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朝四史史传人物的文学定位

南朝四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记载中,史臣所关注和强调的文人与今天文学史所肯定的作家有同有不同。一些经典作家如谢灵运及梁代文人集团取得的文学成就,四史的描述与今天文学史的认同都保持了一致性。然而还有一些在四史的记载中声誉很高、文名甚盛的文人,在今天的文学史中已难觅影踪。这一现象说明历史人物的文学定位存在着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史臣的记载和评定在文学作品与作家的经典化方面负有重要的导向和评判作用。

《妇女杂志》编辑思想与文学定位分析

创刊于1915年的《妇女杂志》，在其发行的17年中，所遭遇较大冲击的事件主要有二：一是1919年由罗家伦引起的对《妇女杂志》保守封建的批评，二是章锡琛时期“新性道德号”所遭遇的外来攻击。两场风波之后主编更迭，《妇女杂志》相应呈现出与之前不同的态度。文学作品并不是《妇女杂志》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杂志不同时期主导思想的变化也使得文学作品形式、描写内容、具体设置都有较大程度的调整。

《中国新文学大系》与“五四”作家的文学定位

《中国新文学大系》是新文学权威与现代传媒共同运作的结果。它不仅是一部作品集,同时还具备了文学史的特征。《大系》在编选人员的组成、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以及编选作品的数目三个方面都影响了"五四"作家的文学定位。由于《大系》的编选时间距离新文学的创作时间较近,同时编选者在编选作品和评价作家作品时很难剔除个人因素。因此,这种文学定位并非完全公正。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系》对"五四"作家的文学定位将不断接受新的检验和挑战。

先秦讴歌的文学定位

中国早期文学创制活动 ,从形态上分 ,有三个大的类型 :一、远古时期先民自发状态下的活动 ,即童蒙谣讴 ;二、三代及至春秋前期集体自觉场景 (仪式、典礼等公共意识场合 )里的活动 ,即集体创制 ;三、春秋后期及至战国时期个体自为情境中的活动 ,即个人创作 ,并以诸子讴歌为主体。从童蒙谣讴到集体创制 ,再从集体创制到个人创作 ,其间潜藏有一个非常明晰的创造精神的演进历程。个人创作是个体自为状态下的自由创造 ,与童蒙谣讴的自发性和集体创制的自觉性相比较 ,个人创作最显著的特征是自为性 ;与童蒙谣讴之集体表象和集体创制之集体意识截然不同 ,个人创作最显著的特征是抒发个体的情思 ,具有个体性。

人文精神及文学定位

二十世纪末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选择人文还是经济的两难命题．这是人类的双重需要．单纯强调某一方都不合适．人文精神以“反弹”的形式与科学精神形成张力共同推动社会发展．其主要方式一是批判现实．一是美化过去．它的意义在于以对社会邪恶的抗衡而成为当时的精神力量和后世的宝贵财富。由于宗教精神的匮乏．中国的文学引人向上向善向美．起到了取代宗教的作用，其地位较之其它学科更为重要。

世纪之交的文学思潮和茅盾的文学定位

【正】 一“五四”的开放,使世纪之交的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欧洲文艺思潮得以蜂拥而入。面对如此纷繁的流派和“主义”,不事文学的先驱者们固可览其大概,仅从文艺进化的视角和功利的需求作出某种宏观的选择和倡导;专事文学创作的人们亦可根据自己的艺术个性或偏爱择一而从;唯有志在为新文学奠基的人才会有殊多“上下求索”之苦。鲁迅始而偏爱于积极浪漫主义,继而择定现实主义,终于融汇吐纳,在自己独创的“更高级的现实主义”上定位;郭沫若始则卷起浪漫主义的狂飙,继则经历了现实主义的长长的曲折,终则回归浪漫主义的定位,唯有茅盾虽一开始就选择了现实主义,但在横跨现。

20世纪报告文学的社会与文学价值定位

伴随19世纪末到2O世纪初的历史风云,中外文坛出现了一批批报道重大历史事件的优秀报告文学,其社会价值和文学创造在20世纪文学领域独树一帜,风行全球。但困于传统的文学观念,一些文艺理论家将其贬为"非文学"或"亚文学",不将其纳入文学史范畴研究。如果从时代需要、历史内涵和独特的艺术创造等方面来解读,可以发现20世纪国际报告文学特有的社会价值和文学定位。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有利于推动新世纪报告文学创作的繁荣和理论研究的演进。

曹叡的文学史定位再探析

曹叡作为"曹魏三祖"之一,其文学史定位学界一直莫衷一是。然而从建安文学的分期与其创作实践来看,应将其定位于建安文学后期的"黄初体",属于沈德潜所谓的"魏响"这一理论范畴。同时,曹叡的政治文化举措与其创作都有"启后"迹象,正始文学一些主要作家在曹叡生前已有作品问世,应将其看作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的过渡人物。

现代传媒背景下的文学定位

现代传媒背景下的文学定位金岱今日文学好象该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了：“文学事业，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二十年前，我们中国人的普通家庭，要买一架收音机也是一件大事，而现在家家都有了电视机，很快，不少人家又都有电脑了。传媒科技的发展速度，在发达国家的人...

历史的理性书写:晚清后中国文学的史学定位及其相关问题

文学史定位应该是在现代文学的内部再去划分民国时期文学,和共和国时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意义概念不同的是,民国文学和共和国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框架内都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放弃文学史研究的整体主义的努力,以多样主义或归纳主义的心态面对历史。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1912年为各种争论的最大公约数,各种起点事件均看着是与起点联系的相关事件。先锋与常态的理论发现为一体两翼的成立找到理论依据。民国机制与民国文学机制拓展了民国文学的研究思路,但本身却是可商之论。民国文学研究的最紧迫事情是《民国文学大辞典》的编撰。

《棋王》之创作与文学定位

《棋王》发表于1984年,这篇难以归类的新新作品横空出世随即激起文坛波澜,不同于同时代知青类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棋王》以简约清婉的姿态向文坛姗姗走来,本文拟回顾《棋王》的创作历程、阿城独特的生平经历对创作的影响,

文化研究视域中的文学雅俗易变探因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两个较为典型的审美文化现象值得关注：一是“王朔现象”，一是“金庸现象”。这里我们暂且不对王朔、金庸作品作思想、艺术评价，而只是想从雅俗文学定位角度略作讨论。王朔崭露头角时，曾给文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其作品给人们的印象是语言带有反讽和调侃性，乃至具有某种灰色幽默风格，用平民化的生活涂抹来解构英雄主义和崇高，具有某种反传统实验小说特征。就此而言，王朔作品不属于通俗小说阵营，而属于高雅小说范围。但后来，一则王朔积极主动参与通俗文艺创作，前几年还亲自担任影视剧经济人、策划人等，投身于通俗文艺圈子，并且做得像模像样、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二则其作品常常“触电”，一旦触电，其原作的前卫性、实验性就被消解、被通俗化了。因而，没过几年，王朔作品便成了通俗文艺的代表。金庸情况则大不相同，在80年代，对金庸作品的定位是一清二楚、毫无疑义的，无论是在精英界还是在大众圈子里都认定其为通俗小说。因为在进入新时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武侠小说（无论新旧）都主要是在通俗文学读者中流行。但是从80年代末起，情况有了变化：除了原有的读者群外，知识界也有相当一批读者加盟于其中，不仅知识青年（包括许多大学生和研究生）成了“金庸迷”，而且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包括一批专家、教授、学者）也成了金庸作品的忠实读者：

无法抗拒的华丽转身——文学史视野下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歌词

诸如鸳鸯蝴蝶派小说、历史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文学样式的通俗文学,已经完成了它们在文学领域的拓荒工程,逐渐的被大众所接受,并且已经走进了文学史,改变了文学史的编写格局。而产生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流行歌曲歌词,因主流文化的价值评判,许多作品曾被指为"靡靡之音"或"黄色歌曲"。且不说给予其一定的文学地位,连文学的名义也给予了断然的否定。本论文从早期流行歌曲歌词反映生活的深度和文学史接受的限度两大方面,探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歌词的主题内容、艺术风格以及歌词文学身份的历史渊源,对其作出历史的反思与评价,以期纳入文学史视野,并给予其在新文学史上以正确的定位。

中国网络小说的架构模式与文学性问题

经历了二十余年的发生、发展、定位与传承。中国网络小说发展至今,在“媒介化”定位,“多元产业链”构建和市场化运营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自身的文学创作模式与整体的文本架构方式。网络小说的创作分类、写作模式与叙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在这个基础上,针对网络小说架构模式与文学性问题的研究,一方面是针对小说传承的文字标准与时代审美的解构趋势,找到当今网络小说的创作定位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也是最终看待网络小说未来的创作方向与文学经典化的可能途径。

网络小说如何进入中国文学史

针对网络小说如何进入中国文学史这一命题进行研究,是在网络小说20余年发展与"断代"时间概念形成之后,通过对网络小说自身价值定位、媒介定位与小说经典定位的整合,在中国小说的发展流脉与创作模式里,找到网络小说的时代节点与文学史价值。通过对网络小说"入史标准"的梳理和网络小说史学责任、文学责任与社会责任的阐释,最终探讨在大众审美与经典价值之间网络小说创作与当今文学价值体系的融合。

从“文取旨达”到“文章不群”:论陶渊明文学史地位的升格

南北朝时期是陶渊明文学史地位的重要奠定时期。颜延之《陶征士诔》对陶渊明“学非称师”“文取旨达”的盖棺定论,体现了他对陶渊明的了解相当有限。钟嵘《诗品》将陶渊明列入“中品”,将其从不入流擢入中品,体现了钟嵘的慧眼和卓识。而萧统称誉陶渊明“博学”“善属文”,并称“其文章不群,词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更彻底改变了东晋以降陶渊明的文学定位。萧统从《陶渊明集》《陶渊明集序》及《陶渊明传》等将陶渊明生平事迹及其诗文以综合而立体的形态呈现给后世。综观《文选》所选诗人及作品,陶渊明藉《文选》脱颖而出,代表着东晋文学的最高成就。这一定位,是萧统在《文选》选录体系中有意识地奠定的。

论王安忆创作中的张爱玲资源

显而易见,王安忆小说中的“地域视角”,与张爱玲的小说有一种莫名的联系。只有探讨分析了这种联系,才能够将其对王安忆20世纪90年代创作转型的推动性意义清楚地反映出来。也就是说,王安忆与寻根思潮和上海重新崛起是一种外部的联系,她与张爱玲小说的“资源”则是一种内部联系。唯有弄清这种内部联系,我们才有可能从作家创作的层面,来解释张爱玲对王安忆的创作转型所产生的某种影响。而本文对王安忆20世纪90年代小说所做的文学史定位工作,也才能展开和深入。

对中国当代文学教学内容体系的质疑

本文对目前的中国当代文学教学内容体系提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认为目前的教材对中国当代文学内涵的界说是不能涵盖全体的,在逻辑上是以偏概全的,因而是不科学的。内涵的界定影响了外延的伸展。中国当代文学应以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为主体,但必须包括港、澳、台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文学在其中。其次,认为目前的教材在为建国后头27年的文学和新时期文学定位时出现重前轻后的不合理现象,认为两者至少应该持平,随着对新时期文学研究的深入,重心应向后者倾斜。

文学是一种审美话语实践——文学本质的新表述方式

文学本质问题是近年来文学理论界论争的一个焦点问题,而在论争过程中往往混淆了文学的定位和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定位和本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文学的定位是:文学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社会意识形式。在这个定位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关于文学本质的新表述方式:文学是一种审美话语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