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制与文学突围的互动研究论纲

法律对文学的规制主要有反动规制、色情规制、诽谤规制与抄袭规制4种类型。其中,反动规制与色情规制调整的是作家与社会的关系,涉及的是创作自由与公权力的矛盾;诽谤规制与抄袭规制调整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作家之间的关系),涉及的是私权利之间的矛盾,其中诽谤规制触及的是创作自由与名誉保护之间的矛盾,抄袭规制触及的是著作权内部的矛盾。借助司法判例来考察法律与文学的互动关系,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的判例改变了法律的进程,推动了法律立法的完善;有的文学作品在松动法律规制范围的同时树立了一种新的美学法则。

互联网时代的文学突围

海量的网络信息与扑朔迷离的真相当代的多数作家已经意识到互联网对于文学的巨大影响。作家的灵感或者创作的题材可能来自互联网流传的一则消息,正如当年报纸的新闻给予的启迪;作家可以进入互联网收集必要的参考资料,搜索引擎指示各类知识仓库的所在,必要的时候,相关典籍迅速以电子书的形式传递;只要作家愿意,作品很快会形成“渊博”的风格,甚至可以在其中炫耀若干冷门知识。

浅谈文学对电影的突围及美学启示

文学是艺术的基础,她孕育滋养了无数艺术门类的产生和发展,电影作为新生的艺术自然离不开文学的扶持。正是对文学的依赖才成就了电影起步时最初的辉煌。本文主要针对文学对电影的突围及美学启示进行了初步探讨。

文学:从边缘走向开阔地

在e时代的社会情境中,各种文化形态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文学被挤压到边缘地带。但文学的突围仍有许多有利条件,走向开阔地的通道也灼然可见,至关重要的是必须增强文学的精神能量:要突出文学表现生活的现实性;要揭示作品人物的精神强度;要致力于培育国民的新的文化精神。对中国文学来说,还有一层意义上的突围,即如何从世界文学的边缘走向世界文学的广阔天地。应当深入探索并表现人类文化的共同根性,把文学的民族性与普世性融为一体,使我们的中国创作,不仅对本国读者的心理吸收有极大的沁入性,而且对全球读者的心理吸收也具有很强的辐射性。

从焦虑到“破圈”:论余华在文学出版发行中的先锋实验

余华是典型的先锋小说家。随着时代的发展,他的小说创作告别了早期的先锋色彩,但他努力求新求变的先锋精神在图书宣传推广领域充分体现。余华在不同时段参与了不同的出版发行活动。早期,他在所创作的小说销量不佳的情况下,积极调整写作方向,以贴合市场需求。后来,又在作家“触电”热的影响下,积极配合导演张艺谋,将小说《活着》改编成电影。虽然小说《活着》在出版发行初期的销量并不理想,但随着电影《活着》的传播,以及一代代语文教育工作者对小说的经典性构建,促成了小说《活着》的常销和畅销。除此之外,余华还参加了《我在岛屿读书》这类豆瓣评分高达9.1的网络综艺节目,进一步扩大了在新生代读者群中的影响力。当图书宣发的平台改变时,余华现身“东方甄选”直播间,在新的宣发平台上传播文学声音。余华积极拥抱市场,以极大的热忱投身到图书的宣发活动中。文章以时间为序,分别从早期的先锋创作及出版焦虑、中期的积极突变、当下的游刃有余三个方面,详细梳理余华的先锋出版之路,旨在从多个维度解读余华在创作和图书出版发行中所做的努力。

“由虚入实”的“说话”——从《一句顶一万句》到《我不是潘金莲》

从《一句顶一万句》到《我不是潘金莲》,刘震云的两部长篇小说同声相应,都是在探询人与人之间"说不着话"的心灵困境。二者可谓是从"似实还虚"走到"由虚入实"。而且在表现了人们由于"说不着"而造成的不尽尴尬背后,小说也深入揭示了中国人说话爱"绕"的心理传统。同时,这两部形态独具的小说也进一步掘进了当代汉语写作的审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