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发生论与审美批评观的熔铸——钟嵘《诗品·序》评析

钟嵘的《诗品.序》表现了他鲜明的文学观,体现了文学发生论与审美批评观的熔铸。关于诗歌的起源,钟嵘主张"物源说";关于五言诗的发展,他注意到了社会生活与文学的源流盛衰关系;关于诗歌理论与批评,他注重"诗歌美"的标准,即谈玄说理、讲究声病、平庸乏味、无病呻吟的诗歌便是劣品,才高气奇、情真味浓、事景情一体、文与质俱优的诗歌堪称佳作,这样的佳作才具有"美"的特质、"雅"的韵味,才有存在和流传的价值。

上博简《恒先》在文学发生论上的价值

上博简《恒先》自2003年12月面世以来,其蕴涵的丰富的文学思想还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恒先》在文学发生论上的价值在于:一是对文学发生过程进行了最为详细的描述;二是将文学发生的最终根源追寻到形而上的道;三是重视文学发生过程中符号概念的作用。

井上靖“西域创作”的文学发生学考察

本文试从文学发生学的视角对井上靖“西域创作”的文化语境进行解析,探讨其发生缘起。从文化语境的文化氛围层面来看,日本战后出版界对于大众文学的需求,文学求新求变的内生动力以及当时日本读者的阅读期待都为“西域创作”的发生提供了条件。而从创作者的认知形态的意义上来看,井上靖特殊的经历和对于西域相关文学作品、学术成果的接受是其“西域创作”发生的关键因素。

“作家”身份的生成与新文学的发生

“谁是作家”“作家是什么”并非不言自明的问题,而是关涉到五四时期新文学倡导者有意建构的一套身份与价值观念体系。经由从“著作家”到“创作家”、从“文人”到“作家”的指称转换,以及现代文坛对超人情感和现代知识的强调,作家被赋予“感化读者”与“改进国家”的社会职能。“作家”的生成与判定有赖于现代读者的“发明”与现代文学机制的助推。现代“作家”身兼报刊编辑、文学批评家等多重身份,怀有“启蒙”与“救亡”的价值追求,带来了文学创作主体的现代转换。“作家”身份的生成与塑造反映了新文学发生的内在逻辑,也提供了一条反思当下作家观的有效途径。

传统格律诗在东北现代文学发生期的嬗变——以《盛京时报》为中心

《盛京时报》作为东北文学史的传媒见证,在东北现代文学发生阶段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文艺副刊《神皋杂俎》的"文苑"、"新诗"专栏刊登了大量的传统格律诗和新诗,并且在1923年引发了关于新诗的一系列争论,其中涉及了新诗押韵、对仗与否等传统格律诗范围内的问题,从中可以窥探出东北现代文学发生期传统格律诗的嬗变过程,同时还具有文艺理论探索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次文代会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

本文主要讨论第一次文代会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关系,认为第一次文代会是中国当代文学发生的历史和逻辑起点,它确立了文学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制订了文艺方针,颁布了文学政策,建立了文学机构和组织。它还借助于会议报告和个人表态整合并统一了文学观念和思想,进而完成了对文学创作的规范,由此,当代文学进入到一个有计划的管理时代。

文学的发生——“文学一家言”之一

以往关于文学艺术发生("起源")的各种假说,最著名的如"摹仿"说、"劳动"说、"巫术"说、"游戏"说等,的确从某些方面对文学艺术发生的研究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但是又都不能完全令人信服。而且学界还忽视了一位颇有成就的重要学者俄罗斯的维谢洛夫斯基,更遗忘了中国学者如陆侃如冯沅君等人的独特建树。在艺术起源的研究上,其实最接近真理的是18世纪意大利的维柯,著有《新科学》,他的许多观点至今富有启示。本文作者提出自己的假说:文学(诗)是人的历史实践的产物,是应人的内在的本性欲求和诉求自然而然发生的,也是必然发生的。最早的语言文字显现出诗的最原初的本性,诗就是在语言文字中发生的;最初的语言文字本身就是最原始的诗,就是最早的原始形态的文学。

论古代东方史诗文学发生的同质性——以蒙古史诗与印度史诗为例

人类自身的类同化特征投射到史诗创作中,就表现为审美发生和文学创作的趋同性。将古代东方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就会发现同属于东方的蒙古史诗和印度史诗在产生、发展、传播等方面存有诸多的相似之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生存地域环境、频繁的部族战争、个人意识的逐渐觉醒、民族融合与文化互渗促成了两个民族史诗的形成,而且蒙古史诗与印度史诗又都有着漫长的发展流变过程,史诗中所包含的神话内容、神灵观念等都与其各自的民族神话相联系。

新文学的诞生与“革命”话语——中国新文学发生期的一种政治文化的阐释

本文从政治文化的视角 ,重新审视了 2 0世纪 2 0年代新文学发生期的文学革命 ,认为她由历史深层的思想启蒙、语言体式的变更、人的文学的确立 ,构成了一条内在整合的政治文化理路。五四文学革命充分揭示了个体文学家的创作心理与群体社会政治文化行为的一致性 ,同时 ,又反映出文学作为文化的载体 ,二者构成一种复杂的互动过程。

白话教科书的编写与现代文学的发生

自清末以来,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为了普及教育、启蒙大众,发起了一个编写白话教科书的运动,并将这一运动提升到政府改革的层面。这一运动虽经改朝换代的社会政治巨变,但却延续至"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这一基于普及教育的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文言的地位,为白话文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更为重要的是,1920年教育部明令改中小学国文科为国语科,废止文言教科书,采用语体文教科书,从而使白话文学在制度上取得了合法性。

十七年文学选本编纂与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学考察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转型期出版的十七年文学选本与新时期文学的发生之间关系密切。这不仅仅表现在文学资源的取舍上,还表现在其有效地参与了针对新时期文学发展方向的构想。如果说《建国以来短篇小说》是以一种"作品选读"的方式既重构了十七年文学传统,又指向了创作上的种种可能的话,那么《重放的鲜花》则成功地实现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对接,并以此重申一种新的时代主题的文学。《短篇小说选(1949-1979)》等则通过对30年来短篇小说的编选完成了对建国30年文学发展的叙述,以此达到对转折时期文学创作的合法性建构。综合看来,十七年文学选本编纂,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针对新时期文学的命名和构想。

现实矛盾的想象性解决——从《文学的发生》看伊格尔顿的文学共相观

在《文学的发生》中,伊格尔顿借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提炼出文学作品的五个构成性要素,将其中的"虚构性"视为文学作品最核心的共相,并将"视文学作品为一种策略"看成大多数文学理论的共相。他在《文学的发生》中提出的"新说"归根结底是要通过"虚构"和"策略"这两个关键概念来透视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同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和相互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格尔顿在《文学的发生》中关于文学的思考,相比较《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与其说是断裂和颠覆,不如说是继承和深化。

卞和献宝:一个文学发生学的典型案例

"卞和献宝"是考察中国文学母题的意蕴生发损益的典型案例,这可以从文史虚实考辨、寓言立意、文学创作的接受阐释、思想史的影响等角度来进行探究。参以史学的考证和文史虚实的分殊,可以见出卞和献宝确有其事,但经过了韩非的"虚饰"加工。正是韩非对卞和事件"以立意为宗"的先秦诸子式的寓言改写,才使之具有了表珍宝良才、怀才不遇、楚音"深情"的悲剧感等文学意蕴,此后文学创作"事类"援用所昭示的接受性阐释大致以此为起点。这一寓言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值得重视,卞和客观而纯粹的"求真"取向颇近于西方科学主义精神,在诸子多元时代不乏同类,但随着"儒道互补"思想史格局的形成,则被转入了儒家取向中逐步失落其"求真"品格,这在一定程度表徵了文学母题的价值观念受制于思想史的走向,而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主体性和丰富性。

移民后,文学创作为什么会发生——黄宗之 朱雪梅访谈录

黄宗之、朱雪梅夫妇业余从事文学创作,于二零零一年在国内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阳光西海岸》,该小说获天津市优秀作品奖,并被送去参选国家"五个一工程奖"。二零零四年,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未遂的疯狂》,二零零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三部长篇小说《破茧》。近年来除写作长篇小说外,也在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散文等。黄宗之现担任"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常务副会长,担任该协会主办的文学副刊《洛城文苑》主编。朱雪梅为"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员、湖南同乡会副会长。

关于我的《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

本文对作者写出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一书的主要内容、特点和研究方法做了概要的说明,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今后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人的文学”世俗性阐释与启蒙效应的终极想象——1918年的周作人与现代文学发生的一种可能性

周作人以一种体察与沟通的姿态将启蒙对象的生存欲望与基本欲求作为启蒙理论建构的基点以及文学创作的尊重对象。他的"人的文学"理论借助个人主义所展现的深切的世俗性视野,不仅使得启蒙群体视野中批判对象从承载了抽象的劣根性的模糊概念落实到可以依凭的现实语境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周作人指示了一条启蒙者在进行社会批判之前所应采取的必要的切入视角与可能的审视立场。他尽量避免完全将理论设置中的启蒙者与受众的二元对立关系完全移植到现实的体察上,而是在现实的体察中将个人体验与批判视野融合,在世俗景观中体验启蒙力量发生路径的可能性。从个人主义的"世俗性"阐释到平民文学中强烈的启蒙立场再到贵族性的超越精神,周作人文学革命建构理论逐步从世俗景观的体察走向形而上的意义追寻。用贵族性精神的洗礼来提升世俗性视野的精神品格,周作人实际上在追求理论的完善与超越。"贵族性"的阐释实际上构成了周作人关于启蒙效应的终极想象,或者说"贵族的精神"成为周作人衡量启蒙精神指向的最高标准。

建安文学新变与发生的地域文化背景

河、淮之间的中原东部地区是道家故地,道家思想在此地根基深厚。东汉后期,随着政治形势的恶化,士人风气发生了弃儒向道的转向。依靠谯、沛和汝、颍之地方家族与政治利益集团,曹操统一了中原,并受此地道家文化传统影响,"离经叛道",崇尚文学,促成了"文学的自觉"和新变。

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小说戏曲形制的同构问题——从“小说”名称的界定谈起

清末民初的“小说”概念包括戏曲,“新小说”和“新剧”的观念和生存方式多有相似,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小说戏曲形制的同构有某种必然性。剖析现代文学发生期小说戏曲形制的同构问题,对现代戏曲文学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调整均有重要意义。

超越30年代左翼文艺界视阈的价值指向——鲁迅与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之三

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参与了"文艺大众化"讨论、对"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斗争和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在这一过程中,他展现了超越当时左翼文艺界的价值指向。同时,他的学理透视、论战智慧和精神选择也成就了一种同代人难以企及的生命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