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历史本位,重审文学危机

文学危机成为理论家关注的焦点,文学的衰落有着更深的内在机制。文学的危机实际上一方面是对文学概念的理解的狭隘化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文学精神在大众文化的解构策略下出现了危机,而文学精神的危机和人类生存的危机息息相关,文学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人类精神生态的危机。

文学危机与救赎之途——文学血气论纲

由于科技理性的强势僭越、欲望主义的高调统治、审美主义的惯性殖民,我们时代的人和文学出现了巨大的危机。究其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时代的人与文学遗忘了古典教诲中的"血气"。血气使人义愤、英勇无畏、充满正义之感、满怀悲悯之心;而血气之于文学,便是文学血气的批判性、担当性、崇高性与审慎德性。恢复与肯定文学血气是拯救我们时代文学危机的重要途径。

转型期文学危机原因透视

转型期的中国当代文学面临危机,这是由市场经济的强力影响,后现代主义的全面渗透,文学自身偏离发展方向共同导致的。这一危机全面表现在整个文学活动中。

比较文学学科“永恒危机”的逾越──兼及巴斯奈特与米勒的“比较文学危机论”

从 2 0世纪中期到今天一直存在比较文学“危机论” ,笔者结合英国学者巴斯奈特与美国学者米勒的观点剖析了这一历史现象。认为这种危机论有合理的一面 ,也存在不足之处。我们承认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的确定方面有缺陷 ,但是通过辩证的比较思维可以使得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得到明确。同时对于一些片面理解比较文学研究对象与方法的论点进行了批评 ,提出了新的比较文学学科对象论、比较文学定义与系统的方法论。

比较文学危机的原因何在

近几年,比较文学研究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它已渗透在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中。如果我们将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的《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以及《文艺理论研究》等的目录随加翻阅,便不难发现上述这些期刊上差不多每期都有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论文。可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确是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这个“热点”,与其它一些“热点”还有所不同,其它很多“热点”,是“热”

时代转型与文学危机

我们面临的时代转型，首当其冲的是我们生活其中的当下的经济、政治的变革与转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全会作出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以经济改革为主要目标的社会全面改革开放的总部署。这次会议及其作出的《决定》将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危机文学”的理论建构及时代任务

当下世界危机频发的现实已经促使危机管理成为显学,也凸显了“危机文学”概念提出及研究的必要性。较之“灾难文学”,危机文学更能体现文学作为现实之“镜”与“人学”的双重功能。危机见证是文学面对危机的首要任务与历史责任,无论是个体见证还是集体见证,都应遵循“尊重受害者”的叙述伦理与“创伤不可言说”的创伤伦理,因此呈现出感情节制与精确表达的“真实性”见证美学。危机的虚构与想象叙事以危机反思为基础,以铭记危机为目的,通过“积极想象”实现创伤疗愈功能,并同样受见证伦理与美学的制约。危机的重复发生与难以避免召唤着人类的主体性努力,“危机文学”应避开危机叙事的常见陷阱误区,致力于挖掘与呈现人类面对危机的主体性见证、反思与行动,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AI与人文学术研究的科学转向

科技与人文学术研究革命的话题,实际上是关于人文学科跨学科研究的话题,就文学而言,就是关于文学危机的话题,关于文学理论科学化或者根据科学观点重构文学理论的话题。一、文学的危机:作者和文学之死数字人文的飞速发展对文学产生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不仅导致人文研究观念的革命,而且导致文学的危机。用罗兰·巴特和希利斯·米勒的话说,就是作家的死亡和文学的死亡。

逝去的伊甸园——关于“文学危机”的思考

我们至少可以从时间概念上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种神秘的魔力悄然地冲着文学而来，它在看似不经意间将文学家从既往所陶醉的伊甸园中淡然挤出，与文学家一同被“边缘化”的是文学曾经所享有的那份崇高与神圣。并且这种神秘的魔力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不仅强化着它的力量，还在显示着它的速度。文学家们被迫失去了自己的伊甸园，他们发出痛苦的惊呼——“文学在走向死亡!”

1930年代初:新文学的危机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产生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激进的革命文学阵营将五四新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等树为批判对象。针对左翼文学的激进化,国民政府加强了对文艺的管控,文艺的健康发展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左翼阵营采取化整为零、灰色化办刊策略等度过危机,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之后社会整体性左倾的大趋势下,获得了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新月》《现代》等中性化文学刊物出现由"同人化"向"公共化"发展趋势,推动了作家的重新聚合,文坛出现结构性变化。《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1930年代出版,是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与1930年这个历史节点有关,与这个历史节点引起的文坛的结构性变化有关,足以引起学界关于那个时段文学与时代关系的新思考。

电子媒介·文学危机·文化研究——克莱尔·科尔布鲁克教授专访

金惠敏（以下简称“金”）：由于电子媒介的弥漫，近年中国学者关于文学存在的命运有很多争论，美国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在中国撰文启动了这样的争论，他担忧电子媒介将导致“文学”的终结。在这些论辩中，学者们经常将印刷文化与电子文化尖锐地对立起来。

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学危机

21世纪初，中国文艺界围绕米勒的“文学终结谢’展开了激烈的争鸣，或反对，或赞成，或质疑。这一争鸣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既有理论旅行的因素，也包含文艺理论界对学科的反思，同时也是对中国本土文学迅速边缘化这一刺激的反应。

从澳门文学看希里斯·米勒的“危机”论

从经济全球化的维度来说,一些国际性的港口城市自然要比内陆城市在重商主义的行动和效用至上的感知上领先得多。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艺术及写作人在澳门的地位至少是清醒的。文学本身的特性注定与澳门的实际效用至上理念是"不合作"的,"文学危机论"就澳门而言倒可以说是由来以久。希里斯.米勒的深切忧虑实际上是指向与文学相关的职业。厘清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清这种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危机论",实际上是对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的西方文学传统职业意识的解构,因为就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而言,明晰的文学职业意识是根本不存在的。"文学危机论"一词对于作家而言,其涵义则更应该是"文学信仰的危机"。

互文性理论与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问题

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诸种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使以往学科之间的固定疆界被打破,几乎所有学科都感到了自身边界的危机,文化研究成了一切研究的接纳地。互文性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视野及研究方法,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以互文性理论的发展为契机,进行广泛深入的比较文学的学科实践,在实践中去探索最适合于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理论建构及发展途径。

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

文化的民族主义者要坚持本民族的文学,但日益突出的却是由于全球化无所不及的整合力,我们很难找到所谓纯粹的中国问题。歌德和马克思预言的“世界文学”,其进程早已开始,而且已经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总名下的国际文学思潮中成为事实,“世界文论”也将由于国际间面临越来越多的共通的文学理论问题而成为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

文学批评要回到常识——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的反思

新时期以来,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有过多次“最坏或最好”的整体性评价。这种状况的产生,与研究者殊异的学术身份、文学史观、文学观等多个因素有关。然而,在“最坏或最好”的评价及上述种种差异背后,却隐含着研究者的某种共识—忽视读者。此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当代文学危机的形成。这是因为此种评价的情绪化过于突出,让文学批评丧失了应有的公信力,进而让读者对当代文学产生信任危机。因此,研究者在进行当代文学的评价、批评及理论研究时,应力避“最坏或最好”的言述方式,回到“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的基本常识上来。

比较文学：为什么总会发生危机？

当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提出了许多令人关注的问题,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学术界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是促进学科发展的良好契机.南昌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硕士研究生教学工作,在重视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的同时,也经常围绕着学术界的争论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讨论.青年学子针对学术前沿的争议各抒己见.这里发表的一组笔谈,都是令学术界殚思竭虑的问题.作者们发表的看法,显示了他们至为珍贵的探索热情.<比较文学:为什么总会发生危机?>一文不仅认同了这种危机现象,而且指出这种危机在欧美大陆学界同样存在,是一种"国际性灾害".对比较文学的学理依据缺乏深刻的认识,文学积淀浅薄,文化研究泛滥,是危机的根源.如何走出危机呢?作者提出加强差异研究的主张,并且对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化全球化"是一种悖论>一文从文化的特性出发,论述了"文化全球化"只不过是一个虚拟的现实;并提醒世人不能忽视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渗透和价值变迁等后果.作者主张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个性,加强与异域文化的交流,来防止文化渗透,达到相互理解.<雏议流散写作中的文化身份>一文,通过流散写作这个个案,探讨了文化传统的顽固性本质和认同异域文化的艰巨性.制约流散写作中"主流身份"与"他者"相互关系的因素,就是文化差异.重视差异,才能认同文化身份.<从文本批评向历史主义的回归>一文,用宏观的视野勾画出20世纪西方文论的走向.自足的"文学性"并不是文学的惟一属性,文本分析离不开社会历史内涵.文本批评的"文学性"只有与文化批评的"历史性"融合,才能正确地揭示文学的本质.<后殖民主义批评在中国的讨论热点追踪及其探析>一文指出了后殖民批评理论的双重性特点.后殖民理论是在西方学术体制内部形成的话语体系,与第三世界的声音迥然不同.尽管他们也批判西方的意识形态传统,但这种批判又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限定和包容.后殖民批评理论就其实质而言,是在第一世界内部争夺话语主导权的批评策略,与真正的后殖民地批评相去甚远,因而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