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的文学”到“文学的国语”——朱自清“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观念解析

本文通过对"纯文学"与"杂文学"、"白话"与"欧化"、"国语"与"国文"几对关键词的细致阐述,解析朱自清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复杂性,将其与中国的"诗教"传统相勾连,分析其"现代文学"观念与"现代教育"观念的互动关系,勾勒中国现代文学从"国语的文学"到"文学的国语"的历史建构。

朗诵与“文学的国语”的成长——论朱自清的朗诵观

朱自清对朗诵的认识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国外读诗会、国内战前“读诗会”、战后“朗诵诗”。朗诵与朱自清的语言观有着紧密联系,其语言观主要经历了两个过程:从最初认为白话可适当欧化再到主张从大众语中提炼出文学语言。他认为最理想的语言应当具有节奏和音乐性,而这种节奏和音乐性可从朗诵、诵读中觉出。从统一国语的大背景出发,朱自清重视朗诵、诵读,是因为他认为朗诵及与之相关的文学语言是形成“文学的国语”的重要途径。不难发现,朱自清的朗诵观及文学语言观与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思想一脉相承,朗诵的最终目的是促进“文学的国语”形成。

“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新探胡适倡导新文学的宗旨观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于1918年提出的建设中国新文学的"唯一宗旨"观,但近百年学术研究尚未以科学的思维对其丰盈内涵作出详解。本文试图对胡氏新文学建设的宗旨观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予以新探。"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对其"枝叶"文学主张的化零为整的概括。国语文学与白话文学在胡氏表述中是同义语,但实质上是有区别的;而要理解国语文学的内涵,必须弄清白话、国语、方言这三个关键词的趋同性与差异性。胡适对建设何种形态新文学作了这样的理性设计,即分为"工具"、"方法"、"创造"相互关联的三个逻辑步骤,只是对"工具"(白话为利器)、"方法"(具体技艺)作了详解,而"创造"则从略了;至于"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之间的辩证关系,胡适着重强调了后者。这样的"唯一宗旨"观,实际上成了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并驾驰驱的理论旗帜和实践纲领。本文对其新探,发掘出不少新思想、新见解及其偏颇之处。

“文学的国语”怎样炼成——《围城》的语言策略

钱锺书的《围城》不是一部"方言小说",尽管其独一无二之处恰恰在于主人公流浪汉式旅行涵盖了中国南方六大方言区,来自北方的人物也不少。《围城》语言策略值得注意之点是钱锺书很少让小说人物说他们自己的方言,而尽量让他们说南腔北调中西合璧的国语。《围城》中的方言土语就像鬼魂和影子一样藏在国语背后。虽然作者在某些场合不得不偶尔使用方言,但也尽可能削弱方言的影响。吊诡在于这种超方言写作也能揭示蕴藏于方言中的地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精神。20世纪40年代,当北方作家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努力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时,南方的钱锺书却和他的人物一起学习正在形成中的国语。两种不同的学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带来了两种不同的语言遗产。

“文学的”国语如何炼成——论民国时期无线电广播与国语推广

民国时期,缺乏规范语言基础的广播和跛足的国语运动在困顿中合而为一、相互扶持,扩大了各自的影响。广播直观立体地展示了语音、声调、情感等语言因素,使民众在对声音的认同中达到民族认同,从而建构起"文学的"国语形象。播音员的口语化播音既简练畅达,又富有情感性和审美性,是"文学的"国语的理想文本。无线电广播的播音实践和播音理论为国语的建构乃至于普通话的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语言文学现代转型研究——评《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再探索》

河南大学文学院刘进才教授的《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再探索》一书,采用宏观的学术视野,对新文化运动前后国语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梳理与研究,观点新颖独创,视角独树一帜,内容独具特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本书分为绪论、上编、中编、下编四个部分,共十二章,三十五万五千字。分别从“国语运动与国语标准的建立”“国语教学与文学的国语”“国语运动与现代文学的语音论争”三个方面探讨了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对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进行了研究探索。

胡适倡导白话文学“惟一宗旨”观背景探察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于1918年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时正式提出的新文学革命论的"惟一宗旨"。这一倡导白话文学的宗旨观不仅有个形成的过程,而且它的生成也有着多维的特定背景。近百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有所忽略,某些说法多与史实不符。历史地看,胡适"惟一宗旨"观形成的背景至少有这样相互关联的几个维面:欧洲文艺复兴创造"国语文学"的经验启发;我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的发掘与承续;晚清以降国语运动的推动与白话文字的训练;中华民国成立所提供的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相互并进的政治生态。

重估胡适建设新文学“唯一宗旨”观的历史价值

近百年对胡适建设新文学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唯一宗旨"观的历史价值或意义,始终估量不足,甚至有所歪曲。作者试图走近历史现场选取新角度对胡适的"宗旨"观的价值或意义进行重估。若从文学与话语构成的认知模式来考析胡适的建设新文学的"宗旨"观,那它的实验效果则是完成了由文言为正宗话语向白话为正宗话语的整体转变,为民国时期建立起现代话语系统。要是从语体或文体角度考察,胡适建设新文学的"宗旨"观的实践结果,则为现代中国建构起白话语体或新文体,以代替传统语体或古代文体,使中国文学的审美形态与艺术风貌焕然一新。上述功绩首先应记在胡适的功劳簿上,而不该抹杀或篡改。

“汉文学的前途”与周作人的现代母语文学观

周作人一生毁誉交织,文学上的周作人与政治上的周作人的评价截然不同。仅“文学的周作人”而言,他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与胡适相比,周作人具有通融的文化态度和清醒的母语文学意识。他对白话文学理论的“批判性”基于对文言与白话关系的反思,体现在对文学口语化和欧化倾向的建设性“融合”。为此,他提出由多种语言资源熔铸的“雅致的俗语文”,并视其为“理想的国语文学”。“理想的国语文学”是对语言艺术的回归,它一方面指明了汉语言母语与文学现代性同构的必要途径,也彰显了母语文学现代性重构的历史必然性。

试论胡适的文学观

胡适关于文学的一些观点和主张:一、白话文学的产生、演进,显示出贵族文学和平民文学之分野;二、表达人的本性是文学价值观的核心;三、文学的创作方法大率分为理想主义和实际主义二派;四、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揭示了两者相互依存和互为标准的关系。

“顺着自然的趋势，再加上人力的督促”──在世纪之末看“五四”中的胡适

“顺着自然的趋势，再加上人力的督促”──在世纪之末看“五四”中的胡适王文英年年“五四”，今又“五四”。身处２０世纪之末，回首世纪之初，想起一位被时代潮流托上浪尖的弄潮儿──胡适，在时代的舞台上“顺着自然的趋势，再加上人力的督促”，与新文学的倡导者们一...

语文教学从朗读下手──朱自清的朗读教学理论

语文教学从朗读下手──朱自清的朗读教学理论殷作炎朱自清在１９４６年连续发表了三篇关于语文教学要从朗读下手的专论，即《朗读教学》、《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论诵读》。三篇专论现在都收集在《朱自清文集》第３集里。①为什么要从朗读下手什么叫“诵读”？...

王安忆小说中的吴语表达及其英译策略

百余年来,外国文学或中国古典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深刻影响已得到反复研究,同时,中国新文学自身的"基本差异性"亦值得"寻根探固"。~((1))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因此,非发掘现代汉语之创新性,不可得中国新文学"别立新宗"~((2))之硕果。1918年,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时,特别看重方言的价值,直言"文学的国语"正脱胎于方言。~((3))数载后,他为顾颉刚所编的《吴歌甲集》作序,又从另一面证悟:"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来。

戊戌到“五四”时期白话语体的变革

从戊戌到“五四”,是我国语体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其基本内容是从文言语体转变为白话语体。对于白话文,胡适曾作过深入细致的探源工作,他把白话文的发生推到了先秦时代,还专门著了一本《白话文学史》。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一个:说明白话文古已有之。实际上,真正大规模地、有意识地、有系统地进行白话文写作的还是从晚清戊戌前后开始的,经过了二十年左右的发展,到本世纪“五四”时白话语体真正确立了“正宗”的地位。本文试图以史论的形式勾勒出这一变革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