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野”的行吟之歌——文学旅行志的一种范式

人与自然不仅体现为一种共生关系,也表现出文明样态的独特性。“三野”(荒野、原野、田野)是自然的语境化表述。无论作为自然的语义表述,还是人类与之相处的态度和关系,都真切地反映出人与自然的亲密性。“三野”叙事,以旅行为前提,从古代的行吟诗人到现代的意识流,皆可视为文学旅行志的“行吟之歌”。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表述形式,对“三野”的描述包含着生态智慧的独特性和多样性;而中西方的“三野”文学表述却差异甚殊。

英国旅行文学的起源

英国旅行文学的源头,不应追溯到古希腊神话和文学,因为希腊与英国相距甚远,在远古时期与英国没有任何社会和文化的交集。英国旅行文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北欧神话和文学。北欧地理上距离英国最近,北欧人在公元8世纪后不断入侵并定居英国,他们的神话和文学对正在形成期的古英语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北欧神话、萨迦文学中的旅行叙事,成为古英语文学中旅行叙事的源头。古英语诗歌中的《航海者》和《旅行咒》以及古英语时期产生的英国民族史诗《贝奥武夫》即英国旅行文学滥觞期的代表作。

斯巴达故事的文学旅行——近代东亚、帝国战争与民族想象

在近代东亚的中日两国,斯巴达勇士的经典故事曾发生过一场影响深刻的文学旅行,相继出现在梁启超、鲁迅与押川春浪、樱井忠温等著名思想家与文学家的笔下。晚清中国与明治日本几乎同时发现了斯巴达,也重新发明了斯巴达。不同的世界地位与国家立场,也导致了不同的视角,以至于出现了不同的文本形式。“超越斯巴达”带给明治日本的是一种极度膨胀的优越感,一种“向外看”的力量,其极端便是走上一条不断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之路。晚清中国在微弱之际颂扬尚武精神,在借力于斯巴达的同时也反省自身,形成了一种“向内看”的力量。鲁迅从书写斯巴达故事开始,始终关注的是弱小民族的问题、人类解放的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超越了东西之争、超越了种族之争,从而迈向了一条更为博大的国际主义、世界主义之路。这是一条与日本军国主义复制西方列强殖民逻辑完全不同的道路,也是今日中国面对世界纷争仍然值得深思的一条道路。

旅行与文学“朝圣”——文学遗产与城市空间及国家形象的建构

文学受其赖以存在的地方的影响,同时也赋予与其相关的地方以丰富的象征意义。神话与传说、史诗与圣著直至现代文学一直影响着旅行实践。在意识形态、历史观以及现代大众旅游业等因素的多重作用下,围绕文学遗产建构的文学风景,作为城镇物理空间规划和旅游结构中的有机组成,是沟通文学与现实、过去与现在、本土与世界的媒介与桥梁。在当代的国际旅游中,文学风景影响了游客对于一个地方乃至国家的印象与评价,甚至成为游记中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元素。

英国旅行文学与现代“情感结构”的形成

18世纪的英国处在贵族精英与中产阶级同时并存、海外冒险与殖民开拓齐头并进、大陆旅行与国内旅游互相促进的年代。在旅行文学的影响下,启蒙时代英国人的"情感结构"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从注重平衡对称的古典美学理念转而强调崇高和宏伟的情感体验,从理性至上的态度转而注重感伤主义和情感主义。持续不断的旅行刺激了文化感受力的复苏,激发了旅行主体的移情能力,使其获得了替代性经历,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自己。通过时空的转换,旅行主体持续不断地躲避着固定的身份和定义,持续不断地发现自我和确认自我。"情感结构"中出现的这种主体性倾向,在此后的浪漫主义思潮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朝圣:英国旅行文学的精神内核

14—17世纪,以《曼德维尔游记》、《坎特伯雷故事集》和《天路历程》为代表的三个朝圣文本,建构了一个从西方到东方、从本土到异域、从内心世界到外部世界的立体的朝圣—旅行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东方的圣地与异域的奇迹互相并置,基督教的世界观与异教的信仰互为镜像,虔诚的宗教信念与粗鄙的世俗欲望互相交织,形成一个源远流长的叙事传统。近代英国的旅行文学正是在这个朝圣传统的影响下逐渐脱颖而出,形成自己的空间想象、主体性意识、跨文化交往原则,以及相应的叙事策略和结构模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朝圣文学是英国乃至欧洲旅行文学之精神内核。

旅行文学三题

旅行文学源远流长,但旅行文学长期以来被视为亚类文学,被主流批评话语所忽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旅行文学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家的重视。旅行文学批评主要以萨义德和福柯等人的后现代理论为研究范式,对隐藏其中的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进行剖析阐释。该文从旅行实践与旅行文学的发生、旅行文学对异域的想象性建构、旅行文学与文化身份的关系等方面探讨旅行文学在异域想象与民族身份建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从旅行文学看日据时期台湾文人的民族认同——以彰化文人的日本和中国大陆经验为中心

日据时期许多彰化作家前往日本或中国大陆旅行或旅居。他们欣赏日本的美丽风景,但心情并不愉快,因他们无法认同统治台湾的殖民者。如叶荣钟诗作充满悲凄落寞之感,虚谷诗风转向清淳淡远,但这只是严峻时局下的隐忍。洪弃生、施梅樵、庄太岳、赖绍尧、杨树德等对大陆充满向往,通过自己或亲友游览祖国壮丽河山,增强了民族自豪感;赖和、周定山等更看到了当时中国的贫穷战乱以及某些国民性弱点,这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加强和深化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和认同。

东方乌托邦--欧洲中世纪旅行文学中的北京形象

在蒙元时代,欧洲到中国的交通线打通,欧洲的传教士和旅行家相继来到中国,他们的旅行文学作品向西方翔实地介绍了作为乌托邦表征的北京形象。1299年《马可·波罗行纪》面世,北京首次以"汗八里"的名称出现在西方人的视野里,意为"大汗之城"或"帝王之城"。从13至16世纪的三百余年间,北京以"东方帝都"的形象反复出现在欧洲的旅行文学之中,为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乌托邦提供了更加翔实、可靠的素材。本文以比较文学形象学为依托,以《马可·波罗行纪》《颚多立克游记》《曼德维尔游记》为研究文本,探讨北京作为乌托邦形象在中世纪欧洲旅行文学中的表征。

文化视阈下英国旅行文学的叙事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主要从文化意识投射、他者化再现和异国形象这些视角阐释旅行文学,不断地叩问旅行文学的再现政治。而事实上,旅行文学与诗歌、小说和戏剧等其他文类一样,有着自身的叙事传统与文学性。本文考察英国旅行文学的叙事嬗变轨迹,旨在揭示旅行文学内在发展上兼具客观真实与主观虚幻、科学与传记于一体的动态复杂的叙事特点及其所昭示的英国文化发展的谱系与脉络。

日据时期旅行文学论述:身份认同与现代性

日据时期旅行文学研究在台湾方兴未艾。台湾文论界通过对旅行日本、欧美、中国大陆的不同游记的论述,探讨日据时期台湾人身份认同的暧昧两难。台湾社会特殊的历史际遇造成其现代性具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态。

英国旅行文学与现代性的展开

旅行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性空间想像与主体意识双重建构的产物。英国旅行文学的发展刺激了大英帝国的跨文化想像力,而大英帝国的崛起和扩张也促进了旅行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两者之间形成一种互补互动、相辅相成的关系。旅行文学的发展给英国社会文化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莫过于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的凸显,包括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秩序与混沌、中心与边缘、帝国与殖民地、全球化与地方性等一系列对立因素在不同文化空间中的并置和运动。对旅行文学的研究不仅使我们理解了帝国与旅行、内心空间与外部空间、个体身份与民族身份之间复杂的缠绕关系,也提出了一些涉及文艺美学和创作诗学的问题。

当代台湾旅行文学论述:大众文化与性别视野

在消费主义和大众传媒的推动下旅行文学及其论述在台湾颇为兴盛。当代旅行文学写作主体以女性居多,台湾的女性旅行文学论述跳脱思维限制,不再局限于性别的、私人的范畴,而是把触角伸到公共领域和认同脉络之中。

浅析“中国形象”的“他者”身份对于中国文化自审的影响——以华人旅行文学为例

"中国形象"是一种想象性的建构物,是一整套内含话语机制的隐喻符号系统。这个形象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根据需要被创造出来的。这个他者形象的构建过程,实际上是在历史的延续与断裂的张力中不断转变的过程,构成了"时而乌托邦,时而黄祸地狱"的隐喻系统。本文就这一过程,对"中国形象"在文化形象变迁过程中如何进行"他者"身份的变化进行阐述。

18世纪英国旅行文学中的北京:从乌托邦到反乌托邦的逆转

英国与北京的真正接触,始于1720年约翰·贝尔随俄国使团访问北京。虽然贝尔总体上对北京形象极尽乌托邦式的赞美,但是在他所处的时代,英国已经开始从对中国的乌托邦式礼赞向敌托邦式批评转向。伴随着这种思潮转向,丹尼尔·笛福开始创作虚构的罗宾逊漂流记续集,借以对北京进行想象性批判。18世纪末的马戛尔尼访华,是英国人第二次与北京的真实接触。虽然在外交上无果而终,这次访问在旅行文学和比较文学形象学方面却是一次对北京的异托邦形象的大塑形,向世界传播着一个正在日益走向衰败的昔日北京形象。

美国旅行文学主题研究

旅行具有经典的象征意义,身体的旅行其实也是精神的旅行。美国旅行文学与美国梦的追寻紧密相连,故此美国旅行文学的经典主题源自现实中追求美国梦的经典表现。从"兔子系列"中主人公的逃离——回归之旅到《在路上》中主人公的迷失——流浪——幻灭之旅,再到《山水无尽》中的发现新世界之旅,美国旅行文学,不论何种主题,从正反两面为后人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为重塑虔诚美国梦、构建健康的美国文化提供着永不衰竭的源泉。

文化“他者”:西方旅行文学的中国形象

文章以7部西方旅行文学代表作品为研究对象,以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为研究范式,运用文本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梳理解读自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到20世纪30年代《西行漫记》为代表的西方旅行文学建构中国形象的不同路径和动态变化。中国形象作为文化"他者"出现,是西方文化构筑的一套表述体系或话语,是西方关于中国知识与想象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不同历史时期西方社会的异域想象和民族身份建构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参照。

月球书写与弥尔顿的《失乐园》——17世纪英国宇宙旅行文学中的“多重世界”

随着《天体运行论》在1543年出版,“新天文学”领域成就斐然,一系列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地心模式”的有形宇宙假设相继出现,后续各种天文观测技术与实践更是突飞猛进。此背景下,可追溯至古希腊的“宇宙旅行文学”重新流行,想象式描述着星球之间的互动、各星球上的生物状态等。“多重世界”是其书写的对象也是存在前提。因17世纪英国正好处于新、旧天文学交替时期,此时的“多重世界”呈现出两个特点。首先,违背宗教教义的它曾一度举步维艰,最终不得不妥协为基督教化后的世界;其次,伽利略等的发现主要聚焦月球,故“多重世界”的故事常常发生在那里,直至牛顿1687年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种空间束缚才逐渐解除。《失乐园》在17世纪英国宇宙旅行文学中非常特殊,弥尔顿笔下的“多重世界”因“中和”特征不同于当时诸多月球书写:态度方面,它中和了开普勒的“激进”和伽利略的“保守”;内容方面,它中和了新、旧有形宇宙假设;范围方面,它中和了月球书写与其他星球书写。因其特殊性,燕卜荪又将它称作“弥尔顿类型”的“宇宙旅行文学”。

中国旅行文学研究的述评与展望

旅行文学是旅行与文学的结合,也是人类在跨文化活动中对他者与自我认知的书写。因此,研究旅行文学不仅能把握历史长河中的自然与社会变迁,也能揭示人类如何理解自身及他者。此外,旅行文学研究不仅有利于地方旅游开发,也有助于加强文化自信。文章通过系统地梳理国内旅行文学研究,界定了旅行文学的含义。鉴于旅行文学这一概念内部的复杂性,文章提出一种将旅行文学进行分类的新思路,“虚构—真实”和“外物—自我”可以作为分类的两个维度。文章从文学、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和旅游研究这5个不同学科的角度评述了国内旅行文学研究的重点与进展,讨论并总结了旅行文学研究中浮现出的3个重要发展方向。

英语旅行文学后殖民与中国文化书写研究

英语旅行文学文本已经成为英语文学的一个重要文类,英语旅行文学文本的研究也越发重要和活跃,至今已存在大量针对该文类的研究。基于此,梳理英语旅行文学研究现状并确定研究方向成为重要研究内容,后殖民研究与书写中国文化的英语旅行文学文本研究成为未来的研究方向。研究以时间为顺序,研究对象从叙事性文学作品扩大到电影、纪录片、摄影作品等,从文学研究扩大到文化研究,这有助于认清东西方文化本质与文化差异,并促成新思想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