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天子文学侍从的身份特征及其创作形态

天子文学侍从是西汉文学家的主体类型之一。西汉统治集团要"润色鸿业",众多文士希冀以文求显,双方意趣相契合,因而形成特殊的文学群体。天子文学侍从既有共同的群体身份特征,也有各异的个体身份特征。他们得到的官职不同,出身、经历、升迁途径各异,掌握的知识体系也各有不同。有的善经学,有的喜纵横家言,有的"不根持论",彼此的人生追求、审美取向都存在差异。在留下的传世文学文本中,既表现出西汉天子文学侍从"应命承制""润色鸿业"的群体话语特征,又充分彰显不同创作主体"依违谲谏"的个性特征,不同的文学文本也显示出各异的艺术风格。

查慎行文学侍从生涯及其“烟波翰林体”考论

查慎行是清诗史上与"南朱北王"相代兴的一代大家,晚年曾入直南书房,成为文学侍从。其蒙召非仅以"诗名",还因"学问好"。文学近侍十年前期备受宠遇,获得御赐"烟波钓徒"之号。然南书房为"争地",慎行不改江湖野逸之性,受到排挤,处境尴尬,目睹时弊,宦情日冷。康熙帝的态度也发生由热到冷的变化。缘身份改变,慎行诗歌努力适应馆阁之需,在康熙帝的允许下,他尝试调剂江湖之调与馆阁清音,应制"不用应制体",援江湖逸气入馆阁,所作可称"烟波翰林体"。但慎行终不免为调剂所困,康熙帝亦渐失去浓厚的"围观"兴趣,慎行遂谋求向江湖的回归。"烟波翰林体"大抵能独成一体,不仅推动了查诗的广泛传播,而且引发了"馆阁体"的一场变革。慎行这段诗歌经历也反映了康熙后期诗人与政治之关系,具有重要的诗史认识意义。

论中国早期文学侍从的文学史意义——以二曹六子主从关系为中心

二曹六子主从关系构成了建安时期侍从文学的主体,与先秦两汉时代屈原、司马相如、鸿都门学文人等侍从文学不同,建安六子具有政治性削弱,娱乐性加强以及集体性的出现的特点,并直接影响了五言诗的出现,在中国早期侍从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与建安特殊的历史原因,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是分不开的。

汉代文学侍从的政治文化功能

文学侍从,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帝王的文学秘书.这在汉代以来的历朝历代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而汉代文学侍从因其在政治文化上具有开创性的独特历史意义,因而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政治文化印痕.本文就汉代文学侍从在政治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功能略作论述.

清代皇家寿赋的文学传统与文本价值

康乾两朝,万寿赋的创作达到了鼎盛时期。作为宫廷应制文学的组成部分,万寿赋不但承袭了前代应制赋歌功颂德的特点,而且有着呼嵩献寿的实用功能。万寿赋各体皆备,文赋、律赋、骚体赋等均有所涉,其作者群则深刻地反映出了“文学侍从”这一群体在清代的流变,受八股取士的影响,包括万寿赋在内的辞赋创作也不免沾染上了时文的习气。清代的万寿赋既具备清赋以典雅精工为正宗的普遍性特征,又展现出与民间文人之赋不同的皇家气象。从内容上看,除程式化的称颂外,万寿赋同时也包含与国朝政事、民生社会等相关的文学主题,以及反映万寿庆典仪式的宫廷旧俗,不失为一类兼具了实用性与功能性的文学文本。

元代北游士人的先声与宿命——玄教高道陈义高的诗歌创作及其文学史意义

陈义高以玄教高道的身份成为元廷帝室文学侍从,不仅为玄教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展现了元代文坛的诸多面相。陈义高的诗歌创作体现了儒道情怀之纠结,昭示了南方士人之命运。在陈义高的诗歌中,纪行诗以其苍凉雄浑的诗风以及强烈的漂泊感而独树一帜,开启了元代北游诗的创作,并给元代纪行诗披上了浓郁的文化乡愁。除此之外,陈义高的纪行诗还能以身临其境的感触咏史,以道眼观历史,抒发道教哲思。

文学遗产中的应制文学

中国历史上曾有由皇帝诏命而作文赋诗的—种文学活动,文学史谓之“应制文学”。譬如汉武帝命文学侍从之臣待诏金马门应制奏赋,赋遂成“一代之文学”。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说:“真宗朝,岁岁赏花钓鱼,群臣应制。”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十三说:“凡被命有所述作则谓之应制。”昭连《啸亭杂录》说:“金海住尚书中壬戌状元,值上书房,质庄亲王为其弟子,公善时文、应制诗,王善学之,卒以名世。”

诵赋而惊汉主——司马相如与汉宫廷赋考述

司马相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宫廷文学侍从,他的宫廷赋创作三次"惊"动汉武帝,既成就了他与武帝一生的文缘,也奠定了其在赋史上的"赋圣"地位。相如献给武帝的"天子游猎之赋",形象地表现了汉武帝时期文化的形成,他的创作既是汉帝国文化制度统一进程的产物,又引领了汉赋由蕞尔小邦而蔚然大国的新时代。但由于汉代赋家的生存地位与创作处境,相如始终只是皇帝身边的弄臣,其赋作的内在矛盾,同样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

先秦两汉魏晋“文士”考

最早出现于《战国策》的“文士”一词本意为“辩士”,即长于言辞巧辩之士;而到了西汉,其涵义发生第一次质的转变,与“笔”联系起来,其意已指擅长书面文字表达者;东汉时期,“文士”又与“仕”相关,多指在政府机构供职的文职人员;三国以降,“文士”较为频繁地出现于各种典籍,其意渐偏重于指称以文学才能为统治者服务的文学侍从。“文士”一词的出现及涵义的变换也正是古代侍从文人这一社会阶层的产生、变化和发展壮大历史过程的印证。

论“尚文”风气北传对隋及唐初统治阶层的影响

隋统一后,大量南方士人被迫入关,由于北方王朝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矛盾心理,对南方士人的排斥以及南士自身的特点,他们在隋及唐初大多进入王府并以文学、顾问进身。他们的仕途经历以及随之北传的尚文风气对当时的统治阶层的精神、好尚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刨根问底

翰林的由来翰林是我国古代官名。它的由来可以一直追溯到唐朝。唐玄宗时,从文学侍从中选拔优秀人才,充任翰林学士,专掌内命(由皇帝直接发出的极端机密的文件,如任免宰相、宣布讨伐令等)。由于翰林学士参与机要,有较大实权,当时号称"内相"。

从东方朔看汉代政治与学术的转向

东方朔在史籍中呈现出滑稽、游士和文学三种形象。相关记载始于褚少孙,经扬雄发扬,在《汉书》中得以确定。东方朔形象的演化经历了两个关键步骤:一是褚少孙记录“外家传语”,呈现了东方朔滑稽的一面;二是扬雄对东方朔先扬后抑的评价,同时保留了东方朔作为辞赋家和滑稽的身份。东方朔所代表的战国游士,在西汉一变而成辞赋家,再变而成滑稽,最后沦为点缀,其背后是汉代政治形势的转变和文学上的因应。武帝以前,擅长文学的人是游士,他们保留战国遗风而流连于诸侯王廷。汉廷为了和诸侯王争夺人才,不得不摆出认可辞赋家的姿态。武帝时王国问题最终解决,游士做派的辞赋家必须顺应大一统的潮流。东方朔的浮沉就是汉代政治与学术变迁的缩影。

翰林视角:清代文学发生与演进的制度性考察——读潘务正《清代翰林院与文学研究》

制度是中国文学的固有之义,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即谓文章是'礼乐之殊称',具体而言是'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谓之文;八风从律,百度得数,谓之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文章是节以'礼乐'制度而修饰成文的,缘此,从制度视角来探寻文学的发生与演进,理应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论题。

北大汉简《妄稽》以夫妇喻君臣寓意新探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有一篇《妄稽》被学界认为是汉代俗赋,研究者一般肯定其具有劝诫作用,主要劝诫妇人勿妒。《妄稽》属西汉文人所作赋,作者身份应为能言善辩的滑稽之流。西汉初中期的赋为文目的必与政治相关,联系汉武帝时期的历史事实来看,本赋当不止于闲话家常之作,其用意具有以夫妇喻君臣的政教作用,主要用来讽谕帝王慎于爱憎,警惕新兴的文学侍从。品德及外貌皆完美无瑕的周春实喻帝王,妄稽则喻帝王身边敢于直谏的社稷之臣,而虞士则喻帝王身边的新兴势力,特别是刀笔吏出身的侍从之臣。赋中妄稽与虞士的对立代表着帝王身边两种势力的斗争。正是因为现实中传统保守势力的失败,《妄稽》文本不能流传进而成为随葬品。

柳公权《玄秘塔碑》(局部)

公权蒙诏,出守翰林,职在闲冷,亲情嘱托,谁肯回应,深察感幸。公权呈。蒙:蒙恩,接受。出守:出任,担任。翰林:皇帝的文学侍从官。按:南宋所刻《兰亭续帖》中收有《翰林帖》(或称《蒙诏帖》),其文曰:“公权年衰才劣,昨蒙恩放出翰林,守以闲冷,亲情嘱托,谁肯回应,惟深察。公权敬白。”

梦高唐

《梦高唐》讲述了战国时期楚襄王在文学侍从宋玉的提议下前往高唐地区游览,并因此遇到了巫山神女,在神女的带领下,二人经历了一系列神奇魔幻的事情。故事在古代与现代、梦境与现实之间来回穿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