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愤琉球》:背负责任的历史孤独与孤独的文学见证责任

时代要求文学研究要"接地气",积极研究现实问题及应对之策。《悲愤琉球》用报告文学笔法编撰了一部特殊的"琉球全史",以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和披沙拣金态度全面辨析了诸多关于琉球的罕见史料,展示了一个"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历史学"的研究范本,将中日东海问题、美日操纵下的台海问题,以及中国与东南亚诸国之间的南海问题都做了清晰的根源与流脉梳理,有理、有据、有节地驳斥了种种"妖魔化"中国的谬论,从而在文学见证历史方面呈现出了更大现实价值与意义。

关于见证文学与文学见证的对话

2021年5月14日上午,由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服务与文化传承研究中心、《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联合主办,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粤港澳大湾区人文对话周”系列讲座第一期第三场在广州大学举行。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与广州大学陶东风教授就“见证文学与文学见证”这个专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对话。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以及主办单位广州大学的师生齐聚一堂见证了这场学术盛会。在解读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鼠疫》的基础上,两人就“见证文学”与“文学见证”这对概念的内涵、“见证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联、“见证文学”与“文学见证”中的真实与虚构、如何通过文学抵达历史真实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两位教授还就师生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精彩回答。为纪念这次学术盛会,本刊特推出对话全文,以飨读者。

见证文学的“幸存”与“修补”——以普里莫·莱维的见证书写为例

见证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以奥斯维辛书写为典型。它需要直面见证悖论与身份认同的质询,通过对书写困境的突围完成记忆主体的重建,让“缺席的证词”以一种介于言说与沉默之间的方式重新在场。这使得它成为对奥斯维辛历史裂伤进行抵抗与修补的范式。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兼具化学家、幸存者、作家多重身份,他的见证书写是研究见证文学何以实现思想抵抗与历史修通的重要资源。他对“被淹没者”形象的关切以及对历史修通可能性的洞见,一度成为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犹太哲学家法肯海姆等人反思奥斯维辛的线索。他更以“不可能的幸存”揭示了创伤修通的不可完成性,启发人们保持对奥斯维辛的见证与反思。

犹太作家“见证文学”的圣经根源

犹太作家“见证文学”的圣经根源,首先与记忆密不可分,圣经中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记住”“不可忘记”,为犹太作家的见证文学提供了记下事实、反抗遗忘的坚固基石。同时,作为被圣经所塑造的“记忆的民族”,犹太的记忆历史也使得犹太作家对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怀有责任,并将记忆一代代传承下去,这也成为他们不让悲剧重演的写作动因和勇气的来源。最后,圣经中人类叙事的视角与以色列民族叙事相结合的文本方式,同样成为犹太作家把民族悲剧叙事提升为人类悲剧叙事的圣经根源。

想象花园里的真蟾蜍——阿特伍德的见证文学

阿特伍德于2019年凭借新书《证言》(Testaments)二次摘得布克奖的桂冠,在这本书中,她将年龄、经验和叙述结合成一种见证文学的形式,既解答了三十五年前在《使女的故事》中设下的谜团,又展现出女性成长之路的复杂与艰深。通过想象建构而成的基列国隐喻出诸多真实苦难,而作为证词的个体记忆则是一种见证,让我们在历史浪潮的起伏中得以窥见真相。阿特伍德诗意的文字兼具求真品质和审美形式,是过去的倒影,也是证人的眼睛,展现出她对历史的深思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之情。

见证文学的道德意义：反叛和“后灾难”共同人性

人道灾难对人造成的最深远、最持久的伤害就是对共同人性的扭曲和败坏。人道灾难因此也成为人性灾难。人道灾难发生以后,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人性和道德秩序再难修复的世界之中,不管他是受害者、加害者,还是袖手旁观者。受害幸存者既是灾难的"道德见证人",也是后灾难的"世界修补人"。他既反叛灾难的邪恶,也反叛后灾难对邪恶的忘却。他的见证体现的是一种人为自己生命作主的决心。灾难见证是一种宝贵的社会道德力量,它能帮助所有的人在共同人性的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

见证,叙事,历史——《鼠疫》与见证文学的几个问题

从历史与叙事的关系角度来看,加缪的《鼠疫》通过创造一种"作为历史见证的文学",体现了历史与叙事之关系的深刻转变:历史必然包含文学(叙事)。文学见证大屠杀不只是为了记录,而且是为了从新的视野理解大屠杀,实现对历史的转化,亦即改变历史知识的性质。《鼠疫》采取寓言的形式书写历史,在鼠疫与大屠杀这两个超出了原先历史理解框架的"不可能"而又确实发生了的事件之间,建立了深刻的隐喻关联。正是在原有的历史概念和历史书写模式的失败处,《鼠疫》以文学的见证方式见证了"作为大屠杀的历史"。

记忆、创伤与见证——陶东风的文化记忆研究

陶东风对西方文化记忆理论的译介与研究持续多年,建构了“文艺与记忆”研究范式,并开展了相应的批评实践。其涉及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记忆的伦理功能及其在文学领域中的运用问题,如何正确认识记忆与历史、见证与真实的关系问题等。陶东风在文艺学领域所开展的文化记忆研究,为文艺理论与批评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路径,在某种意义上彰显了文学理论的公共性,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艺研究的进程。

后殖民东非文学概述

本文探讨后殖民东非文学关于写作语言、民众文学、见证文学三个热点问题。这些问题实质上表明何为后殖民东非知识分子的作用与责任这一根本问题。对此,以尼古基为首的许多东非作家的回应是:用非洲本土语言书写普普通通、各行各业的东非民众,打造民有、民治、民享的非洲文学。

见证极权环境下的人性变异——《血色黄昏》解读

本文试图从见证文学的角度解读老鬼的自传体小说《血色黄昏》,并认为从见证文学的标准看,很多批评家对于老鬼此书的指责,比如缺乏艺术加工、语言粗糙、文学性不足、结构简单等,都是不能成立的,而且恰恰相反,这些所谓的缺点正好是作为见证文学的《血色黄昏》的优点。因为见证文学的最高原则就是客观地作见证,任何艺术加工都会损害这种见证的客观性。然后文章集中论述了小说如何见证了极权时代的人性蜕变:'文革'的极权环境使老鬼及其周围人丧失人性,蜕变为动物。

从唐诗看金城公主入蕃和亲

与吐蕃和亲,发展相互间的友好关系,一直是唐朝的政策。继文成公主之后,金城公主下嫁吐蕃赞普弃隶缩赞,以敦睦唐蕃关系。她的事迹在拉萨布达拉宫、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山南桑耶寺等古代各寺中,都有文字记载,并存有大幅壁画;民间还流传着关于她的种种美丽传说。在《全唐诗》中,以"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或"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为题的17首诗,是唐代诗坛对金城公主远嫁吐蕃的文学见证。

论见证文学的真实性

传统见证观认为,见证文学必须坚持纪实原则,拒绝虚构。但在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这样的见证文学观正在遭到质疑,从而导致对见证文学之真实性的重新理解。首先,真实与虚构、亲历记忆与非亲历记忆的相互缠绕、混合,是西方自传书写中后现代转向的一个关键表征,并且具有心理学上的依据。其次,见证文学见证的是一个个的个体在极权主义极端环境下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性。这意味着见证文学不可避免地要进入人物内心,其真实性诉求不能排斥个人化的主观心理真实。最后,文学见证作为词语的世界,不可避免地要通过叙述技巧使材料生成为作品,必须具备相当成熟的写作技巧。

黄宗羲“以诗补史之阙”说的另类解读——中国文论教学手记

“以诗补史之阙”是黄宗羲对传统“诗史”说的重要发展。这个命题不仅指向裨补史阙,更可见古代中国知识人一份自觉的使命意识和着力人文重建的思想关怀。

一个英雄写的反英雄的武汉故事——从弱水吟的诗说到见证文学

作为一个文学学者,而不是历史学者,在收集各种关于本次新冠疫情的书写(包括虚构的文艺作品和纪实的报道、回忆、见证)时,我更关心的是:当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后,人们使用了哪些叙事模式来讲述武汉的故事?这些叙事模式的特征、效果、历史渊源、叙事伦理又是什么?我发现,有一种叙事模式出现频率非常高,它继承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进步叙事、英雄叙事、光明叙事、胜利叙事、春天叙事等的传统.

"非虚构写作"及其四个面相—以梁鸿、黄灯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作为话题

当越来越多的作品被冠以"非虚构写作"之名时,它就有被泛化的危险.因此,重新厘定这一概念的几个侧面,恰当其时.从最初的写作过程与具体的文本呈现来看,口述史、新乐府、见证文学与现实主义,是认识"非虚构写作"的四个侧面.尽管四个侧面直接切入与"非虚构写作"的对接都有问题,但聚合起来作为参照物,却恰好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认识之规约.

见证文学的真实之谜——基于利科对记忆与历史的思考

见证文学是特定时期出现的术语,主要指的是亲历大屠杀、集中营等极端事件的见证者对亲身经历的书写。但是见证文学的含义充斥着各种矛盾和悖论,见证文学研究往往直接把其与历史、真实等概念关联起来,抹平文学与历史之间的界限,混淆真实的概念。作为一个见证者的利科,他对记忆与历史问题的思考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本文以利科的思想为基础,结合见证文学的文本,在记忆与叙事两个层面考察见证文学呈现过去的真实的可能性和限度,从而为见证文学研究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思考路径。对见证文学进行整体的思考,或许能为意义消解和共同体毁灭的旋涡中的现代人类,带来一丝未来的曙光。

论西西自传体小说中的身份意识——从《候鸟》到《织巢》

《候鸟》和《织巢》是香港作家西西的两部长篇自传体小说,以童年和回忆视角书写了林素素一家从内地移居香港的迁徙经历。战乱时代的迁徙体验在西西的回忆中形成了创伤记忆。这些创伤记忆体现在人物的成长变化中,也见证了历史真实的不同侧面。“候鸟”和“织巢鸟”是西西身份意识的隐喻,表现了西西由中原过客身份到香港属民身份的建构过程。

见证文学的纪实性及其限度

严格意义上的见证文学总是与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大规模的、群体性的、人为的社会历史灾难事件联系在一起。见证文学强调个人性,是从亲历者个人的经验、情感和知觉进入到历史灾难的普遍性层面,从而与国家权威性的描述、集体性的演说和宏观的大历史叙事区隔开来。

文化创伤与寄生虫——评一起重要的澳大利亚文学事件

库里骗局是新世纪发生在澳大利亚的一起重要文学事件。诺玛·库里凭借其出色的言说策略、对"后9·11"时代西方社会政治形势和读者心理的准确把握,在《禁忌之爱》中成功建构了文化创伤,获得了广泛好评。但是,由于她违反了言语行为可接受性的三大认可条件,其建构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坍塌。库里骗局就像一只寄生虫,大大削弱了它的宿主——见证文学的影响力,同时严重挤压了澳大利亚文学公共领域,使之日益萎缩:公众由文化批判者转为文化消费者,文学活动的自主性也大大削弱。

让沉默发声——记忆研究中的“沉默”及其表征

沉默是记忆研究的核心要素,其意义就在于呈现无法呈现的,使被遮蔽的无声无言之物得以揭示。见证文学中的沉默源自声音的缺席,口述史中的沉默体现了语言的困惑,是一种新的话语形式,静物艺术中的沉默经由形象发声。依据沉默的表征及其与语言(声音)的关系,这三种形态的沉默依次愈益主动并富有建设性,其道德倾向和情感色彩也相应变化。今天的沉默是一种社会建构和文化实践,我们应当在社会语境中研究沉默的集体化及其对记忆研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