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自由——文学之用之一

文学之用关乎人的精神自由而非肉体性生存。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整体性对个体性的压抑,文学就是站在个体的立场上,为那些自由受到限制的人发声,为个人意志正名。文学维护人的精神自由的功能,一方面体现为揭示群体规则对个体利益侵害的实质,一方面鼓励人的创造精神,激发人向远方发展的冲动,从而为自己创造最大限度的精神自由空间。

批评的冒险——读菲尔斯基《文学之用》

假如单看书名,坦率地说,《文学之用》(Uses of Literature,Blackwell,2008)一书激不起多少让人阅读的兴趣。众所周知,有关此一话题的言说,中外文艺理论史上早已汗牛充栋。旧调重弹,难免落入"卑之无甚高论"的境地。而且,与那些持续转换的时髦文论话题——新引入的理论家或新开辟的研究领域——相比,"文学之用"的确显得太过落伍。既然如此,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这位《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杂志的前主编,何以于此长篇大论?意欲何为?或者说,她针对文论界的什么现象发言?十多年过后,译介这本书对中文学界,又有怎样的启发或借鉴意义?

文学之用与作家良知——以《马嘶岭血案》《那儿》为例

文学是对人的精神和心灵的抚慰与引领,是为了让人获得向上、向善、向美的力量;作家是真理的追求者,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叩问者,是现存价值的怀疑者、批判者。《马嘶岭血案》《那儿》显示了文学的真正价值与作家的可贵良知。在一些知名作家丧失了真诚、良知、责任感与艺术创造力的时候,陈应松、曹征路这两个在当代文坛并不出名的作家,通过这两部作品,显示了他们的良知、追求与创作实力,并为文学赢得了自尊。

重申基本常识:文学理论须有文学之用——也谈“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

2004年,《中华读书报》以《文学理论死了?》为专题,刊发了高建平、金惠敏和刘方喜三位学者的文章,探讨文学理论的危机与出路。其中,金惠敏指出了一条让文学理论获得“大解放”的路径:建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且让其“帝国化”,成为一种“元文学”(1)。其后,断断续续,他还发表了系列文章,继续推广这一主张。在新冠疫情反弹的2020年年末,他还组织了一次线上会议,对其进行专门探讨。旋即,他又在《贵州社会科学》主持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专题。

自我、世界与文学--评《文学之用》

文学危机四伏的境况在当下已经显而易见: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取代了纸质书本,文学赖以生存的媒介被日益消解,而快消时代的互联网更是难以接受缓慢、持久的工艺存在,人们在多巴胺和肾上腺素的挟持下不得不接受海量碎片化的即时信息的奴役,本该与文本进行对话的读者成为铺天盖地的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同时在后现代话语体系中,文本被各种主义解构成碎片,“文学文本”变得模糊暧昧,难以定义,对文论的研究远超文本本身;仅存的文学批评似乎就是为了斥责社会痼疾:西方霸权、男性话语、殖民主义……对于文本所带来的最直观、最朴素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愉悦则变得鲜少有人问津,而如果要应对文学当下的危机,也许正需要回归文学最为基础的职能。

文学“之用”——对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的思考及教学践行

针对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受外语语言的"工具性"的冲击及"有用乃大"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而被"边缘化"的现象,从英美文学课程与学生的专业学养、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三个方面论述文学"之用",并在教学实践中提出相关的对策和方法,重点是以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凸显文学的"实用性"。

祛魅时代的审美体验——菲尔斯基论阅读的多样面向

我们生活在一个热衷于“祛魅”的时代,技术的进步和现代性的冲击致使文学的原始力量变得模糊。要应对文学研究的困境,最好的方式是重新关注阅读过程中最直观、最朴素、最古老的审美体验。读者与文学的相遇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任何对终极和唯一的穷追不舍都是对文学的多样性特质的抹杀。芮塔·菲尔斯基在《文学之用》中试图直面读者与文本的相遇时刻,直面阅读活动和审美体验的多样面向,抛弃对终极概念的追求,找到文学之“用”,找到这种独特的审美体验及其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