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分期与文学观念的演变

文学史分期的讨论反映了不同的文学观念的讨论 ,近二十年来围绕现代文学史分期的讨论 ,经历了以五四新文学为起点的政治性标准、以世纪之交为起点的国家现代性标准和人的现代性标准三个阶段 。

为什么要保留“近代文学”——对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回应

近年来,中国近代文学的学科地位日益受到挑战,学术界甚至有取消近代文学的呼声。郭浩帆针对目前近代文学学科面临的形势,从方法论角度对"取消近代文学"的观点提出质疑,并对近代文学学科的建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全之认为,近代文学有着无法取代的价值和意义,近代文学的外在风貌是"突围与变革",近代文学的思想特征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对抗与互动"。杨春忠运用"五维度总体性理论"观照近代文学研究,主张从学科前提的清理、批判与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近代文学经典的解读与文学近代性指标体系的建构等方面加强近代文学史研究。

“改造民族灵魂”能够统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总主题吗?——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再思考

黄子平等人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这一新的文学史概念及其背后的文学史观念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在当下新的语境中,对这一概念有重新检视的必要。作为统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总主题的"改造民族灵魂"并不能敉平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之间的政治、社会、文化断层,而传统文学史分期至今仍有其自身的合理性。

中国文学史分期刍议——兼论文学史的编写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是一个较大的研究课题。就目前通行的文学史著作而言,其对于文学的分期大约有三种意见。一种是按社会形态分,象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纲》;就分为奴隶制时代的文学、地方分权的封建时代的文学、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创始时代的文学、中央集权的封建制衰弱时代的文学等阶段。另一种是根据朝代划分,象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分作上古至战国的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等阶段。还有一种是按历史时期分,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就分为古代、中世、近代等阶段。这三种分期法中,第二种最为通行,因为它很符合中国人传统的重视时间顺序的思维方法,因此现在各大专院校文科开设文学史课,都是按朝代分期讲授。但这三种分期,无论哪一种,都是不科学的。第一,所谓“文学史”,就是文学的历史。

本土和境外互为参照视野中的文学史分期

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澳门、海外的治文学史者各有其本土,本土以外的汉语文学就构成了其境外,不管置身何处"本土",都需要避免"本土中心"或"本土边缘"心态,以本土和境外文学的互为参照,建立一种跨越本土的、流动性的文学史观,身处本土,却能关注境外;在学术"旅行"中既能反观"原乡"所在,又能对"他乡"在地文化有深切关怀。从不同的本土出发,聚合起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观照,才能充分接纳汉语新文学历史和现状的丰富性。在这样一种本土和境外互为参照的文学史视野中,我们就有可能借助于汉语新文学的一些认识对文学史分期问题进行新的思考。思想启蒙和民族认同冲突中的文学转换,政治意识形态下文学"主体性"的追求,稳定的多元价值社会结构形成进程中文学的多向发展,这三种形态构成了"五四"前后产生的新文学始终前进的状态,它们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海外华人社会都面临过的最重要的文学课题,其实践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时期。

实事求是地看待文学史分期中的政治因素

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发展变化总会受到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离不开时代所提供的各种社会条件的制约,因此,在文学史的分期上必然会出现以社会发展进程来划分文学史发展阶段的现象,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客观存在,只有正确对待政治因素对文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符合文学史研究规律的学风和态度。

大众传播媒介对现代文学书写的影响——评《传播媒介与现代文学史分期》

文学是贯穿我国历史发展始终的重要艺术形式,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构成了我国古典文学独具特色的发展谱系,现代文学在整体文学发展史上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它一定意义上与古典文学具有紧密的内部联系。同时也孕育着当代文学的某些重要基因,而现代文学的发展与特定时代的环境密不可分,特别是随着清末民初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形式的兴起,现代文学的生产方式、传播路径等都发生了变化,这一定意义上直接影响着现代文学的发展,而事实上现代文学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要命题,相应的学术研究成果是多元化的。

反思与重构: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之我见

本文从韦勒克、沃伦的文学史理论出发 ,对学界进行的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 :现有的文学史研究均是从历史中抽象出一套价值系统作为其理论基点 ,因此 ,重写文学史必须从具体作品的阐释出发 ,才能打破单一的文学史观念 ,构筑丰富的文学史观。

文学史分期应以朝代更迭为依据——论现代文学史分期问题

文学的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没有客观存在的节点能将文学分成前后不同的发展时期,对文学史进行分期仅是一种手段、一种必要的假设。作为专史的文学史的分期应与通史的分期一致,即以朝代更迭为分期依据。朝代更迭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此为分期依据能最大限度降低文学史分期的主观性。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应设在民国元年即1912年,讫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

标准·异议·我见——关于近、现、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

关于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涉及到我国文学史如何编写和教学的问题。因此,讨论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这里,谈谈我对这一问题的意见。

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史分期疏议

本文认为，90年代以前中国古典文学史的分期，大体有三种类型，反映出三种文学史观和编作方法：（一）承认文学历史与社会历史有不同的发展轨迹，文学的演变史是文学本身的逻辑发展过程，虽然同时受社会变动的影响，但文学的发展阶段不可能与朝代更替“整齐划一”。（二）视阶级斗争规律支配文学发展规律，阶级斗争史即文学发展史，因而文学发展阶段可以和朝代的更替“整齐划一”。（三）把文学的演变史看作是文学服务于社会历史的过程，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使用和发展的，文学的特征便是被使用的表现，因而由“作用’的发展反映文学的变化。90年代以后，虽有新版本出现，立论新颖、眼光独特，但尚未完成科学化的文学史体系，仍是一部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史的过渡之作。

现代文学史分期的宏观鸟瞰

当历史演进到近一百多年,我国确乎起了数次的剧变.于是历史有了更迭迅速的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文学亦在社会形态的迅猛更迭中,一一对应地划出了近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以及到今天已经不太新了的“新时期文学”.而历史和文学并不因其以往更迭的迅速及人类分期的迟钝而停滞,它将仍保持自身的发展速度.人类如果再遵循业已习惯了编史法而拟出一个“目前文学史”这无异于表明我们思维速度的滞后.面对历史的督促,重写文学史已成为现今文学界急待重视与解决的一大课题.然而。

中国文学史分期之我见

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实际上是对文学本质理解的问题,从文学是人的本质物化对象化过程中的感受、体验、人的情感、精神的表现这一观念出发,中国文学可作为如下的分期:1.远古至战国,是中国人意识的第一次大觉醒——“我在”;2.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人意识的第二次大觉醒——“存我”;3.隋唐到五四运动前,是中国人意识的第三次大觉醒——“保我性灵”;4.五四至现在,是中国人意识的第四次大觉醒“唯我”与“超我”之性并生。

文学史分期需要“界碑”

关于文学史分期问题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里提出文学史分期的“界碑”观点，也许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我们认为在认定某一阶段的文学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时，必须考察它与前一时期的文学之间是否有全面的深刻的断裂，即必须有质的变化，是质变而不是量变．尤其是能寻找到这种质变的标识性东西即“界碑”，它包括理论上的“界碑”和创作上的“界碑”。

中国当代文学史分期刍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到现在已有三十七个年头,为了及时研究和探讨这个阶段文学发展的成就、不足、经验和教训,总结其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划分几个时期或阶段加以评述,是完全必要的。当前出版的几本《中国当代文学史》已经这样做了。最流行的看法是把建国以来的文学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文革前的十七年,文革中的十年和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的新时期三个阶段。认为这样划分是紧紧抓住了事物的质变点,任何时候都不能混淆。

现代文学史分期的宏观鸟瞰——当代文学思考之一

当历史演进到近一百多年,我国确乎起了数次的剧变。于是历史有了更迭迅速的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文学亦在社会形态的迅猛更迭中,一一对应地划出了近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以及到今天已经不太新了的“新时期文学”。而历史和文学并不因其以往更迭的迅速及人类分期的迟钝而停滞,它将仍保持自身的发展速度。人类如果再遵循业已习惯了的编史法而拟出一个“目前文学史”这无异于表明我们思维速度的滞后。面对历史的督促,重写文学史已成现今文学界急待重视与解决的一大课题。然而。

关于中國文学史分期問题的探討

中國文学史的分期,是当前学術研究領域中颇为重要的課題。几个月來,大家对此热烈探討,几位研究文学史的老前輩也都發表了卓越而且具体的意見。然而由于这一問題关涉到对祖國文学遺產的全面評价与認識,極为錯綜复雜,还不易得出恰如其分的結論,所以还有必要展开更加廣泛深入的探討。正如李長之先生所說,这是理論問题,也是实践問題。如果不付出辛勤艰苦的劳动,那是难竟全功的。这里就各家的分期意見試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來商榷,希望得到指正。

关于中國文学史分期问題的商榷

本文是陸、馮两先生提交本年“山东大学科学討论会’一篇科学论文,曾在“文学研究”創刊号发表。我们因为本文是奠基在“中国文学史稿”著作上的科学研究成果,本刊作为学报,赋有纪錄学校科学研究成果的职能,經征得作者同意,繼“中国文学史稿”連载之后,全文轉载于此,以供读者参考。

文学史分期与价值立场

文学史观研究是一项既强调理论性又离不开文学史写作实践的综合性工程,它要求探讨者从现象着手时必须进行逻辑的提升,从哲学的高度总结出富有规律性的见解。本期本专栏的两篇笔谈便是从实际出发而又以发现规律建构文学史观为目的的综合性讨论。何锡章提出了文学史分期与价值立场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古代”、“现代”、“当代”这种文学史的分期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误区,它不但人为地割裂了时间的连续性,而且弱化了文学评价的美学尺度和内在艺术自律,使文学外在他律研究成为主流。通过反思多年以来文学史研究的道路,他呼吁文学史研究应该回到人的价值,也就是要以现代中国人的价值目标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立场。这是文学史研究价值立场的真正合理选择,是保持文学史研究意义的本原所在。李继凯的文章进一步强调了方法与眼光对文学史观建构的决定性意义,他总结出了三种具有启发性的“眼光”要求,即与综合性或宏观研究方法相适配的全局性眼光,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方法相适配的比较性眼光,与发展观或未来学方法相适配的前瞻性眼光,认为只有实施这样学术层面的“三种眼光”,才能有助于建构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学史。

不同的文学史观与不同的文学史分期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和分期，在近期内又成为研究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以往学术界通常以1917年作为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开端，然而自1985年之后，随着学术界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整体观’等一系列新的文史概念，传统的现代文学史起点及分期不断受到质疑。2006年，范伯群和栾梅健两位教授数度发文，提出了他们的新见解，认定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起点（范伯群观点）或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栾梅健观点） 是1892年开始连载问世的韩邦庆的长篇章回小说《海上花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