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终结与永恒悖论的潜在阐释

文学终结与文学永恒是文学领域的矛盾体,这一悖论反映了新媒体形式不断出现的后印刷时代,文学著作者在执着地相信文学的永恒、迷恋于文学的魅力的同时,为印刷文学的衰退而痛心的迷惘处境。"通变"论认为文学终结的真正原因是新媒体改变了文学特定时期的存在条件,新媒体的出现只能改变印刷文学的存在样式,但不会导致文学真正的终结。从"通变"观出发,文学有它自身的存在理由,由于文学的抒情言志的社会功能,文学的魅力是永恒的,它不会因为存在形式的变化而终结。文学终结与永恒悖论的释解同时为当今网络文学的出现与繁荣提供了合理的注释。

“求新求变”:文学永恒的内在趋动

关于"新经验与文学叙事的模式新变"的议题,我反而更愿意从"旧"开始,从文学史的角度对此进行审量——因为文学在它漫长的历史更变中一直会面对"新经验",不断出现和变化着的新经验,哪怕这种新经验可能在后来更大的变化中似乎不值一提,不过是新修的官路上跑过了一辆或几辆由四匹马共同拉着奔跑的马车。但这些或大或小的新经验终会渗入到文学中,文学,也会随着新经验之变而变,做出它的恰应而适度的调整。

民族精神:永恒的文学艺术母题

在2004年5月22日《文艺报》《民族精神:永恒的文学艺术母题》一文中说:民族精神神话始终是文学艺术必须面对的一个根本主题,也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永恒的文化母题。文艺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就其基本属性来讲,是一种融会、流贯在具体创造中的为本民族所熟悉和认同的精神集合或意识形态凝结。

何士光小说创作中的契诃夫影响

学界对新时期以来贵州作家何士光的写作有不同的评价。於可训认为“当年何士光写‘伤痕’、写‘反思’、写‘改革’,都不直接把灵肉的‘伤痕’暴露出来、把‘反思’的结论告诉读者、把‘改革’的方案展示给人,而是把这些由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干的活计,都点化为一点因由,缩略成一种背景,而将全部笔力集中于人情和人性这个文学永恒的描写对象”^(②)。但也有批评者认为何士光小说的颂歌性质及政治意识形态对其小说的结构性作用,是不可忽略的。在不同的评价当中,能够获得较多学者认可的一点,是何士光小说曾受契诃夫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