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编撰中的经典化和本质化

描述文学史编撰过程中的经典化与本质化,主要分析了经典化与本质化是如何造成文学史真相在文学研究过程中的迷失。

中国文学史编撰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中国宗教文学史”结项鉴定会同期举办

2021年12月4日,中国文学史编撰研讨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宗教文学史”结项鉴定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由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文学院、中国宗教文学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主办,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沈壮海、湖北省委宣传部左瑞成、武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程芸、文学院教授尚永亮在开幕式上致辞。

论王德威的文学史编撰学

读王德威主编的简体中文版《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下简称《哈佛史》),最直接鲜明的一个印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时和空等诸多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拓展。思及原因,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主编仿佛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继其在1997年的个人专著中从“五四”上溯到晚清之后,在《哈佛史》中又继续前推至晚明的1635年。

美国汉学界中国文学通史编撰的开山之作--陈受颐著《中国文学史略》

陈受颐是中国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其所著《中国文学史略》是美国汉学界目前已知最早的中国文学通史著作,然而,这部作品却长期鲜为人知。《中国文学史略》的编撰初衷是为了弥补美国国内中国文学史教材的匮乏以及供普通美国民众阅读。它采用纯文学观,在体例上结合朝代与文体,在编撰方式上结合译介与评论,反映了继翟理思《中国文学史》之后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编撰的新变化。在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认识上,《中国文学史略》深受胡适与傅斯年的影响,推崇民间文学动力论,主张中国文学的主要形式均源于民间,均得益于普通民众的鉴赏力与创造力。《中国文学史略》是英语世界第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通史著作,是一部填补空白的开拓之作。

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编撰史考察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知识生产、传播以及人才培养的主要渠道之一,而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则是该渠道的中心环节和基本资源。在汉语文学专业教育遭遇合法化危机的当下,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的审视应在更深的层面上进行,包括知识对象的确定、价值准则的设立和阐释技术的选择等,这是决定文学史建构模式的三大要素。以此为切入点,梳理、评价并反思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的编撰历程,既是学术研究,又是现实诉求,具有学术史和教育史的双重意义。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现状与21世纪文学史编撰的意义

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中,已经形成了如下特点:作家作品论构成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基本内容;海内外交流互动推进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史写作逐渐成为自觉研究意识。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与缺憾:作家作品研讨与研究中说长多道短少;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方法单调、整体性弱;海外华文文学史写作梳理多而研究少。

中国儿童文学史编撰的历史与问题

中国儿童文学已有百年发展历史,但专门的儿童文学史论著作却迟至20世纪80年代末才出现。儿童文学史研究的贫弱与其生成的历史语境与研究传统密不可分。深受文学救国、培育未来国民相关观念的影响,加之清末以来教科书儿童文学化的实践,导致发生期儿童文学理论偏向功用性和教育性,这种失衡格局遮蔽了对其历史发展的宏观把握和基于文学审美本身的理论审视。

新时期三十年外国文学史教材编撰问题研究——以朱维之等《外国文学史》(欧美卷)为个案

外国文学史教材的编撰是学科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之一,论者从课程资源建设和教学本体论出发,指出外国文学史编撰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其一,树立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学史观,用变动的阐释观念来建构外国文学发展史;其二,外国文学史教材要凸现人文精神,促进中国人学的进步;其三,外国文学史编写要加强教材传承制度化建设。

新时期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书写的突破与局限——以王永生《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为例

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首次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史”的研究和历史描述。1939年出版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研究现代文艺思潮的第一部专著。自1922开始,朱自清、周作人、王哲甫、伍启元、李何林等学者,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王瑶、蔡仪、张毕来、刘绶松、唐弢等学者对现代文学史都有考察和研究。相较于数量庞大的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却一直未得到有效的梳理。直到1986年王永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出版,才终结了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无史的局面,开创了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先河。这本以通史体例写作的理论批评史,文类的涵盖面、资料的丰富度都是最全的。然而,这部多有创建的理论批评史,因与时代共名脱节,而淹没在历史中,令人唏嘘。

文学史的限度、挑战与理想--兼论作为学术增长点的“民国文学史”

近年来"重写文学史"波澜再兴。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在积累了丰厚经验的同时,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瓶颈,实际存在的学术障碍和诸多热点问题的探讨,比如西方理论的"话语牢笼"现象、国民教育与意识形态的影响等,既凸显了"重写"行为的混乱与无序,又蕴含着创新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民国文学史"是一个具有重大学术增值空间、富有包容性的开放性观念平台,凸显了尊重文学历史真实性、多维价值体系和历史发展的正义原则。当前的文学研究、文学史编撰,存在着过于偏离文学研究本身、学科内部分工过于细化、艺术和美学使命弱化、学术伦理意识薄弱等问题。只有回归"文学"基点,围绕发现、选择和品评杰作,统筹协调各项研究职能,才有可能实现"印证心灵,传承不朽"的学术使命。

《剑桥中国文学史》探究与思考——宇文所安教授访谈(英文)

笔者围绕《剑桥中国文学史》与宇文所安教授进行交流,主要探讨了西方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起源、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和模式、文学史学与学术史的关系以及文学史学的新趋势,并就宇文所安提出的"文化唐"和"话语群体"的概念进行了理论探讨和解析。

论台湾学者皮述民等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

至今,大陆已经编撰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可说是种类繁多,相关述评也是随之繁盛,但由于大多编撰及相关研究对台港及海外的同类文学史著视而不见,欠缺平行比照的视野,这无疑使得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始终是自说自话。而台湾学者皮述民等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在文学史命名与整体流变的勾勒,台湾与大陆文学的并行书写,历史性与文学性的融汇等方面所进行的努力,或可作为我们的镜鉴[1]。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几点想法——从《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史(1949—2019)》说起

《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史(1949—2019)》(以下简称《编写史》),是曾令存的一部填补空白的著作。这部著作写作了十多年的时间,一个人能够用十多年的时间面对一部著作,这个时代好像已经很久远了。因此曾令存很像一个“出土文物”式的学者。我们应该向他表达敬意。《编写史》的出版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相关的一些问题。我的想法大体有这样三点:第一,文学史编撰的中国与世界。

论民国旧体文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

自从近代西方新式学堂引人、新式的大学课程开始设置,人们对文学史的编撰就未间断过,迄今为止出现的各种文学史已近2900部。遍检各种断代文学史,却少了“民国旧体文学史”一项,这与文学史编撰的兴盛局面不大相符。当前关于民国旧体文学的研究日益兴起,特别是近几年关于民国旧体文学的分体史研究已有多项成果。

“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概念的生成与范式的转变

“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是随着“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提出而出现的文学批评术语,特指除汉族文学之外的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文章。但是,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建构期,批评实践不只是创作评论,还包括期刊著作的序跋、座谈会的发言、文学史编撰的理念等。“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诞生和确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试图用社会主义的文艺理念对民族文学的整合和锻造,其从命名之初即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

与时代对话中的知识谱系建构——新中国70年现代文学研究成就概述

新中国70年的现代文学研究构建起了完整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知识谱系。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实现和发展了这一知识谱系的基本定型;革命性、现代性、民族性、世界性的深入阐析,形成和丰富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话语模式;分别与整体的相融、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互织、一元与多维的共存,这些思维方式的转型为这一知识谱系建构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从整理向鉴别的重心转移、从经验总结到史学意识的强化,显示着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对自身建设的规范、完善和发展。现代文学知识谱系的建构是在与时代对话中实现与完成的,也将在对话中继续丰富与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