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反思文学反映论的三种学理路径

新时期对文学反映论的反思,始终伴随对“唯认识论”思维的清理:以认识论统摄文学,容易掩抑文学应有的审美、价值和人性维度,使之沦为摹写现实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初,学界针对文学反映论及其背后的认识论问题,主要采用了三种反思方法,取得了不同的理论效果:一是“原理廓清”,主要围绕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的反映论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原理进行正本清源,促成机械反映论向能动反映论的平稳过渡;二是“嫁接修复”,力主在追求确定性的知识映现机制中,植入彰显主观性的审美维度,实现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等本土话语的辩证创新;三是“颠倒挪移”,声张文学应与追求客观性、确定性的认识论彻底决裂,而完全倒向主体性、价值性一维,以完成客体性文论向主体性文论的激情跃进。整理反思文学反映论的诸种路径,有益于从文论知识生产的学理层次,对本土文论的创新机制提供建设性意见。

文学反映论视域下中俄童话中的动物形象对比分析——以“龙”为例

童话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童话作者往往通过对动物的描写来反映社会深层次状态;同时,同一种动物在不同国家的童话中有着不同的形象刻画和主题反映。本文从文学反映论视域入手,对比研究和分析中国与俄罗斯童话中“龙”形象,以及它所代表或者映射的社会事物、社会状态与时代背景,将为深刻了解和理解中国与俄罗斯童话文学、中国与俄罗斯童话反映的社会与文化奠定好的基础,有助于中俄童话读者有效把握童话中“龙”形象的语言模因。

文学的意识形态与话语实践——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反思

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相关阐释,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当代意义,揭示了文学作为话语实践的真实作用与审美效果。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本身就包含着建构、生产、批判、认同的运作系统。实质上,文学话语实践既起到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也具有批判、改造现实的实践意义。

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之文学反映论批判

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中的文学反映论经历了宽泛的社会联系的现象反映论、先在的认识论的本质反映论、现象与本质相统一的文学反映论几个阶段。文学上的社会认识性的本质反映论,将文学引向了社会性认识的道路,悖离了文学作为艺术性、审美性精神产物的本性,产生了许多理论认识上的偏误和问题。艺术性、审美性才是文学最核心的本质,社会性认识的东西必须在其统摄之下,才能获得有限制的一定程度的表现。

文学反映论过时了吗?——新时期以来关于文学反映论的论争与反思

文学反映论贯穿整个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史,地位非同一般,但是新时期以来,关于文学反映论有四次大的论争:"自我表现"论对文学反映论的质疑、文学主体论对文学反映论的冲击、文学本体论与文学反映论的碰撞、审美反映论对文学反映论的超越。文学反映论并未过时,它仍具有新生的力量。

《宋诗选注》的“字里行间”——钱锺书与“文学反映论”的且受且辞

钱锺书在编选《宋诗选注》期间,接受文学反映论作为论述框架,从而改变了一些诗学看法,从反对"社会造因说"到肯定"社会造因说",从反对"可歌可泣"到肯定"可歌可泣",从反对使用"平民文学"到肯定使用"人民性"概念等,但又与文学反映论保持了一定距离,通过诗与"文件"的区别、诗可以写推想与理想、诗与史不相同等限制文学反映论的适用范围。钱锺书与文学反映论的关系是"且受且辞",他用"字里行间"的方式解构了文学反映论的普适性,坚持着形式化的诗学观。

论创作的客体、主体及文学的本质——文学反映论探微

文学的本质是什么?这是近年来文艺理论界讨论得十分热烈的一个问题,虽观点繁多,但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类:一是坚持“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并力求对这一传统观点作更合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二是强调作家的主体性,从创作主体的心理机制去回答文学的本质;三是将反映论和主体性结合起来,从两者的统一中回答文学的本质;四是运用文学本体论观点。

论文学反映论与文学的主体性

对文学主体性的强调标志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向来以写人为宗旨的文学,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由重故事到重人物刻划,由重人物的共性到重人物的个性,由重单一性格到重复杂性格,由重人物外在行为的描述到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乃至潜意识的开掘……留下了人性觉醒的轨迹,显示着对人的个性价值的日益尊重,因而也宣告着文学主体性的高升。在此背景下,关于文学主体性的呼声日高,关于文学主体性的研究日多。

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发生与形成(1919-1949)

1919年到1949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发生与形成阶段,其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基本理论形态和问题空间。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哲学基础经历了三次变更,即从“唯物史观”到“唯物辩证法”再到“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哲学基础的变更反映在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意涵和形态。研究者从创造性地提出“文学艺术是对现实的反映”,到批判“两种反映论”并确立了文学反映论的“列宁主义”方向,再到着重探索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特性。其中,毛泽东在这一阶段对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阐释,使该理论在中国第一次实现了综合性创新——不仅是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升华,更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阐释与中国社会现实、文艺现实相结合的结果,也促进了新媒体时代和市场经济语境下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新思考。

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新中国的确立与巩固

在语境化与知识化的契合、碰撞、疏离过程中,从1949—1957年的全面确立、基本巩固到1958—1976年的牢固确立、根本巩固,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走过了一条艰辛探索的求新求变之路。其中,前一时期体现为以苏为师、以苏为鉴两个阶段,后一时期体现为激情跃进、调整提高、停滞不前三个阶段。在确立与巩固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主要呈现出苏联化渐趋弱化、中国化逐步强化的发展态势,表明它在新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中的理论自觉、文化自觉、民族自觉。与此同时,确也存在对所反映对象的特殊性关注不够、对反映主体的主体性探讨不足等突出问题。

“审美特性”的凸显——“恢复与反思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

1979年至1983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恢复与反思阶段。此间,学界对文学的"形象反映论""特殊意识形态论"等原有基本理论命题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取得了文学反映现实的形式不只是认识还是情感、文学反映是包括政治在内的内容丰富的反映、文学反映是符合审美特性的情感反映等理论共识。审美特性、情感特质在文学的"形象反映论"与"特殊意识形态论"这两大基本理论命题中的孕育、萌生,为文学的"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这两个新理论命题在"发展与深化阶段"的正式提出、系统论证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发展与深化

1984年至1989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发展与深化阶段。1984年,童庆炳、钱中文等不仅明确提出了文学的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这两大新理论命题,而且对其作了初步的理论阐发。1985年至1988年间,王元骧、栾昌大、董学文、钱中文等分别从哲学原理的普遍性与文学的特殊性两个向度对文学反映论新命题进行了更具体、更深入的学理化阐释。1989年,王元骧、钱中文等理论著作的出版意味着两个新命题已得到了初步的知识化、系统化、教科书化,初步实现了对文学的形象反映论、特殊意识形态论这两个原有命题的“升级迭代”。

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拓展与突破

1990—1999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拓展与突破阶段。研究者对反映论与主体论、生产论、价值论之间的关系,文学的认识性与审美性的关系以及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等文学反映论基本问题作出了新理解;对文学反映论新理论命题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理论反思、学理批判。王元骧于1993年开拓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实践偏向新理论路径。童庆炳于1999年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新论断即文学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是文艺学的第一原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存在着三次较为显著的理论偏向:其中的“实践偏向”发生在拓展与突破阶段,其他两次分别是“确立与巩固期”的“认识偏向”,“恢复与反思”以及“发展与深化”阶段的“审美偏向”。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拓展与突破阶段还存在着对文学审美反映论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关系重视不够,以及对实践意涵以及实践与认识、审美三者关系的理解与把握还缺乏必要的理论自洽、系统化等突出问题。

从经验论到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中符号学方法的演进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文学反映论往往在诉诸于经验论、结构理论的基础上,辅以语义学、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等不同符号学类型的方法,形成为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途径,在对此前反映论模式进行反思与演进的过程中,也对反映论自身进行了某种改造和发展,并以此维护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科学品质。

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发展与深化

20世纪80年代无疑是思想最解放、思维最活跃、理论最具创新性的时期之一。本文把1984年至1989年这一时段视为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发展与深化阶段”。问题在于,基于何种理由把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发展”时间“划定”在1984年?又出于哪种考虑把它的“深化”时间“框定”在1989年?在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发展史上,1984年之所以具有“发展”这一标志性意义。

“恢复与反思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

引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经历了“确立与巩固(1949-1978)”“反思与突破(1979--1999)”“综合与超越(2000--2020)”三大历史时期。其中,“恢复与反思阶段(1979-1983)”的文学反映论处在“确立与巩固”和“反思与突破”这两大时期的“中间环节”,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恢复与反思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经历了“确立与巩固(1949一1978年)”“反思与突破(1979-1999年)”“综合与超越(2000-2020年)”三大历史时期。其中,“恢复与反思阶段(1979-1983年)”的文学反映论处在“确立与巩固”和“反思与突破”这两大时期的“中间环节”,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施伦施泰特《文学反映论》读后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反映论是现实主义美学的理论基础。近年来不论在我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新理论、新方法的热潮。在这种冲击之下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严重挑战,反映论更是首当其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明确规定,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然而本体论文学观则把文学作品看成一个独立于现实的,与作者、读者没有联系的封闭自足的客体。这样,在观念更新的旗帜下出现了不少对反映论的批评,乃至完全否定的意见。一提到反映,有些论者马上联想到它是照相、

为文学反映论辩护

文学反映论是有关文学本质的理论,它是哲学反映论的一种具体运用,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哲学上的反映论;它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础,但又不是其全部内容。 在关于文艺方法论和文学观念的讨论中,文学反映论作为文学性理论的支柱而首当其冲,遭到不少同志的怀疑和攻击。比如,一位同志认为,文学反映论主张文学“反映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是“庸俗文艺学”和“机械论”,正“受到普遍的唾弃”。

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当代价值与生命力

反映论既是文学基础理论中的核心命题之一,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原则之一。从思想渊源上看,反映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独创,它来源于西方盛行已久的摹仿说,也与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兴起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映论,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强调主体的实践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作为文艺创作基本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和指导,具有显著实践价值和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