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三说

20世纪以来,西方批评家乔治·斯坦纳、雷蒙德·威廉斯和特里·伊格尔顿先后比较明确地表达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看法。从整体上看,斯坦纳强调文学的倾向性及其对批评家的贡献,但忽视了马克思和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威廉斯凸显文学的本体论特质,却没有提及马克思的学说;伊格尔顿突出文学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以及文学语言的社会意义,而遗漏了普列汉诺夫的贡献。与此同时,以上“三说”都将唯物史观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指导思想。有鉴于此,我们只有将三者一并考虑,才有可能更近距离地触摸到该体系的全景图。持续引介、研究和总结该领域的相关资源,对我们从宏观上审视和把握其本源样态与发展文脉,以及从微观上洞悉其丰富内涵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及其意识形态:文革文学批评话语的广义修辞学分析

"批判组"及其类义符号和"毒草""香花"及其类义符号是文革文学批评中最突出的两组话语,烙有文革时期特有的印记。以"批判组"为代表的文学批评主体的集体出场,表明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体言说的强力控制;当"毒草"被妖魔化、"香花"被英雄化时,文学批评方式的两极分化愈演愈烈,显示出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对批评话语的强力渗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转变

本文通过借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探讨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批评话语转变的原因,指出任何文学批评话语都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时代条件下的产物.

中国影响与朝鲜古代民族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以18—19世纪朝鲜“神境”论为中心

在民族文学批评意识不断强化的背景下,随着对于民族文学特征认识的不断深化,以及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不能完全适应朝鲜文学批评的实际,朝鲜古代文人在18—19世纪推出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概念“神境”。“神境”论多指一种玄妙的文学状态,但有时也指文学创作所达到的审美境界,它在强调民族山水对于民族文学及其内在精神生成作用的基础上,重视“神”与“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展现了朝鲜古代民族文学批评话语建构的努力。然而,“神境”论是在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传统基础上生发起来的,具有明清文学理论影响的明显痕迹,并依然处于中国明清文学批评话语的范畴之内,甚至可以说是明清时期相关文学理论的域外变异。

重返《生死场》、女性主义批评与20世纪90年代知识氛围——重读刘禾《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

刘禾的《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是《今天》杂志“重写文学史”运动的重要收获。但是,作为女性主义文本的《生死场》与萧红小说《生死场》之间的缝隙与错位,显示出刘禾以女性主义方法照亮被“民族国家文学”宰制的《生死场》时,有意无意地对这篇小说进行削足适履式的解读,从而压抑了小说自身更加丰富的意义可能性。刘禾对《生死场》的解读方式体现了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在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文本时可能产生的一些偏离和误区,这些偏离和误区可以看作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知识范式转换的症候式表现。

大同之异:当代文学批评话语里的“共同体”

“共同体”作为一个关键词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领域,要远远地晚于政治、哲学、历史、社会、经济、民族等其他领域。从目前能够查阅到的资料来看,共同体作为一个关键词主要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2005年前后才开始较多地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中,(1)至今时间不过十多年,文章不过几十篇,大体经历了一个从直觉应用到自觉构建的过程,直到现在仍在发展之中。

在对话中构建中国特色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里程碑——评聂珍钊与苏晖总主编《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

新近面世的由聂珍钊和苏晖总主编、多位学者历经数年含辛茹苦共同参与完成的5卷本《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的结项成果。这是继聂珍钊纲领性专著《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之后,对其借鉴西方伦理批评、继承中国道德批评传统基础上首创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所做出的更为全面、系统和深入研究的重大标志性成果,极大地拓展了文学伦理学批评认知视野的广度与深度,在致力构建中国特色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新时代,具有里程碑式的创新意义。

从语言到话语——当代文学批评外转的机理研究

20世纪文学批评出现了"由内而外"的转向,即从对文本结构、形式的追求转向对文本所表现的社会、历史的揭示。这种外转与语言学理论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变密切相关。在这一过程中,形式主义文论运用语言学模式分析知识构成,形成"语言的牢笼",语言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被阻隔。福柯则积极推进话语的分析,揭露话语实践对知识、政治的控制,导致话语模式具有生产意义、表征权力运作的强大力量。今天,文学批评已不再仅仅停留于单一的文本分析,它已经成为跨学科的产物,具有泛文化的倾向。

人性话语的追溯与探源——评邓瑗《晚清至“五四”文学批评的人性话语研究(1897-1927)》

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人性问题表现了较大的兴趣,作家、批评家时常通过对人性的思考与表达来建构自己的文学批评,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能看到一条较清晰的"人性"发展脉络。所谓"文学批评的人性话语"正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对该问题的现有研究,多从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等思潮角度切入,存在着价值指向上的偏颇、来源单一化,以及时间涵盖上不够全面等问题;而从"人学"角度进行的观照,又未免涉猎过广而缺乏聚焦。

“言意之辨”对中国文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言意之辨"不仅仅就语言讨论语言的言与意关系问题,即语符与语义、能指与所指关系;而且立足于语言而深化拓展到言者与受者、语言与言语、语境与语用、语体与修辞等诸要素构成的语言符号系统与文学阐释系统的交流统一所形成的话语体系,构成"立言"与"文以足言"之言与文关系"、文言"之文言与白话关系"、言意之辨"之言与意关系"、言尽意"与"言不尽意"关系、"无言""不言""玄言"与"得意忘言"之有无虚实关系、"言外之意"与"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言内之意与言外之意关系、"立象以尽意"之言象意关系、"文笔之争"之言与体关系等命题及问题探讨,推动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的分离,强化文学语言的功能作用,从而将语言阐释与文学阐释有机统一,形成中国文学言意论特色与传统,为中国文学话语体系建构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当代文学批评发展提供启发与借鉴。

日本无赖派作家的批评话语研究

日本无赖派文学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是战后日本文坛重要文学流派之一。该流派的作家不仅在文学作品的书写上反映战后日本颓废堕落的社会心理,而且在文学批评话语上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内涵,因此日本无赖派作家的文学批评话语有效地促进了战后日本文学的转型,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战后日本文学批评的发展。但是,由于该流派作家的文学批评话语的形成背景具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故在分析其文学批评话语内质的时候,应坚持事物二元论的方法,才能更为科学更为客观地透析其文学批评话语的真正内涵。

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下儿童文学批评的问题、结构与方法

厘清“元概念”,是探究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理论前提。批评史料建设落后与批评结构残缺是导致中国儿童文学批评滞后的两大因素,急需在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重构儿童文学批评话语体系。围绕儿童文学“代际”话语沟通展开的持续发问,开启了对中国儿童文学“思想批评”与“审美批评”的辩证分析。

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与俄罗斯白银时代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学地标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与阐释是俄罗斯研究界与批评界的风向标。俄罗斯批评史上,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读从最初的庸俗社会的批评中解放出来,始自白银时代的作家与哲学家。对中国学界来讲,俄罗斯白银时代是一个稍显陌生的领域,因此,文章在阐释白银时代批评家如何在更深刻与广泛的、人的视域中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外,也力图窥豹一斑地展示白银时代主要的文学理念以及哲学、社会学诉求。

论方平莎士比亚评论的地位、特色与贡献

方平先生被誉为"中国莎学泰斗",毕生致力于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研究和传播事业,并投入大量心智开展莎士比亚评论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21世纪初,方平莎评推动中国莎评从荒芜走向繁荣,是名副其实的莎评拓荒者。方平作为莎学研究者,同时兼具诗人和翻译家身份,由此左右逢源、触类旁通,形成"诗人+学者+译家"的莎评特色。通过梳理、研究他的莎评成果,吸收借鉴其固守又融通的中国文学批评话语和比较文学思维,为外国文学的中国化阐释提供可资效仿的文学批评范式。

生活日常性与社会批判性的叙事融合——兼评《美国情感之旅》的种族歧视话语

种族歧视产生于古罗马帝国时代。美国的黑人、大洋洲的土著民以及日本的部落民都曾深受其害。种族歧视是对个人和民族的一种践踏,因此反对种族歧视的呼声从未间断。作为"第三新人"作家之文学文本,《美国情感之旅》是一部日记体随笔,它保持着作者一贯的平易性与日常性创作风格的同时,力求规避随笔的感性和片面性,尽可能地为读者呈现出了相对客观的事实。以生活日常平凡事,揭露存在于社会内部的种族歧视,充分彰显了反种族歧视的文学批评话语。

《苟子》“文学”又观的臂喻化建构及影响

唐启翠在《文学遗产》2022年第4期撰文指出,《苟子》“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等一系列警喻,直接将“文学”与诗书礼乐、琢玉制器、佩玉节步、养德育人相关联,建构了琢玉(技艺)佩玉(礼制)与化人、作文相呼应生发的类比传统,和以人文化成为底色的整体文学观。而滥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发展于新石器时代,隆盛于商周的玉石信仰、琢玉实践与佩玉文化传统,以及对金石珠玉物性特征的认知与想象,奠定了《苟子》文学观化建构的物性基础、技艺传统和文化语境,形成了“雕琢其章”“金玉其相”“金声玉振”等文学观念和话语模式,并对后世文学批评话语范式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