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选本批评看宋初与梁代后期的文学共性及意义——基于《文苑英华》《玉台新咏》的重诗分析

《文苑英华》历来被认为是续《文选》而来,其与《玉台新咏》的关系极少被关注。《文苑英华》与《玉台新咏》重合诗歌87首,这透露出宋初与梁代后期的三个文学共性:其一,对艳诗"吟咏性情"功能的认可;其二,对梁代永明体诗人与宫体诗人态度的相似性;其三,文辞尚丽的相类性。此外,《玉台新咏》在编纂体例上对《文苑英华》也有影响。从选本批评角度对宋初与梁代后期的文学共性进行探讨,可以更具体地了解分体编录型文学总集在宋初的演变特点,也能更清晰地认识宋初的文学观念。

微信与文学表征

本文以微信文学为研究对象,运用哈贝马斯的“文学公共性”理论和汤普森的“可见度的公共性”理论,从多样化、场景化、社交化、情绪化、碎片化、虚拟化、同质化等方面解读微信文学的特征,探讨了大众媒体背景下文学公共性的生成及缺失问题。微信文学的公共性赋予公众相同的权利参与公众舆论,能够弥补公众身份地位的空缺,并对个人身份认同起到构建作用。微信文学发展的生态语境必经由理性的独立个体的依托才能蓬勃发展,但由于商业利润文章的快速更新,以及阅读者利用碎片化时间阅读文学作品,这导致了文化连续性的破坏,使得文学公共性呈现出缺失状态。

文学公共性的存在论命意

公共性是文学表意的一种存在论规定。作为文学活动的根本问题式,文学公共性主要意味着文学表意的公共性能力。它的存在论命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公共立法者的文化身份,其作用在于建构特定共同体的公共秩序与意义系统;人的类本质对象化功能,它使人的本质获得实现与确证;意识形态的实践性,其目的在于促使社会存在发生历史变革。

“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公共性”学术研讨会综述

"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公共性"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8月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本文从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公共性的基本阐释、文学批评与公共领域的建构、美学与公共领域的建构、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学公共性四个方面对此次会议的研讨进行了综述。

谁来监视这些监视者——从丹·布朗小说《数字城堡》看文学的“公共性”

丹·布朗的处女作《数字城堡》因讨论了"数字时代隐私权"的问题,在当下阿桑奇与斯诺登先后爆出美国政府侵犯个人隐私权的丑闻后重新吸引了读者和评论家的注意。通过对"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的讨论,以《数字城堡》为代表的文学叙述与对阿桑奇和斯诺登的社会历史叙述构成了"互文"关系,通过这种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对话",文学实现了对公众所关心的问题的干预,从而发挥了文学的"公共性"作用:作家通过文学"语言"向读者施加影响,从而转化为具体的行动,造成一系列政府政策的改变。

建构主义文学理论:当代文论新形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学科反思,是当代文论史上的重要学术事件。围绕着文学理论学科的反思,已然深入到知识学层面,出现了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陶东风是这一学术事件的重要参与者。他的文学理论知识立场是反本质主义的,但是,他的反本质主义并非否认任何本质,以至于认为文学没有本质。毋宁说,他持的是建构主义文论观念,即认为文学是有本质的,只是这本质是建构的,因此是可以反思的。随着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深入,陶东风的建构主义文学理论知识立场生成为了建构主义文学理论知识形态。它具有反思性、自觉性与公共性特点,是值得承继的当代文论形态。

另类乡土中国形象的域外旅行与文学公共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国际"能见度"不断提升。其中,在传播过程下,荒诞式乡土小说及其建构的"中国形象"更容易完成"域外旅行"及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当中还伴随着更大的文学公共性和公共空间的建立。之所以如此,与本土化题材和现代品格的手法这两翼休戚相关。不过,此类文学在走出去的同时也招致了诸多非议,迎合西方口味、图解本民族历史及现实的写作层出不穷,"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格局下是文学伪公共性的猖獗。对新时代的乡土文学和中国形象而言,传播的根基仍是塑造。作家理应从"自者"维度出发,切实立足乡土大地,在乡土中国形象的独特性里发掘出通约性话题,于模仿借鉴下完成技法的创造与新生,最终,经由文学性通道让中国文学及中国形象更好地走向世界,在平等对话中守卫当代中国文学的尊严。

文学阐释公共性的现实困境、学理依据及实践出路

公共阐释论对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现象进行了有力批判,建构了有别于西方现代阐释学的本土阐释理论。公共阐释论虽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理论生成路径,但具体到方法论层面,依旧有很多理论环节没有打通。这一问题的背后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危机、文学批评的学科化诉求、西方文论发展的“语言转向”以及中西方文论的话语权争夺等。公共阐释既有别于基于个体的文学鉴赏,又有别于基于作者的意图还原。语境的特殊性、语言的公共性以及历史的积淀性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阐释的公共性成为可能。文学阐释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文本内部的问题,因而在阐释实践上不仅要从文本出发,更要从对批评方法的研究转向对文本问题的研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重建文学阐释公共性的基本路径。

文学考古学:别样的文学公共性

“文学考古学”一词化用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虽然现有研究较少涉及,但并非新说法。美国有解读非裔文学传统的“文学考古学”(Literary Archaeology),中国的张哲俊对此亦有专书,称其为研究文学物质、努力还原事实的比较文学新方法。无论如何,大多论述是以研究者为主体铺陈,不曾以作家为底本,来关注他们在文学中的历史实践,因此没能突出作家的主体性。而亟待解决的问题则包括在外界诘难作家漠视文学公共性的当代,为何作家却愈加倾向于历史题材的书写,进行文学考古,以及他们其间的写作理路是怎样的,所呈现出的写作又有着哪些类型。

英国伦敦空气污染的政治隐喻与文学书写——以约翰·伊夫林的《防烟》为例

伦敦的空气污染问题由来已久,因此伦敦在很长一段时间被称为"雾都"。十七世纪英国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曾写过一本题为《防烟:或论伦敦上空烟尘带来的不便》的小册子献给复辟归来的查理二世。在这本小册子中,他详述了伦敦空气污染对伦敦市民身体的危害,分析了空气污染的成因,并提供了具体的治理方案。本文试图将对这本小册子的解读置于其所处的特殊历史和政治时期,指出《防烟》中对伦敦空气污染的书写实为一种政治隐喻,旨在欢迎复辟归来的国王,但另一方面这样的文学书写却通过讨论公众关心的问题,影响空气治理的政策,践行了文学的"公共性"功能。

大时代·小时代·微时代:中国当代文学政治诉求的变迁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研究无法回避的话题,文学与政治的联姻与疏离也深刻地反映着中国文学的演进与变革。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围绕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选择了中西方文学不同时段、从不同角度加以论证。张奎志教授的《大时代·小时代·微时代:中国当代文学政治诉求的变迁》,提出将中国当代文学分为"大时代""小时代""微时代"三个时期,并依次考察了其与政治不可分割的关系;郭玉生副教授的《西方现代性伦理困境与审美政治话语的建构》以西方审美政治话语作为考察对象,以康德和席勒的政治主张为切入点,得出西方现代性伦理陷入困境的原因;王熙恩副教授的《文学公共性:话语场域与意义增殖》从文学公共性的角度考察了文学话语的场域和意义增殖问题,得出公共话语不能提供文本意义全部敞开的条件,文本意义的增殖只是假象的结论;李鸿雁和王凯波副教授则分别以汉魏叙事诗和汉代屈骚评论作为考察对象,认为它们都具有强烈的情感倾向与政治倾向,是实际政治进程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射和回声。

文学翻译的存在与困惑

立足于我国文学翻译的历史发展和可资借鉴的文学翻译理论资料,从分析文学艺术共性和语言文化间性入手,论述文学翻译存在的现实基础和客观局限性,指出全球化趋势与文学区域性的矛盾将长期存在。

急“先锋”与“新乡土”——新世纪以来乡土中国形象的另类建构及其文化隐喻

近年来,乡土中国形象作为重要命题被推到台前。其中,不同代际的作家热衷于以先锋笔法来讲述摇曳生姿的乡村故事,建构了另类真实的“乡土中国形象”。这种形象呈现出“破坏与重建共在”、“毁灭与新生同存”的特征,既从文学层面丰富了对“乡土中国”的描绘,也在“新生”中暗合了乡村振兴的话题,背后包裹着巨大的文化隐喻。之所以塑造出此类形象,与先锋艺术自身的审美特质和精神内涵、作家对民族心态及乡村内部运行机制的体认、乡村急遽变化的现实或既往重大历史的变革、新世纪以来整体的时代氛围和文化语境休戚相关。它也折射了作家对乡村现实大地的谛视,烛照出他们醒世独立的文学精神,昭示了“文学向生”、“照亮生活”的理想信念。在传播过程中,先锋式乡土小说及其建构的“中国形象”更容易完成“域外旅行”及与世界文学的对话,重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还伴随着更大的文学公共性的建立,当然也遇到了阻遏。

文学的公共性:从文学生产到文本接受——兼论公共阐释的有效性

张江在《公共阐释论纲》中提出,文本阐释是一种公共行为。作为对该论点的回应,本文围绕文学批评实践活动,勾勒了从文学生产到文本接受的文学阐释知识社会学发展图景,以此说明,不论是文学的生产、还是文本本身、抑或是文本的接受,无不具备公共特征,它们的公共性决定了文学阐释的公共性。与此同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是基于公共理性,文学的阐释必然堕入那种主体之外无参照点的传统主-客体的批评模式的窠臼,导致批评实践沦为主体的自我反思的抽象判断。因此,唯有秉持公共理性的公共阐释行为,才能在解决新问题的同时具有不断生发出新理论的动能,从而赋予文学阐释以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论张尔田的词学

张尔田的词学是近现代词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文化身份既有遗民的成分,但是也受到晚清新学以及时代新风气的影响,使得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具有旧文人所不具备的特点。张尔田身上的文化张力也影响到了他的词学观。一方面体现在他将词学当作文学一部分来思考的时候用真善美作为整个文学观的理论基础的同时,坚持着比兴寄托的传统;另一方面体现在他对于文学公共性的思考,在写作上他讨论了词与情感的关系,在阅读上强调考证的作用,这中间充满了复杂的矛盾甚至混乱。这些矛盾和混乱是新旧过渡时代人物的特点,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底层的深刻表征。

19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逆时针时序叙事及其文化透视——以《日光流年》《受活》等小说为例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中,以阎连科《日光流年》《受活》等为代表的逆时针时序叙事引人注目。于此,在由死亡开启的逆流时间中,作家强调生命的终结,凸显童年的存在,站到童年与死亡的两端深刻反思时间、存在与死亡之关系;同时,其时间返源的旅行也昭示了乡土作家身处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之间的迷惘之态。以生命观与文学观视之,乡土小说之逆时针时序叙事蕴藏着“向死而生”的力量,只是由于宿命主导、人性劣根、权力文化痼疾等原因,其能否真的绝处逢生有待商榷。就逆时针时序叙事之社会学效应而言,乡土小说这种“不可靠叙述”方式,既为乡村现实及重大历史的探查敞开了多向度解读的可能,也为公共话语的打造和文学公共空间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路径。

台湾原住民现代作家文学综述

本文着重介绍了以拓拔斯·塔玛匹玛 (汉名田雅各 )、莫那能、孙大川、瓦历斯·诺 (尤 )干(汉名柳翱 )等为代表的台湾原住民现代作家文学自 2 0世纪 70年代诞生以来的发展轨迹 ,指出其发展的时代文化背景及其与族群意识觉醒息息相关的文学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