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的偏至与文学内、外部研究的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作为长期存在的两种研究向度在近年来却遭遇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政治反映论”和“纯文学”积弊的结果,其出现的合理性在于其对“政治反映论”的批判性,但其理论基础和研究格局的偏狭,以及对延安文学作品超越价值的压抑,使其成为延安文学研究中新的意识形态。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形成过程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出现隔离的本质:对“文学性”理解的偏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需要从“价值论”向“发生论”的转变中获得自身的生命力。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外部研究趋势与“真实”诉求

透视历史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影响,聚焦其与进化观念对中国现代白话文确立、文学观念与史学建构起到的理论支撑作用。传统"文以载道"观、舶来理论、中国现代社会特点三者共同作用下,形成了现代文学批评外部研究的趋向及特点。追溯现代批评对文学外部因素的关注,探究文学外部研究方法形成的历史与特征,探讨该研究趋向导致的文学与批评的"真实"诉求,分析文学"真实"被赋予的科学精神、道德勇气以及引起的后果,对理解现当代文学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

超越文学内外研究二元对立的理论诉求——布迪厄“艺术场”理论探析

近年来,布迪厄的思想在中国哲学界、社会学界、教育界等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艺界也概莫能外。"艺术场"理论在整个布迪厄文艺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在布迪厄看来,"艺术场"在整个艺术话语环境中具有"双重位置"的特征,其自身又具有着"双重结构"的特征,因此,这些"双重"特征又决定了它具有着超越文学内外研究二元对立的"双重拒绝"的理论诉求。

文化批评的经典化难题

信息化时代的文学文本有可能经过改编和再创作,从而脱离原来的形态。文化研究者正在为这种变化调整研究策略,探讨其规律和生成机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不同的是,文化研究者除了关注新形态起源和新要素发展,更多关注的是外部形态。因为外部形态是新发生的,变化着的,引人入胜的,而内部形态是固有的,大体不变的。文化批评者放弃对文本的艺术表现力和思想价值的研究,尝试通过对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问题的揭示,重新塑造一种文学期待和文学想象。这一研究潮流表现出以下几种特征:解释经典的行为学盛行;通过外部经验揭示经典本质;用新技术+新观念重估经典作品。文化研究的这种阐释模式带来新的问题,即阐释行为表现为阐释目的与文本的疏离。经典文学通过感性的方式揭示人的情感和思想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此构建一种人类健康发展的价值体系。文化批评将这一价值框架打破,把文学作为单纯的历史对象加以考察,文学内部的精神性被忽略,文学作为精神故乡的连接被切断。鉴于此,文化批评需要解决返还文学内部、返还文学本身这个难题。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思考

近些年来,随着文献整理工作的大规模展开,以及文学研究观念、理论的更新,在传承中不断拓新的古代文学研究,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数量和质量上来说,都呈现出繁荣局面。就古代文学研究的形态而言,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历史变迁视野中的文学史研究、逻辑建构层面的文学理论研究以及间接的文学外部研究、直接的文学本体研究四个方面。

当代文论语境中的布迪厄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布迪厄文学场理论在当代文论语境中有其重要的意义。布迪厄的文学场概念,为超越对长期以来盛行的文学的内部与外部研究的二元对立,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思路。文章讨论了布迪厄与当代西方文学社会学家的学术互动关系,尤其对戈德曼的发生结构主义文学社会学与布迪厄的文学场社会学进行了一个初步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