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学观视野下的地域文化意义

“大文学观”是一种世界性的视野,它提供了一种跨学科、跨地域的文学研究路径。近年来,国家和社会层面对地域发展的关注深刻地影响了现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要求我们以不断变化的、动态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文学与文化研究。以大文学观观照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揭示了地域文化与现当代文学发生、发展密不可分的关系,透视二者的互文、互动,聚焦地域文学既表现出地域性,又展现出超地域性的复杂面貌,使得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不仅具备宏阔的理论意义,更具有一种将文学与现实、与社会、与时代结合的实践价值。

略论文学研究中的文学观

文学观是对文学最基本的认识,虽然没有绝对标准的文学观,但深刻、独立和稳定是一个衡量研究者文学观的重要标准。文学观对文学价值判断、文学史认识和研究方法选择都具有重要意义。文学研究者需要丰富的人文知识和人生体验,需要循序渐进的理论素养,还需要大量的文学作品阅读,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和西方文学经典的阅读积累。只有感性与理性结合,阅读与思辨相融,才能形成深刻而独立的文学观,为文学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石。

基于文学观的革命文化作品解读

革命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革命文化作品的理解程度,直接影响着革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基于文学观从思想、表达和影响三个层面解读毛泽东的三篇革命文化经典作品,探讨在语文课程中如何认识和传播革命文化。革命文化作品的思想内核实质上是革命意识形态,叙述者角色与叙事视角、语言风格与修辞手法、叙事结构等多种文学手法是深入理解革命文化作品审美特质与思想深度的重要桥梁,而革命文化认同是当代社会核心价值的情感基石。

论王充“真”文学观及其对周氏兄弟的影响

汉代的谶纬之学和虚妄之风是王充文学观形成的外因,其“为世用”的理念则是内因。王充的文学观以“为世用”为起点和终点,以“真”为核心和途径,在事理层面上反对“华虚”、崇尚“实事”,在个体层面上提倡主体之“精诚”和“禀赋”,并由此形成了反古的倾向。王充对事理真实和个体真实的重视,成为崇理、尚实、求真的越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对周氏兄弟文学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学科演进与观念变迁:重审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观

世界文学观自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演进既是新时期以来时代文化心理诉求的一种表征,又是中国文学与世界对话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意识的必然反映。从学术史层面来看,这与比较文学作为一种学科建制和研究范式在中国的设置和发展有着密切关联。它所表征的“世界文学热”也直接影响了21世纪以来我们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和思考。从比较文学的学科视角出发,联系当今的世界文学理论热潮,聚焦和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国语境中的世界文学观,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文学观在当代中国的演进历程及其与世界的对话关系。

“阅读”梁启超:少年胡适文学观的初步养成

循着胡适日记、书信、少时创作及回忆录等文献资料,可以发现梁启超著述及文章在少年胡适文学观生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胡适秉承“实用文学观”,把文学创作视为“新民”工具,从社会教化角度进行价值评判,渴望效仿梁启超借言论影响世道人心;为使文章达到开启民智的效果,胡适则学梁启超让读者跟其思想走,在创作中积极贯彻“读者本位意识”,使文章最大限度发挥社会效应;依托当时形成的特定集体阅读机制,梁启超的文章及思想也促成了胡适“少年气质”的养成,帮助少年胡适开启新的学术眼界。

中国近代文学观念之嬗变

西方美学思想不断传入,使中国传统的文学观逐渐削弱,近代文学观逐渐嬗变。比较明显的是,现代游戏文学观得到提倡,反映文学观得到加强,以及审美文学观逐渐产生。

先锋突围与“深思的轻”——黄孝阳的文学观与创作实践浅析

先锋小说在书写现代性的同时亦对后者产生了规约与助力,而未完成的现代性要求先锋小说一直在路上。已故“70后”江苏作家黄孝阳在新的现代性语境中保持了形式探索的热情并致力于对先锋小说复杂性及现实感的追求,使文本呈现一种“深思的轻”。这不仅显示了新世纪先锋写作对1980年代先锋小说的突围和自身的成熟走向,也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先锋性呈现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文学批评体系的生成——《文心雕龙》与早期文献中的文学观

对刘勰批评体系建构的探讨,是《文心雕龙》研究中最富有成效的学术领域之一。然而,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内在连贯性或系统性出发,探讨这一系统性著作的研究却明显匮乏。用这种大视野来集中审视《文心雕龙》的文学观念,会有如下发现:从远古到汉代,中国文学批评形成了三种主要的文学观:以《尚书》为代表的宗教文学观,以《左传》和《国语》为代表的人文文学观,和以《毛诗序》为代表的教化文学观。刘勰继承了前人把文学理解为一个和谐过程的基本模式,重新认识了文学的性质、起源、思想和语言的形成及其功能,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综合文学观。这四种文学观之间的联系揭示了一个复杂的批评体系。这驳斥了人们普遍认为的中国传统批评没有一个连贯体系的错误观点。

大文学观视野下郭沫若文人书法的当代观照

善书者必善文,人与文是书法的根基。文人书法是具有文化责任和审美意义的艺术融合,其创作必须有哲学、文学、史学、美学等人文底蕴,作品离不开对文字、文学、文化、文人的推崇。郭沫若是中国现当代书法史上文人书法首屈一指的人物,成就璀璨,自成一家,对当代书法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大文学观视野下,重新审视沫若先生对中国文人书法的探索和贡献,构建新时期文艺创作的人文学养体系,让文人书法创作回归传统溯源与人文情怀,创作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文质兼美、技道两进的书法艺术精品,自觉自信地推动文艺繁荣发展。

现代报刊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变革

现代报刊的迅速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流通方式,同时也颠覆了"藏山之文"和"经世之笔"的文学观念。各种文学新观念、新思潮通过现代报刊广为传播,为东西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架起了桥梁。

中国传统文学观的现代余绪

中国传统文学观主要有杂文学观和纯文学观,这两种文学观在西方现代文学观的强烈冲击下,仍然得以延续。阮元的纯文学观、章太炎的杂文学观、刘师培的纯文学观与杂文学观都与传统的杂文学观和纯文学观密不可分,可谓传统文学观的现代余绪。

王国维纯文学观的构建与中西诗性思维传统

身处新旧交替、中西文化碰撞时期的王国维,既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吸收西学的部分主张,并在中西共具又相异的思维方式——诗性思维主导下进行文艺研究,最终形成纯粹的无功利审美观.他以纯文学观念进行文体建构的实践,对《红楼梦》以及词、曲等文体的评论既呈现出文体独立、平等的意识,同时又具有某种审美共通性,而这一切正是其接受中西方诗性思维传统共同影响的结果.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厘清王国维纯文学观的形成脉络和基本内核,同时回答"中西融通何以成为可能"这一问题.王国维在纯文学观构建中重塑中国传统文论现代性内涵的理论探寻在当下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京派文学观所标举的“有根的学说”之“根”

20世纪30年代,京派面对其他文学流派的诸多误解,其理论旗手朱光潜明确标举他们的文学观乃是“有根的学说”。从朱光潜的这个观点出发,以京派自己所界定的“言志”为其文学观之内核,既将“言志”放入到京派的个体、创作与批评中去寻根,又将“言志”放入到古代文学史与古代文学理论中去寻根,从而得出结论:京派“言志”文学观之“根”,实乃道家诗学。

刘勰的“正变”文学观及其理论价值

“正变”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思想,由来已久且影响深远。刘勰以《周易》“正变”美学思想为基点,提出了“质文代变、变故存正”的文学发展观、“弃邪采正、执正驭奇”的文学创作观,以及“义正辞变、崇正酌变”的文学批评观。这种化用既有思想所建构出的相对稳定且初具系统的“正变”文学观,为我们如何有效实现中国传统优秀思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文论作出了很好的示范。为此,刘勰在化用过程中所采取的化繁为简、仅抓核心的取舍方式,以及顺应主流、适时改变的论说方式,于当下而言具有参照价值。

理学视域下苏颂的文学观及古体诗创作

北宋时期苏颂的丰功伟业已著见于史书及其友人所撰的行状中,但是苏颂的文学观及其诗歌特点鲜有提及。理学家兼诗人的身份,使其认为文学的地位相对于学问和品行居次要地位,且文学不是因艺能而贵,而是因其有用于道。基于此种文学观念,苏颂的古体诗创作呈现出了频繁使用折腰法、虚字的特点。这种特点使苏颂的古体诗散文化,这与宋初讲学之风渐盛,理学家提倡诗作以平易的语言来呈现明显的逻辑脉络,从而实现说理的目的的风气相一致。

“破”“立”之间: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管锥篇》读札

自2010年钱锺书第一次被评为“文学世界主义者”以来,国内关于钱锺书“世界性”的研究成果却仍然较为薄弱。本文拟聚焦于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通过对《管锥篇》的重读,探究在社会主义文学造成“世界主义”断裂的特殊时期,钱锺书如何想象与重建20世纪“世界主义”中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世界主义”。钱锺书在《管锥篇》中破除了“夷夏之防”“中西对立”,将国家认同建构为文化认同、将个人身份体认转化为“华心”有无。在“破”与“立”之间,以共同“文心”为基础,建立包蕴人类普遍性情感的“世界主义”文学观,并试图以著述实践为中国文学与中国思想提供一种中西会通的文学研究模式。

自媒体时代的文学观

随着手机智能化程度不断提升,手机的普及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如今已是“机不可失”的崭新时代。这股潮流尚未见到隐退之势,依然在高歌猛进。

何士光中国古典文学观研究

何士光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著有长篇小说《似水流年》,中篇小说《青砖的楼房》《草青青》,以及短篇小说集《梨花屯客店一夜》《故乡事》等。何士光作为贵州第二代作家的核心人物,是贵州文学的一面旗帜,在中国文坛上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其文学创作受益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何士光前期的小说创作从儒家文学中汲取养分,秉持“哀而不伤”的美学观,敏锐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创作了一批现实主义风格的优秀作品。20世纪80年代中叶后,何士光受道家思想的滋养,通过恬淡自然的文字表达了对淡泊人生的追求。何士光具有中国传统士大夫气质,在文学创作上继承了中国古典儒道文学观,创造性地发展出独特的写作风格,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世纪90年代,学者赵德利对何士光受中国古典文学哺育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他指出《诗经》《离骚》《史记》等中国传统文学对何士光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基于此,文章对何士光中国古典文学观进行研究。

历史、迷宫与梦境(下)--博尔赫斯与墨白的文学观比较研究

“花园”与“指南针”:《小径分岔的花园》是博尔赫斯写出的第一篇让自己感到满意的作品,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代表作。众所周知,这是一部关于迷宫的小说,斯蒂芬·艾伯特的花园是一个有着分岔小径的迷宫,他的屋子里的漆柜上还有一个象牙雕刻的微型迷宫,而这些有形的迷宫又是时间的无形迷宫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