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而赋”三形态——兼论赋体文学惯例的形成

本文认为:"登高而赋"之"高"原指神台和朝台。"登高而赋"的原始形态是原始宗教仪式向神灵贡献祭品和祭祀主持人铺陈祭品的"物质+语言"的宗教言说形态。登朝而赋是"登高而赋"的政治言说形态;它将主体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诉求和政治需求融为一体。"登高而赋"的文学言说形态的形成是前两种、尤其是政治言说形态中"娱君"言说顺理成章的发展,表现为审美情感的言说,却包涵着政治言说形态中形成的主体价值诉求。三种形态所赋"同台",审美情感言说的因素和因台作为宗教、政治场所所具有的神圣而赋予的崇高意义以及由此而获得的所"赋"崇高的价值意识,始终贯穿于三者之间。文体之赋及其铺陈手法、"客主以首引"的结构模式和讽喻传统也因登高而赋而形成。

互联网对文学惯例的挑战

网络文学在文学存在方式、创作模式、价值理念和研究方法上的变化,构成了对文学惯例的挑战。它要求人们以网络化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文学,审视既有的文学观念。人们应该适应文学生态的历史变迁,树立通变意识,重塑网络时代的文学观,以便把互联网给予文学惯例的挑战变成文学在涅般木中新生的契机。

论文学传统惯例对文学中物候描写的影响——兼及文学作品中物候描写的误读问题

文学作品对物候的描写往往受到文学传统惯例的深刻影响。中国古代戏曲、小说在描写物候以表现人物的情感心理或悲剧体验时,就深受古代文学中早已形成的伤春悲秋传统的影响,并且那些脱胎于民间说唱的小说,还受口头叙事文学惯例的支配,喜欢以程式化的韵文、套语等来描写物候。因此,探讨文学作品中的物候描写,应考虑到文学传统惯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否则就会对某些不合时令的描写产生误读或曲解。

论“文学性”的意识形态功能

“文学性”纷披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普遍主义意义上的“文学性”还是历史主义观念中的“文学性”,不仅学术理论、媒体信息等领域所弥漫的“文学性”而且文学中的“文学性”都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功能。主要体现在:审美效果遮蔽现实矛盾、本质追问预设普遍法则、文学惯例彰显统治地位。

文学性的意识形态效应

文学性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效应。主要体现在:审美效果遮蔽现实矛盾,本质追问预设普遍法则,文学惯例彰显统治地位。透析文学性的意识形态效应是为了揭示后现代语境下文学越来越“狡黠”的功能,克服文学因文学性渗透到其它领域和其它学科而产生“影响的焦虑”,从而合理摆放文学的位置,正确看待文学的价值,规范文论研究的向度。

中国古代几种文学阐释模式

由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以及艺术文本与作者关系的非直接性,对同一审美客体或阐释对象,不同的读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戏剧《牡丹亭》中三位人物对《诗经》卷首的《关雎》的解读,可以总结中国古代大致有三种文学批评方法或阐释模式:“教化”模式、“会意”模式和“断章取义”模式。对此进行分析,对如何做一个现代的理想读者,如何把握文学批评或阐释的规则,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指导意义。

批评·对话·主体间性——试论文学批评的主体间性问题

作为审美解释的文学批评主体之间的对话在历时、共时两个维度上展开 ,构成了文学批评主体间性的两种形态。作为客体的文学文本起着中介和扭结点的作用。本文初步探讨了文学批评主体间性的两个问题 :文学批评的客观性及其意义 ;

现代性主题文学的繁荣原因及文化影响

我们这个世界由两个世界一男人的世界和女人的世界一组成。两个世界之间的交往和对话、接受和拒绝、亲近和疏远是人类发展和生活丰富的最根本的动力和主要内容之一。现代文化人类学认为两性关系是最根本最自然的人际关系。

文学虚构中的互文现象——兼论对木心“非原创”和“抄袭”的指责

2022年初,一篇论文对木心作品“非原创”和“抄袭”的指责,不仅关乎对木心的评价,也关乎当下中西方学界在文学史、文学创作观念上的某些差异,需置于更大的格局中方能厘清是非曲直。依据当代西方文论和西方文学史的一些事例,文章主要论述文学虚构中的互文现象,为思考木心的文学互文提供参照。文章指出,文学创作与学术论文因目标和特征的不同,互文的规则和评价标准也不同。文章从文学的虚构特征,论及互文的借用和化用,以及文学互文在教学和出版中遵循的惯例;并以艾略特和博尔赫斯为例,说明“净本”和评注本处理互文现象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文章以《伪所罗门书》的形式和内容为例,兼论木心的艺术风格,反驳对木心“非原创”和“抄袭”的指责。

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化语境在翻译中的作用

译者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从事翻译,其翻译活动总是受到本民族文化的影响。以盛行于清朝末年的侦探小说的翻译为例,详尽阐释了翻译实践与社会文化语境互动作用的关系:翻译实践的内容是社会现状的一种写照,同时也是社会价值取向的一钟反映,和人们的思维方式密不可分。

论“隐含读者”

在西方文学发展过程中 ,读者的地位一直受到忽视 ,直到 2 0世纪 6 0年代 ,文论家们才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接受美学学派为了考察读者的审美过程和审美感受 ,先后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读者范型。读者反应批评大师沃夫冈·伊泽尔在研究了这些理论的优、缺点之后 ,推出了“隐含读者”这个概念。他认为 ,“隐含读者”存在于文本的先结构和读者阅读时的具体化活动中。本篇文章首先比较了“隐含读者”与其它读者类型 。

无名者的生活——论王手小说兼及当下小说的一些问题

在有的人眼里，专业读者，或者说批评家的批评实践活动就像“收编术”。预先用一些批评法则做一个尺度比较大的框子，然后将不同的写作者往里面装，扎成一捆就是一“类”、一“代”、一“群”或者一“潮流”。但问题是，不是所有的写作者都那么容易被预设的批评法则所统御和规训。当然，这样说不是要把王手夸张地说成一个偏离文学惯例的“异数”或“叛徒”。

古老的趣味与变动的秩序——《秦岭记》读札

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小说大致分为笔记、传奇、话本、章回四种,当其与西方传统中的小说及其分类——长篇、中篇、短篇等——耦合之后,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替代关系,前者被纳入后者的解释系统并重获分类命名,进而形成新的文学惯例。而两者的龃龉不调也显而易见,如笔记体原为中国小说的大宗,却很难在欧美的文学系统中寻获对应物,自然也就失掉了原有的地位、空间甚至合法性。对贾平凹新作《秦岭记》的定位就体现了这种冲突,“长篇笔记体小说”这一命名直接以“长篇”和“笔记”的拼合来弥补百年来中西语境交错所造成的能指空洞,而其既包含“长篇笔记体”又包含“长篇小说”的模糊指向又直接地体现了当前语境下“笔记小说”的暧昧身份。《秦岭记》无论其形式还是其内容,都展现了这种既定框架下难于定义、卓然独立的形态。

再论“网络文学就是网络文学”

去年我在鲁迅文学院网络作家班一次课上提出几个问题：网络文学区别于未有网络文学之前怎样的文学传统？是纸媒文学吗？用传统的文学惯例和尺度能不能回答和解决网络文学的所有问题？或者换一种说法,网络文学是新文学,还是旧文学？在网络文学从业者和各级政府部门希望网络文学迅速变现的产业化背景下,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问题,怎样才能不被资本逻辑裹挟？

以诗证史的限度及其理论阐释

以诗证史作为一种方法论的理论自觉始自学者陈寅恪。诗何以能够证史就在于诗歌中具备史实的三大基本要素:时间、人事、地理,从而可以印证甚至坐实史实。但是诗歌与历史记载是两种不同的文体,支配这些文体的真实性理念、文化传统、创作意图具有重大的差异,因此,以诗证史是具有限度的。文章从以下几个方面阐明诗歌证史的限度:诗歌证史方法中使用地理要素的限度;诗歌证史方法中考察时间要素的限度;诗歌证史方法中考察史事要素的限度。文章最后对以诗证史的限度进行了理论的阐释:以诗证史的限度来自诗学的本体维度、形式维度,以及诗歌的修辞手法与文学惯例。

后殖民时代的欲望书写

卷入国际资本的涡流 ,丧失了自身的历史、文化、民族身份 ,她无法主宰自身的命运。这种“上海宝贝”式的追问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民族身份的危机 ,买办阶级与国际资本相勾结 ,在与国际资本的交欢中获得利润和快感 ,同时又对自己的利益和身份充满了怀疑、困惑 ,面对漂移的后殖民情境 ,在碰壁之后本能地追问 :“我是谁 ?”

《孔乙己》中的人物话语表达方式研究

人物话语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报告他人话语时,可以采用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即引语)。中外语法学家、叙事学家和问题学家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引语进行了研究,使它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但对引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同一语言内部。本文选用鲁迅的《孔乙己》及其英译本作为语料进行个案分析,通过比较翻译中引语的变化,指出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汉英在语言惯例、文学惯例等方面的差异。

残雪:梦魇萦绕的小屋

在80年代、乃至当代中国文学史的版图上，残雪堪称独步。不仅是作为文化的个案，而且是作为文学的特例。残雪独步于当代中国的文学惯例与80年代的文化时尚之外，独步于中国当代文学“无法告别的19世纪Z外。她展示了一个怪诞而奇诡的世界，一处阴冷诡异的废墟，犹如一个被毒咒、被蛊符所诅咒的空间，突兀、魅人而狰狞可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