座主门生及同年关系极易形成朋党。到了宋代,通过对行卷的禁止,糊名誊录和锁院制的创立,殿试制度的实行及以经义代替诗赋等措施的实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唐代科举存在的种种问题,促使科举制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宋代党争性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

论中唐政治中“士的超越性”的危机和希望

该文着重探讨中唐政治中“士的超越性”的危机与希望。认为“士”能否认定自己的文化优势是其保持“超越性”的关键。中唐的“士”陷入功利习气之中,从而给“士的超越性”带来了危机。始于初盛唐之际的所谓“文学与吏事之争”在中唐继续展开,其实质是“士”自发地捍卫自己的文化优势。以韩愈为代表的“新儒”用道德形而上学去建构和巩固“士”的文化优势,从而揭开了“士的新自觉”的序幕。

进化论文学批评与文学伦理学视阈下的理论之争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达尔文传记产业的兴起,达尔文思想遗产的当代意义及其文化诠释成为文化研究领域的新热点,而文学与达尔文主题的关联性更是引发持续讨论。本文围绕近年兴起的达尔文主义文学研究,聚焦于文学达尔文主义及进化论文学批评与后现代语言、文化理论之间的分歧,并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出发,运用伦理选择与伦理教诲等概念,从生命观照层面重新考察存在、人性、伦理等命题在进化论语境中所引发的全新思考和讨论,从而进一步揭示达尔文理论在文学批评领域的阐释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