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传》“断层”后“艺术”内容迁移《文学传》《文苑传》

《北史·艺术传》以后的新旧《唐书》变更了“艺术”的概念,该类传是为《方技(伎)传》,看似《艺术列传》形成一个“断层”,究其《艺术传》的内容转移或隐移在其他《传》和《志》中,成为另一种并行的方式传承艺术内容。最为直接的是《艺文志·子部》用了“杂艺术”或“艺术”,包括《文苑传》《文学传》《文艺传》中绘画、书法,以及《音乐志》《乐志》等有关音律的脉络,为《清史稿》重构《艺术传》奠定了宽广的艺术内容,展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本来面貌。

梁、陈二史《文学传》之转捩及其意义

正史《文苑传》这一体例创始于范晔《后汉书》,《梁书》、《陈书》中均设有《文学传》,其中《梁书.文学传》纳入传主二十四位,《陈书.文学传》纳入传主十四位。较之前史而言,梁陈二史对梁、陈文人的记载更广泛、更集中,例如《文学传》中史传人物数量明显增多,史传人物的选择标准发生了变化,史传人物文集的辑录情况等等。史臣着重记述传主的文学活动,注重时人品誉,并最终确立了前序后论的史学体例。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梁陈二史不仅存留了丰富的文学史料,而且,其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不言而喻。

论《南齐书·文学传论》与齐梁文学新变

南朝文学批评家萧子显是连接沈约与萧纲的桥梁,他继承沈约的新变观,进而启发了萧纲与萧绎的新变思想,其著《南齐书·文学传论》便是他文学新变观的宣言书。在齐梁文学从永明体到宫体的过渡中,萧子显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应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辩证地看待齐梁文学新变,齐梁文学对形式美的追求促进了文学的精进,也为唐诗的崛起作好了准备。

欧阳修两篇《陆文学传跋尾》的历史意义

欧阳修有《集古录》一千卷，它的内容很广泛，而且都是石本(即拓本)，因此非常珍贵。在这一千卷的《集古录》中，欧阳修对其中的部分篇章写了跋尾，跋尾计400余篇，分成十卷，《中文大辞典》称其跋尾“多考证之语。”欧阳修把《陆文学自传》的两种文本收进了他的《集古录》，均写了跋尾，可见欧阳修对陆羽著作的重视。

《南齐书·文学传论》对文坛三派的评价

萧子显对颜、谢、鲍三派皆有批评，对颜、谢的批评之激烈明显超过鲍，对鲍诗“操调险急”的评论不能视作对鲍的贬抑或否定，而是依据“新变”文学观所作出的客观评价。

记忆、认同与文学传衍:南明入台遗民的文学书写

文章从记忆和认同的视角,对南明入台遗民忠贞不渝的家国思想和书写传承进行论述,探究入台遗民如何借助忠义典范和两岸地景书写,唤起他们对大明王朝的记忆,寻求遗民的身份归属。他们在漂泊离散的被弃置感中,借助忠义典范获取东征抗清的精神支撑,又通过重构大明王朝的家乡情景,形成共同的记忆经验,巩固遗民的身份认同意识。即使抗清之势成为强弩之末,他们仍坚持遗民的操守,以力透纸背的书写,体现遗民志士坚毅不屈的文化立场,实现了遗民精神的境外传播。两岸后学在凭吊、追忆入台遗老的“胜地”景观中,建构了“圣地”的形象,形成薪火相传的文学记忆链。

元修三史文学传比较

元代修撰的《辽史》、《金史》、《宋史》中的"文学(艺、苑)传记载了三国文学各自的发展状况,本文试图通过对三者加以比较,探寻出其中的一些异同和规律性的东西。

《南史·文学传》体例辨正

沈约《宋书》不立“文学传”,李延寿以此为由,在所著《南史·文学传》中以通常被视为南齐人的丘灵鞠居首。后世对《南史·文学传》这一体例多有诟病,其中尤以四库馆臣为甚。经由考察《南史·文学传》及诸类传体例,可知李延寿的做法自有道理,后人批评有失公允。

唐八史“文学传”之文学思想探析

初唐时期,史臣在唐太宗的号召下着力于修撰前朝各史,本次修撰而成的史书,特为文学家设立"文学传",这些文学传均饱含史臣的文学思想。文学的论理和抒情功能被充分肯定,文学为政教服务的传统美学观念备受推崇。在文学反思中,史臣对浮艳的文风和恃才傲物的文人品行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同时,史臣也从历史大环境出发,探讨文学环境之于文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敦煌与佛传文学

敦煌留存有大量造型艺术及文字资料,公元4世纪左右,最早期的敦煌壁画中便已有了与佛传故事相关的内容。从佛传类壁画和写本中,可以探知统治者和宗教人士传教的目的,以及宗教徒的关心点所在。壁画和写本多取材于通过各种方式传承下来的佛传故事,传承的依据是从佛经中摘录出来的抄略。公元9—10世纪,口传佛传故事逐渐被整理为讲唱文本。壁画、口头传承、讲唱文学三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流传开来。

论朱东润传记文学理论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朱东润的传记文学理论是建立在对中外传记理论的吸收、借鉴的基础上的。其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包括:把已经流行的传记文学改称传叙文学,体现了某种理论的自觉;强调传记文学的史学、文学双重属性,但对传记文学外延的界定比较严格;对"从事到人"的强调表明其将传记文学从历史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的努力,但对历史真实的过度关注导致了对艺术真实的忽视;强调从人格立论,强调私生活的描写,但又无法摆脱宏大叙事观念的影响。因此,朱东润的传记文学理论有其独特性,但也有其复杂性和矛盾性。

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新出土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数量最多。在墓志铭的诸种特性之中,家族因素是重要的方面,探讨墓志铭的家族因素和传记文学的关系,是新出土唐代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唐代墓志在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方面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志铭,更能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

“读图时代”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实践与反思——以《中国古代文学史传》为例

在"读图时代",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现状令人堪忧。在长期的教学中形成重理论轻体悟、重梳理轻鉴赏、重条框轻内容、重概念轻个性、重叙述轻实践的教学现状。反思文学史教学,应规避"读图"影响,回到文学、文化之维的"象"思维模式,弘扬人文精神,重塑精神家园。《中国古代文学史传》教材突出文学史的趣味性、故事性、互动性、实践性、体验性,教学时,学生易从手机终端渐入课堂,感悟古代文学中所隐藏的深层内蕴。

从经学之传到文学之传——论经学传述行为对传体叙事的推进

"传"是历史久远的叙事文体。早期的"传"只是单纯的记言记事文字。随着经学的兴起,"传"在叙事功能之外又增加了诠释功能,出现了以叙事为手段、以释经为目的经学之传,从叙事理念和叙事技术两方面促进了"传"体叙事的革新,直接启发了后世史学之传的创立,也影响了文学之传的写作,显示了经学传统对文学发展介入。

文学的自化生成与他化遁逸——以中国史传文学为例

世界上本来没有什么天生的文学。文学之称文学,文学之有领域,都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之后而形成的一块园地。文学就其来路而言,历史上就是根在文外,源于他处。而文学越成其自身,就越强烈地感觉自身的弱小,就越想僭越自身,走向神话化、政治化、哲学化、历史化、宗教化等途径,由此造成文学遁入他者的他化现象。中国史传文学的自化生成与他化遁逸,为文学他化论作了一个生动的诠释。

北朝文学研究的深与浅——读于涌《北朝文学南传研究》所思

于涌的《北朝文学南传研究》一书,采用崭新的文学史视角,以"北朝文学南传"为立足点,运用论从史出的方式,立体地描述了北朝文学与南朝文学的互动关系。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此书将狭义的北朝文学研究扩展为广义的北朝文化研究,由此补充了南北文学交融中一些缺失的环节,对"北朝文学南传"一说,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近三十年道教仙传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中国古代道教仙传文学作为道教文学的重要分支,近年来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文献整理考证、宗教学研究和文学研究三个方面。同时,在研究对象、方法等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历史的文学书写或一种新史传文学——阿来《瞻对》的文体学分析

阿来的《瞻对》以文学书写的加减法讲述了康巴瞻对地区两百年跌宕起伏的历史变迁。作者没有把重心放在历史的长篇叙事上,而是在依据各种史料简笔勾勒历史的同时,又以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和眼界来反思历史。区别于一般历史传记,在官方史料缺失和记载空白的情况下,《瞻对》征引了民间传说的"史"料和"史"角,以民间故事体的叙述方式填补和修复了被无意识阉割的瞻对历史。《瞻对》没有循规蹈矩于一般历史传记以叙事为主的文体模式,而是叙事议论散文随笔游记众体皆备,形成了一种历史的文学书写,或者说一种新史传文学。

井上靖与中国史传文学

井上靖是一位大量取材中国历史、特别是从中国史传文学为素材进行创作的当代著名作家。他在人物的选取、人物性格的刻画以及题材的组织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在这类历史小说中,寄寓了作者对人生对历史的独特思索。中国史传文学的叙事模式等艺术实践经验等方面,井上靖也有所承受与借鉴。总之,井上靖的文学创作与中国史传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