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力作——评姚文放《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

扬州大学姚文放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文学理论研究,颇多建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以下简称《探究》）是他的又一力作。这部新著视野宏阔,考辨精微,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一、引领学科发展的治学理路作为当今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军人物,姚文放先生始终关注文学理论的最新动向,具有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互补与整合──论刘勰文学理论体系“内儒外道”人格类型的构成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经学的衰落与道家玄学的崛起导致了经学的玄学化。在这样的语境下，儒道两家文学理论以阐释主体为中介，从外在的文化冲突转向内在的人格互补。这种从冲突转向互补的理论现象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走向自觉，且形成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史上“内儒外道”的批评人格。在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内儒外道”的人格互补类型在其深层心理是一个复合结构，它以“内儒”与“外道”这两个层面的整合凝聚为一脉“艺术意志”，从而制约着后世的文学现象及文学批评的发展。

建立具有逻辑性、系统性的昆曲文学理论体系——《昆曲文学概论》评价

昆曲一宗盛于明清,虽然属于舞台艺术,但随着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文士参与到昆曲创作中来,其文学水准有了极大的提升,可称明清的“一代之文学”,而对其剧本的研究也日显重要、日趋发达,逐渐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焦点.李晓研究员的新著《昆曲文学概论》堪称这一学术潮流中的杰出代表,这部专著系统研究了昆曲文学的体制与排场、结构、格律、语言、批评,面面俱到而丝丝不乱,出手就是大格局、大气象;行文清雅而娓娓道来,颇具君子之风、合书斋之道,读来自有一种让人心意雍容的气度.

理论资源与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深层危机

文学理论教材在文学理论体系建构中扮演关键角色。建国以来,文论教材处理理论资源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中西拼凑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型、西方后学型。这三种处理方式都有其合理性,但其缺陷亦十分明显。理论资源往往还成为理论体系价值属性的判断依据。这些均表征了当下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深层次危机。文学理论自主性的真正获具是解决此危机的根本路径。

现行的文学理论体系应当改革

许多作家,中文系的学生以及一般文学作品读者都“朦胧”地,却也是较为一致地感到我们的文学理论著作、教材、讲义(如《文学概论》)对于艺术欣赏与文学创作的帮助不太大,俗称“不解渴”。王德勇在《河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上撰文说:我们的文学理论体系(构成、框架及表述方法)存有弊病,亟需改革。 一、现行的文学理论(《文学概论》一类书籍)体系,主要是以哲学为基础,以认识论和政治的观点来观察文学现象,以苏联五十年代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五论”——“文学的本质与特征论、文学作品的构成与分类论、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论、文学的创作过程论以及文学的欣赏与批评论为内容,插入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述与中国文学史上一些“实例”而构成一个“框架”。这种文学理论体系的结构是宽泛的铺陈式的结构,而不是小而紧的掘进式的结构。 这种“五论”体系,主要来自苏联季莫菲也夫的《文学概论》这样一个“模式”。

关于现行文学理论体系的改革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国出版了一批新编的和修订的文学理论教材.与以前出的相比较,科学性、知识性有所加强,在理论的民族化方面也有了一些进展.但是,从构成的体系来看,基本上是以前体系的延续,只是在论述的逻辑顺序上有些新的调动.人们读了这些书,仍“不解渴”。

《气与中国文学理论体系构建》简介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赵树功教授著，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该书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气是中国哲学的元范畴，它和道、理、无、一、玄、天等范畴一样，是古代哲学中阐释宇宙生成、物我关系的重要范畴。该书以范畴正本清源的梳理为基本手段，将古代文人以气论文的历史视为一个历时性的学术整合过程，通过这些范畴内外关系的研究，提炼对这些范畴具有统辖意义的元范畴，

从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看《辨骚》的归属问题

《辨骚》应列入总论抑或文体论,刘勰在《序志》里说得明明白白。他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枢纽”即关键,亦可谓“总论”。可是,对于这个刘勰说得清清楚楚的问题,学术界却长期存在着争论,双方各有其理解和解释,众说纷纭,难以一致。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如牟世金同志指出的:“《文心雕龙》

文学理论体系:文化结构、现代性、审美与文学传统

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涉及四个问题:一,文化结构。尽管文学批评史上种种命题持续产生,但是,这一切并非通向一个终极版文学理论,而是很大程度上来自特定时代诸多学科共同构成的文化结构,要更多地考虑时代的种种需求如何传递到文学理论。二,现今文学理论置身于“现代性”结构之中。现代“文学”概念的形成即是现代知识转换的后果。中国现代文学对于启蒙、民族国家等“现代性”主题做出了独特的回应,同时又参与了“现代性”批判。三,“现代性”平台上,审美是文学发出的主要声音。席勒的审美自由与马尔库塞的“新感性”均从主体的意义上论述审美的解放理想,但这不能代替社会科学的其他关注。没有理由形成审美的“独断”,社会文化之中包含审美与诸多学科之间的“博弈”。四,传统是现代社会论争最激烈的一个领域。文学传统背后的民族文化与民族国家形象密切相联。但是,文学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远比通常想象的复杂。只有将各种因素之间的互动纳入视野,文学理论体系才能构建为一个充满辩证精神的活体。

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期,既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系统传播期和发展成熟期,又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继承革新"、"形象"、"典型"、"创作方法"、"文学语言"、"文学体裁"、"文学风格"等概念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范畴系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典型性成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学本质论、创作论、构成论、接受论,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思想体系;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构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蔡仪的《新艺术论》是中国现代第一部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在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上都有重要创新,对20世纪中后期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困境与突围——论新世纪文学理论体系的多元建构

文艺学学科的发展由两个板块支撑：一是关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研究与探讨;二是围绕文学理论教材而展开的理论体系建构。这两个板块有交叉,亦有较大的分野。前者所有本专业的人员均有参与,涉及面甚广,且论题常突破边界,对既有的体系构成挑战。而后者较为高端小众,也稍显静态,是确立理论权威的符号象征行为。

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

很多中华学者析评文学作品时,一面倒只用西方的文学理论。他们不理会中国古代的文论,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文论重直觉、欠分析、无体系,因而加以贬抑。另外,一些中国古代文论学者,则在回顾与前瞻时,提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议题。本文认为,《文心雕龙》体大虑周,高明而中庸,我们大可在斟酌、比照西方文论之际,以它为基础,建构一个中国文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有三个纲领:(一)文学通论;(二)实际批评及其方法论;(三)文学史及分类文学史。其中(二)项的"六观法",尤其切实可用。这个体系以中为主、中西合璧,是具开放性的泱泱大理论。我们也可以《文心雕龙》的关键概念"情采"、"通变"为主轴,同样以《文心雕龙》的内容为基础,建构一个更具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

理论之树亦可长青——论王向远教授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有机性”

本组笔谈可视作一学案研究尝试。学案研究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学术研究方法之一,近年来日益受到当代学界的重视。学案研究就是对学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关节点或某一段具体脉络进行深入考察的案例性研究,它可能涉及一个重大的学术概念,也可能是围绕一系列关键的学术人物。这种方法有助于展示学者或学派学术思想的渊源、具体演进过程并反思其所取得或具有的成就与局限。本期推出的以东方文学和比较文学专家王向远的学术成果为案例的学案研究由两部分组成,一为王向远教授的新作,展示了作者在翻译学研究上的最新思考成果。作者提出的"要使‘翻译’从动态实践活动转为静态的知识形态并加以观照,就特别需要强化‘译文’在翻译学建构中的地位,让‘译文学’的概念范畴成为‘翻译学’概念范畴的一部分,并把‘译文学’的概念提炼方法与建构原理延伸到一般翻译学中,以使翻译学逐渐臻于完成、臻于完善"的相关看法,具有颇多的启发意义。而吕睿的文章则将王向远教授的学术探索作为个案纳入新时期以来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整个具体实践背景中作了一番考察,这种考察具有个案剖析的优势,其实又超出了个案本身,而对我们进一步拓展、推进相关学术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有益尝试——《中国古代文学原理》简评

上海学林出版社“青年学者丛书”推出祈志祥《中国古代文学原理》一书,近已引起读者注意。众所周知,本世纪我国通行的文学理论教材,在观念、体系上几乎都是西方的,中国民族文论,在其中只不过是点缀,甚至仅作为证实西方文论的素材。用西方文论解释再现性的史诗、戏剧、小说是精当的,以此解释表现性的中国古代诗文就显得鞭长莫及或隔靴搔痒了。因此早在10多年前大陆学者就呼吁: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有志于此,祁志样先生用数年之功夫,锲而不舍,撰成此书。

外国文学理论研究与课程建设的有关问题——夏仲翼教授访谈录

近年来,外国文学研究界存在着不重作家作品而重理论研究的倾向,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隐忧。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刘茂生最近就外国文学理论研究与高校外国文学课程建设的有关问题,采访了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前副会长、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夏仲翼教授。夏仲翼先生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学理论进入别国,就会涉及接受问题,自然就会引出“有效性”的思考,而“有效性”是指理论在一个国家被接受的整体效应;当然,任何一种文学理论都产生在特定的文学、社会、历史语境中,都是具体的、指涉性的;外国文学理论要在中国体现“有效性”,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它对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否真正产生了作用,二是它能否解释中国出现的文学事实和现象。他认为,文学在它自身发展过程中总是先有文学事实,然后才会有理论来说明这些现象,理论不可能自己凭空产生;意图根据某种需要去创造一种理论,以为如此就能指导文学发展,或者按照某种理论进行写作就能获得成功的先例,其实还从来不曾有过;理论是总归发生在文学事实之后的,所以无论是创作界或是理论界,最好还是不要企图去找到一种理论来引导或者解释我们的文学发展,倒是应该埋下头来从文学发展的事实的规律里去寻找并总结出实在的理论,这才能对推动我们文学的发展有实在的助力。他认为,把明明有着具体内在规定性的文学问题泛化为一般文化的、政治的议论的所谓的“大文化研究”,也许显得十分热闹或者“新颖”,然而对于文学研究本身的价值却是颇堪怀疑。他认为,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基础研究”与“第二手研究”互为补充的,学科建设与信息跟踪有着密切关系;大量的翻译、编译、译介都属于二手研究的范围,都是对国外文学现象或理论的一种解读。他认为,成熟的教学方式应该是学术讲坛式的,一个教授在他自己的讲坛上应用自己的学术观念来阐述一部外国文学史,但在目前这还只可能是一个理想;但总有一天,教材的编写与教学的方式都会是个性化的,都会具有鲜明的学术倾向的。

文学理论的书写范式与现代意识——读老舍《文学概论讲义》

近年来,随着文学理论知识的增长以及大众审美文化的兴起,原有文学理论教材的学科范式和思想观念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出来,其对文学文化新现实的隔膜,其意识形态时期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成为学界诟病之所,文学理论要求变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最典型地表现在近年来的文艺学的边界之争这一学术现象上。于是,如何编写文学理论教材成为学界思考的重要问题。回顾历史方可展望未来,这里,我们以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撰写史中的具有代表性的文本为分析对象,通过对百年文学理论历程的回溯和评论,试图为当前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寻求有效资源。本专题所选取的四个文本反映了20世纪现代中国各个时期文学理论的编写旨趣,折射出特定时代的学术文化氛围,这一历史的梳理和评述既展现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学术进程,其具体的解读也体现了作者的学术个性,我们希望这组文章有助于推进今天文学理论教学和研究的改革。

还《文心雕龙》“写作学”专著之真面目──走出龙学研究的“文学理论”误区

本文对长期以来将《文心雕龙》作“文学理论”著作的定性提出质疑。认为该书研究的是一切文章的写作规律，其中可归入今日‘’文学”范畴的只占一小部分；刘勰对文体只作“文”与“笔”（有韵与无韵之文）的区分，根本就没有当今所谓的“文学”这一概念。因此，该书存在“文学理论体系”只能说是一种主观臆想，《文·心雕龙》当属文章写作学论著。本文的研究力求从文本规定出发，从《文心雕龙》的写作目的和性质、写作学理论体系的构成及具体写作规律的揭示等方面，对中心命题作充分的论述。

笔谈: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反思与重建

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一直是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焦点。很多人都强调，必须置身于新时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以现实针对性和审美范导性为原则，在自觉意识与开放视野中，建构一套适应中国本土文学经验和文学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