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齐书·文学传论》与齐梁文学新变

南朝文学批评家萧子显是连接沈约与萧纲的桥梁,他继承沈约的新变观,进而启发了萧纲与萧绎的新变思想,其著《南齐书·文学传论》便是他文学新变观的宣言书。在齐梁文学从永明体到宫体的过渡中,萧子显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应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辩证地看待齐梁文学新变,齐梁文学对形式美的追求促进了文学的精进,也为唐诗的崛起作好了准备。

《南齐书·文学传论》对文坛三派的评价

萧子显对颜、谢、鲍三派皆有批评，对颜、谢的批评之激烈明显超过鲍，对鲍诗“操调险急”的评论不能视作对鲍的贬抑或否定，而是依据“新变”文学观所作出的客观评价。

敦煌与佛传文学

敦煌留存有大量造型艺术及文字资料,公元4世纪左右,最早期的敦煌壁画中便已有了与佛传故事相关的内容。从佛传类壁画和写本中,可以探知统治者和宗教人士传教的目的,以及宗教徒的关心点所在。壁画和写本多取材于通过各种方式传承下来的佛传故事,传承的依据是从佛经中摘录出来的抄略。公元9—10世纪,口传佛传故事逐渐被整理为讲唱文本。壁画、口头传承、讲唱文学三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流传开来。

《艺术传》“断层”后“艺术”内容迁移《文学传》《文苑传》

《北史·艺术传》以后的新旧《唐书》变更了“艺术”的概念,该类传是为《方技(伎)传》,看似《艺术列传》形成一个“断层”,究其《艺术传》的内容转移或隐移在其他《传》和《志》中,成为另一种并行的方式传承艺术内容。最为直接的是《艺文志·子部》用了“杂艺术”或“艺术”,包括《文苑传》《文学传》《文艺传》中绘画、书法,以及《音乐志》《乐志》等有关音律的脉络,为《清史稿》重构《艺术传》奠定了宽广的艺术内容,展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本来面貌。

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新出土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数量最多。在墓志铭的诸种特性之中,家族因素是重要的方面,探讨墓志铭的家族因素和传记文学的关系,是新出土唐代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唐代墓志在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方面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志铭,更能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

论朱东润传记文学理论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朱东润的传记文学理论是建立在对中外传记理论的吸收、借鉴的基础上的。其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包括:把已经流行的传记文学改称传叙文学,体现了某种理论的自觉;强调传记文学的史学、文学双重属性,但对传记文学外延的界定比较严格;对"从事到人"的强调表明其将传记文学从历史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的努力,但对历史真实的过度关注导致了对艺术真实的忽视;强调从人格立论,强调私生活的描写,但又无法摆脱宏大叙事观念的影响。因此,朱东润的传记文学理论有其独特性,但也有其复杂性和矛盾性。

“读图时代”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实践与反思——以《中国古代文学史传》为例

在"读图时代",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现状令人堪忧。在长期的教学中形成重理论轻体悟、重梳理轻鉴赏、重条框轻内容、重概念轻个性、重叙述轻实践的教学现状。反思文学史教学,应规避"读图"影响,回到文学、文化之维的"象"思维模式,弘扬人文精神,重塑精神家园。《中国古代文学史传》教材突出文学史的趣味性、故事性、互动性、实践性、体验性,教学时,学生易从手机终端渐入课堂,感悟古代文学中所隐藏的深层内蕴。

从经学之传到文学之传——论经学传述行为对传体叙事的推进

"传"是历史久远的叙事文体。早期的"传"只是单纯的记言记事文字。随着经学的兴起,"传"在叙事功能之外又增加了诠释功能,出现了以叙事为手段、以释经为目的经学之传,从叙事理念和叙事技术两方面促进了"传"体叙事的革新,直接启发了后世史学之传的创立,也影响了文学之传的写作,显示了经学传统对文学发展介入。

文学的自化生成与他化遁逸——以中国史传文学为例

世界上本来没有什么天生的文学。文学之称文学,文学之有领域,都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之后而形成的一块园地。文学就其来路而言,历史上就是根在文外,源于他处。而文学越成其自身,就越强烈地感觉自身的弱小,就越想僭越自身,走向神话化、政治化、哲学化、历史化、宗教化等途径,由此造成文学遁入他者的他化现象。中国史传文学的自化生成与他化遁逸,为文学他化论作了一个生动的诠释。

北朝文学研究的深与浅——读于涌《北朝文学南传研究》所思

于涌的《北朝文学南传研究》一书,采用崭新的文学史视角,以"北朝文学南传"为立足点,运用论从史出的方式,立体地描述了北朝文学与南朝文学的互动关系。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此书将狭义的北朝文学研究扩展为广义的北朝文化研究,由此补充了南北文学交融中一些缺失的环节,对"北朝文学南传"一说,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近三十年道教仙传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中国古代道教仙传文学作为道教文学的重要分支,近年来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文献整理考证、宗教学研究和文学研究三个方面。同时,在研究对象、方法等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历史的文学书写或一种新史传文学——阿来《瞻对》的文体学分析

阿来的《瞻对》以文学书写的加减法讲述了康巴瞻对地区两百年跌宕起伏的历史变迁。作者没有把重心放在历史的长篇叙事上,而是在依据各种史料简笔勾勒历史的同时,又以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和眼界来反思历史。区别于一般历史传记,在官方史料缺失和记载空白的情况下,《瞻对》征引了民间传说的"史"料和"史"角,以民间故事体的叙述方式填补和修复了被无意识阉割的瞻对历史。《瞻对》没有循规蹈矩于一般历史传记以叙事为主的文体模式,而是叙事议论散文随笔游记众体皆备,形成了一种历史的文学书写,或者说一种新史传文学。

井上靖与中国史传文学

井上靖是一位大量取材中国历史、特别是从中国史传文学为素材进行创作的当代著名作家。他在人物的选取、人物性格的刻画以及题材的组织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在这类历史小说中,寄寓了作者对人生对历史的独特思索。中国史传文学的叙事模式等艺术实践经验等方面,井上靖也有所承受与借鉴。总之,井上靖的文学创作与中国史传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

梁、陈二史《文学传》之转捩及其意义

正史《文苑传》这一体例创始于范晔《后汉书》,《梁书》、《陈书》中均设有《文学传》,其中《梁书.文学传》纳入传主二十四位,《陈书.文学传》纳入传主十四位。较之前史而言,梁陈二史对梁、陈文人的记载更广泛、更集中,例如《文学传》中史传人物数量明显增多,史传人物的选择标准发生了变化,史传人物文集的辑录情况等等。史臣着重记述传主的文学活动,注重时人品誉,并最终确立了前序后论的史学体例。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梁陈二史不仅存留了丰富的文学史料,而且,其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不言而喻。

梅辉立《中国辞汇》与中国文学西传

《中国辞汇》是英国汉学家梅辉立为帮助汉语学习者理解中国文化典故而编写的一本手册。该手册文学类辞条内容丰富,包括文学家、文学形象、文学典故、文学作品等。在《中国辞汇》出版之前,西人对中国文学的介绍偏重小说,较少涉及诗歌与诗人,《中国辞汇》则几乎囊括了中国各时期最杰出、最有代表性的诗词作者,系统地勾勒出中国文学史上的诗人群像,为中国文学西传做出了重要贡献。

佛传文学考论

佛陀涅槃后,其事迹受到弟子们的追思和缅怀。杂藏、律藏、经藏保留着数量不菲地记载佛陀传记的经典。在整理分析经藏、律藏佛传,考察佛传在佛典中的分布和文体使用情况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下观点:第一,文体上,佛传应是先使用偈颂体,后采用长行,或偈颂与长行相结合的文体形式;第二,内容上,从零散片段记载佛陀生平发展到叙述完整、层次分明、内容丰富、人物形象鲜明的佛传;第三,传主的形象从朴素的僧伽演变为无所不能的宇宙大神。佛传文学在发展中也形成了一些基本母题。

佛教传记文学研究史及相关问题刍议

佛教传记文学是佛教在汉地阐扬、发展的重要形式,主要包括佛陀传和佛弟子传、僧传、居士护法传两大组成部分,其中佛传有广、狭两种涵义。佛教传记文学具体可分为佛陀传记、印土圣贤传记(佛弟子传)、中国僧尼传记及其他类型传记(如居士传)四种类型。笔者提出,对佛教传记文学的属性、佛教传记文学的研究范畴和佛教传记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仍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朝鲜文人许筠短篇“传”体文学体裁辨析

本文通过对朝鲜"传"体文学体裁的梳理,并具体从有无虚构、有无情节性、有无明显的非叙述性议论三个方面对许筠以"传"为标题的五篇短篇作品进行分析,认为其《严处士传》、《荪谷山人传》是史传体散文,《张山人传》、《南宫先生传》、《蒋生传》则更接近史传体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