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文学奖励机制的现状分析与前景思考

北京市文学奖的设立,对促进北京文学的发展、扩大其影响力以及提升北京的文化品格,都有重要意义。“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老舍文学奖”、“新世纪《北京文学》奖”是北京三大文学奖,获奖作品水平较高,有一定的影响,但调研表明它们存在公信力不足、宣传力度不够及奖项设置雷同的欠缺,希望引起各方注意并改进,以真正发挥北京文学奖的多重社会效益。

新世纪以来民间文学奖励机制研究——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为核心

新世纪以来,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为核心的民间文学奖励机制为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改革提供了一种必要的参照。"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以"反制度"的"泛制度化"实践,成为多元审美主体的"同场竞技",为中国当代文学审美价值的评判提供了另辟蹊径的一种"泛制度化"的"体制化"标准。同时,也因"惯性"使然,这种奖励机制日渐凸显"圈子化"和刻意"新锐化"的制度裂隙。其"限度审美"对以民间机构为主导的文学奖励机制来说是无法回避的"制度瓶颈"。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奖励考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多种政权并存,各个政权为了巩固统治的目的,都对不利于自己统治的文学作品和作者给予限制和打击,对有利于自己统治的文学作品和作家给予支持和奖励,各区域内的民间文学奖励也或多或少多地参与其中。这一时期的文学奖励活动,在中国文学奖励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学奖励的外在现象和内在机制,包括奖励宗旨、奖励风貌、奖励标准、奖励模式等方面,都给后来的文学奖励带来了程度不同的影响。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奖励活动,对贯通和把握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是有着独特意义的。

论抗战时期的“夫人文学奖”

抗战时期的"夫人文学奖"旨在"奖励妇女写作及选拔新进妇女作家",通过引发社会对"抗战建国中妇女问题"的思考,总结妇女工作经验,确立"时代妇女"应有的价值观。从征稿启事、评审标准和评选结果来看,奖项并不偏重于文艺作品,更多的是借文学奖励之名达政治动员之实。获奖女性对战争、国家与女性关系的思考,大多未能跳出既有民族解放思维定势,民族国家宏大叙事支配着女性解放话语的建构。

充满矛盾的文学大奖——历届“茅盾文学奖”论略

被称为中国文学第一大奖的“茅盾文学奖”,对20世纪末的20多年里长篇小说的繁荣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但若以历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来印证世纪末20多年里长篇小说的创作实绩,却是既不准确也不权威的。20多年来的五届评奖,引来文坛内外诸多微议,充满着矛盾和两难,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世纪末文学现象。

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体制问题

本文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体制问题。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创作与读者接受、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都有着不可或缺的文学体制的参与和支撑 ,文学体制既是现代文学意义的生产方式 ,也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标志 ,它对现代文学的意义生产具有双重功能 ,它既有积极的引导功能 ,也有规约和限制作用。

编后记

本期文章的作者年轻人多,陌生面孔多,可喜的是,在这些年轻作者的文章中看到了一种学术的锐气。比如孟庆澍对《甲寅》与《新青年》渊源关系的探究是下了一番工夫,也颇有独到见解的;秦林芳对丁玲《意外集》的评价,无论在资料的开掘上还是论析的准确上都做到了言之成理;程丽蓉对鲁迅《故事新编》启动的时间意义及鲁迅创作思维变化的把握很见其细心之处;刘伟对李长之《鲁迅批判》对竹内好《鲁迅》的影响分析很有见地;张勐从叙事学角度对清末民初短篇小说价值和特点的判析是很有新鲜感和说服力的;万安伦对现代文学奖励机制的集中讨论也是以往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