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意义上的人”

包忠文在《试论艺术规律和“人学”》(《南京大学学报》82年3期)一文中认为:以科学取代文学,以科学的研究对象来要求文学描写对象,以科学意义上的人来规范文学意义上的人,是不恰当的。文章说,文学意义上的人和科学意义上的人是有所不同的。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指出:歌德笔下的人,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是“男人和女人所生的、自然的、生气蓬勃、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格律恩所说的“更高意义上的人。

黄羊、白麦、芦酒:杜诗西北名物书写及其文学史意义

杜甫边塞诗中对河西名物的书写具体而微,形象而确,有的名物仅杜甫一人使用过;有的在其后虽偶有出现,但在之前却找不到例证,语典也并非来自当时通行文献。汉代文献中出现的“黄羊”,其实是家养黄狗;芦酒,一作“虏酒”,或是西北草原民族常喝的马奶酒。杜甫边塞诗中西北名物的特别书写,与唐代类书编纂之风及博物学、医学发达等文化环境不无关联。杜诗中三种名物的书写,不仅丰富了诗歌内涵,反映了时代地域特征,成就了杜诗“体物写志”的艺术贡献,影响及于后来,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唐诗史中盛唐气象的最后展示,随着安史之乱后帝国版图的南扩,杜甫及其以后文人的文学书写视野亦随之发生变化。

茅维生平与文学活动及其意义

茅维的一生是极其悲剧的一生。名家之裔,自负才高,力求出生平筹划以匡济时艰,结果却怀才不遇,科举与仕进均无任何突破,甚至还被搅进党争,入狱破家,如此等等,深刻地折射出晚明社会现实的黑暗。然而,茅维把自己的日常生活、理想抱负和对黑暗现实的愤懑发之于诗文戏剧,其作品写实而果敢,从而成就了他在晚明文学史上的非凡意义。因为细节丰满,态度鲜明,他的诗文戏剧令人着迷,引人入胜,可为晚明文人的生态史和心灵史研究提供最生动的材料。

郭沫若肇庆纪游诗的文学意义和文旅价值

郭沫若肇庆纪游诗是七星岩鼎湖景区人文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组诗对景区自然山水进行了生动的描绘,赋予其深刻的文化意蕴,建构了灵动的艺术时空,呈现出多重文化内涵和解读空间。对组诗的发现阅读和深度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郭沫若一生,了解其古体诗创作风格与内容的演变;更有助于促进肇庆本土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深挖诗文人文内涵和文旅价值,创设形式多样的文旅项目,探寻文旅消费新增长点,实现景区自然与人文、生态与经济的多重价值,塑造肇庆富于个性和特色的文旅形象。

文学作品中的服饰描写及其文学意义

服饰作为文学作品中的重要元素,承载着丰富的文学内涵。它不仅能够生动地展现出人物的身份、地位和性格特点,还能通过细腻的描绘,将读者带入作品所描绘的时代背景之中。同时,服饰描写还能深化作品的主题表达,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文章将从多个角度探讨文学作品中的服饰描写及其文学意义,以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首先分析服饰描写在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以及深化主题表达等方面的作用,并结合具体作品进行实例分析,以进一步说明服饰描写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和价值。

《背影》的美学价值及其文学史意义

鉴于有人建议从中学教材中删除《背影》并引起争论,有必要重新认识这篇文学经典。从"距离"、"朦胧"、"复调"等美学原则的视角看,《背影》是"大美无言"的极品;从新文学初期抒写血缘亲情的人性母题与对现当代散文创作的深远影响两个方面看,《背影》同样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

森林土壤大孔隙特征及其生态水文学意义

由于研究方法和目的的不同,土壤大孔隙的标准并不统一,一般认为土壤大孔隙的孔径在0.03～3mm;＞3 mm的孔隙相对于土壤结构而言非常巨大,水流在这些孔隙中的运动完全不同于土壤中的运动方式,因此一般土壤大孔隙研究中不包含这种成因的巨大孔隙.对于森林土壤而言,动物活动和根系作用是大孔隙形成的主要原因.研究土壤大孔隙经常采用的方法有染色法、CT扫描技术和入渗方法;由于土壤大孔隙的高度不规则性,常采用分形理论研究大孔隙的特征.水分在大孔隙中的快速运动是大孔隙流的主要特征,因此模拟大孔隙流时经常采用可将土壤分为快速运动区域和运动较慢区域两个部分的两区模型.壤中流是森林涵养水源和调节径流的主要方式,土壤大孔隙对壤中流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研究森林土壤大孔隙,可深化森林涵养水源机理的认识,不仅在理论上可加深理解森林调节水文的过程;在实践上用于预测土地利用变化对水资源和水环境的影响,为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植被恢复重建提供理论与决策依据.

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

在文学史的研究中,时间绝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概念,而总是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内容。文学史的发展与时代社会的段落相衔接,有时又不相衔接,其时间划分主要不依据时代社会的发展,而应当主要依据文学自身的发展特点。"民国文学史"概念的提出从客观的自然时间作限定,能够解决文学本身意义的多元共生问题,打破之前政治话语或西方理论在文学史建构中主导一切、定于一尊的局面,有助于从全新视角审视这一时期文学史的整体构架。但是,这一概念的使用,在对附着在文学史上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意义摆脱时,其自身亦进入到一种矛盾和焦虑之中。

唐代访书活动及其文学史意义

唐代重视文化建设,搜访逸书作为文馆重要职能之一,活动频繁。图书使或图籍采访者从京城到全国各地的搜书过程,推动强弱势文化区域之间的交流沟通。期间发生的各种学术和文学活动,丰富了文学发展史的内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唐传奇中侠女形象精神风貌及文学史意义

唐传奇中有很多侠女形象。这些侠女形象表现出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精神风貌:个性张扬,敢爱敢恨;性格刚烈、机智果断;武艺高强、功成身退,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洒脱豪迈的气质。这些侠女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意义非凡,形成了侠女形象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期,在许多方面为后世侠女形象的塑造开了先河。

文化整合中的文学建构与意义生成——论现代小说的“诗性传统”

"诗性传统"是一种基于文学"诗性"观念提出的整合性观点,认为现代小说呈现出的"诗性"特征,不仅说明文学"诗性"主题在现代小说发展中的稳定性、长期性和经典化现象,而且对于现代小说思想内容和文体形式的生成衍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在文化整合意义上提出了"诗性传统"这一论题,也就意在引入一种深刻的理解秩序,以弥合、改变目前现代小说研究中存在的某些不足或误区,为研究提供一种本体论的理论思路。

白居易的“九老会”及其文学史意义——以宋人对“九老会”的仿慕为例

唐朝武宗会昌五年(845年),74岁的白居易在洛阳与胡杲等六位年纪在70岁以上的致仕官员举行"七老会",后又增李元爽与僧如满二人,遂称"九老会"。白居易的"九老会"是中唐以来士人追求以闲旷心态为官处世的风气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成了文学史上的一段风流佳话,引起了后人的纷纷仿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宋代士人举行了很多仿慕"九老会"的集会,围绕这些集会产生了一大批以次韵酬唱为主要形式、风格闲适的诗歌,这些诗歌实际上属于"白体"范畴,为宋代诗坛增添了一份特有的闲适面貌。

古代小说中元宵灯节描写的文学意义及民俗价值

我国古代的通俗小说与民俗的关系甚为密切，小说中的民俗描写不仅为故事、人物提供了富于特定色彩和情调的环境氛围，增强了故事情节的趣味性和生活实感，而且还保存了不少生动、可感的民俗学资料。研究小说中的民俗描写，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小说叙事文本，又可以增...

从文本意义到文学意义

文学批评与其所观照之文本关系究竟如何,是批评和批评者应面对的基本问题之一,很多现代理论因之而得以发生,或者受到激荡。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理论在面对这一似乎缠绕不清的问题时,从批评伦理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律令视角"的建设问题,王宁教授、朱立元教授、周宪教授则分别从不同的维度就文本的意义和批评的伦理内涵、价值等进行了讨论,有诘问,有反驳,也有补充和修正,并共同涉及了应如何面对文本和文学、怎样理解历史和传统,以及究竟能够在多大限度内对已有学说和观点进行"解构"和"消损"等问题。四位学者的个性风采亦渗透其中。

论汉武帝《景星》及其文学史意义

本文运用文献考据法对汉武帝《景星》的作年与主旨进行考证,认为《景星》作于元鼎四年;《景星》和《宝鼎》是同一首歌诗;《景星》的主旨不是游仙,而是借颂祥瑞祈求平息水患以获丰年,反映了汉武帝对民生的关注。《景星》在内容、体式与风格上皆突破了以往祀神诗的陈范,在文学史上有重要意义。

论唐代家训文化及其文学意义——以初盛唐士大夫为中心的考察

唐代家训资料卷帙浩繁,蕴涵的思想十分丰富。在初盛唐众多的家训资料中,士大夫家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初盛唐士大夫家训通过规范儒学基本理念、构建社会道德以及对为官以德的要求来传播和普及儒学,为儒学的社会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士大夫家训还有不可忽视的文学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在文体上,专著式家训著作和家训诗歌开始出现;在内容上,注重后天学习、养成一定的文学修养的要求增多;文人的生长环境和家学传承往往会影响到他们的学识修养及今后的学术兴趣。

侯方域入清后江南之行的文学意义

侯方域一生的文学创作活动,与江南有着紧密的联系。顺治九年(1652)秋,他携新刻的诗文集重赴江南访友,切磋诗文。在江南,他凭吊故国,哀悼亡友,赞美忠义节操,申明个人气节;反思自己的文学创作,批评明末清初文坛弊病,并否定了江南的文学传统,向江南文人宣传自己的文学观点,以期能转易天下文章风气。江南之行,标志着其文学创作趋于成熟。

都市空间与文学意义生成

都市空间模式的改变是后现代社会的特有现象。传统的物理空间开始具有了隐喻性和流动性的特点,从而变成了"意指空间"和"流动空间",而且在两者共同作用下超越物理空间和单纯精神空间的"第三空间"最终得以确立。这种空间异化的现实势必对寓于其中的各个领域产生巨大影响,从这个角度解释文学与意识形态、文学与想象的关系,乃至超文本文学的产生将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因此可以认为当下文学的意义生成机制已经开始"空间化"。

论古代小说代指性人物的叙事功能及其文学意义——以王婆描写为中心

"王婆"这一指称符号在古代文献中普遍存在,以古代小说作品较为突出。王婆是古代小说中代指性人物与卑微角色的典型代表,此人物处于实体人物与虚化人物的中间地带,主要是作为功能性角色而出现的,具有符号指涉、关锁情节与"闲叙"生事等多重叙事价值。王婆集多重身份于一身,不属于类型人物或扁形人物,它对于通俗小说创作与发展而言有着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凸显通俗小说的编创特性与文体品味、反映小说人物角色设置与叙写的复杂性、演绎经典小说的经典效应等三方面。古代小说中王婆们的存在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关于人物叙写意义的不同向度。

近现代作家职业化转变的文学史意义

中国近现代作家的职业化转变,是一个具有独特历史意义的标志性历程。同时,这一历时近半个世纪的转变,也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生存形态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文学中心的移位、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并行、职业作家的自由与压力等等文学史现象的发生、发展与演变,无不与作家的职业化心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