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论战是什么?如何打的?——陈映真的1970年代

陈映真入狱的七年间,台湾地区经济急速发展,城乡、阶级各方面变化巨大,同时也面临地缘政治重组所导致的例如退联等重大危机,对当局的正当性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挑战。爆发于1971年的保钓运动是此一时空脉络下的重大历史事件,跨代继承五四精神的青年学生,首度对台湾地区社会现状与未来表达了关切与质疑。在这个不可不变人心思变的变局中,“乡土”作為一个对现状企图有所改变的朦胧隐喻骎骎流行。1975年出狱后的陈映真面对此一形势,结合《夏潮》杂志同仁积极展开民族归属、反帝反殖,与第三世界这三条战线的思想部署,既挑战国民党大力扶掖的反共亲美现代派文学,也同时试图对“党外”右翼的“乡土”修辞进行对话导引,企图将“乡土”这一散漫含混的能指最终导引至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谱系与源流。由于当局对陈映真所代表的左翼文艺思潮的介入高度戒惧,发起了对它的围剿,从而爆发了乡土文学论战。然而,此一论战除了陈映真与当局文人的场面论战外,深水区的论战其实是左翼的、爱国的、第三世界的乡土文学一派与右翼的、民粹的、“本土的”乡土文学一派之间的低调而惊弦的斗争;后者在进入1980年代后与声势日益壮大且之后集结为民进党的分离主义政治运动紧密结合。乡土文学论战是台湾地区战后的爱国的、左翼的文学与思想运动所达到的最高点,然而其历史意义却不因本身在论战中的“胜利”而被记忆,反而在之后的分离主义的霸权下被遗忘,甚至被挪用、整编归入霸权叙事之中。

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的民族叙事与两岸“三十年代文艺”的文化记忆

1977-1978年发生于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起源于国民党的文化打手企图打压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蔚为风潮的乡土文学运动。论战中关于两岸“三十年代文艺”的文化记忆,以往较少为人关注。以此为切入点来探讨乡土文学论战中的民族叙事,一方面可以回应萧阿勤对于民族主义的反思,另一方面则可以借此呈现在文化政治场域中携带不同文化记忆的族群(或权力集团)对两岸“三十年代文艺”的召唤及其冲突,这同时也是两岸抗日文化记忆、反帝国主义与反资本主义等弱小民族叙事的汇流。通过援引其中第三世界的、民众的与民族的文艺资源,可以更好地面对冷战结构下两岸分断的历史困境。

自由之轭:从胡秋原参与的两次论战说起

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胡秋原是一个被研究者忽视的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自由论辩和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他所提出的有关文艺思想及历史哲学、文化批判观点值得关注,而他所坚守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立场在20世纪中国历史变局中也面临着"理论的时空局限性"困境。考察胡秋原在两次论战中的论述,探讨其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的意义。

鲁迅、周作人论金圣叹——明末清初文学与现代文学关系之个案考察

1930年代前期,因着个人好恶的制约和政治、文学论战的需要,鲁迅、周作人先后发表多篇谈论金圣叹的文章。作家与学者的身份缠夹,对待基本史料的实用态度,造成了各取所需的文献取舍和有意无意的细节改篡。鲁迅以杂文笔法来解构周作人的文学史建构,周作人则试图用文学思路消解鲁迅提出的现实问题。相异的人生取向、文化趣尚和文学提倡,左右了两人对金圣叹的臧否毁誉;史料征引上的缺陷,限制了各自论说的学术史价值。以史实为准绳衡估周氏兄弟评价金圣叹的是是非非,为研究明末清初文学与现代文学之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视角。

方之中与《夜莺》月刊

方之中创办的《夜莺》月刊,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中的重要阵地之一。它围绕抗日救亡的主旋律,倡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反对"国防文学",引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新闻史上的两桩著名公案:"盘肠大战"和"狄克批判"。方之中在鲁迅的支持下,组织了强大的作者阵容,将进步的文化主张完整地表达出来,为左翼文学的抗日救亡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20世纪30年代《巴黎手稿》中文翻译出版探赜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译介出版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国家之一。20世纪30年代,我国共翻译出版了它的三个片断,分别为梁实秋、以家先后节译的《莎士比亚论金钱》和柳若水节译的《黑格尔辩证法及哲学一般之批判》。《巴黎手稿》之所以能够在公开刊行不久便迅速被译介到国内,是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唯物辩证法热"及中国思想界、文艺界的两次论战直接相关。20世纪30年代《巴黎手稿》的中文翻译出版,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中国的传播,而且在《巴黎手稿》中国接受史上产生了首因效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化事件。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学界纪念余光中先生

余光中是汉语新文学的重要人物之一。本文整合两岸四地学界对余光中先生的部分纪念文章,以呈现他的丰满形象。

战斗与导引:《夜行货车》论

将陈映真1978年创作的小说《夜行货车》重新置放于当年的乡土文学论战的语境中,本文得到了一个更贴近于时代背景与作者思想状况的新诠释。过去被简单批评为有过于"浪漫主义"问题的小说情节与人物塑造,在新的诠释中,体现了陈映真对当时的几个政治趋势的高度危机感,包括新殖民地社会的形成、台独分离主义的萌发以及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困惑。因此,这篇小说是陈映真试图透过文学介入现实,导引青年的一次实践──特别是针对彼时新兴分离主义运动所企图召唤的青年群体。《夜行货车》深刻反映了将文学作为战斗的陈映真在那时与西化的现代派、党国文化派的战斗,与台独派的战斗,以及对广大青年仍处朦胧期的政治倾向的"导引"。小说展现了某种"第三世界"立场,但也征候性地体现了对"中国革命"的失语。本文试图分析这个失语的意义,以及在这个"失语"下,他对"文化主义中国观"的质疑。

重绘两岸国族想象边界——“后殖民”与“后革命”状况中的陈映真对读

2016年11月22日,卧病长达10年的陈映真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在台湾文学界,他是20世纪60年代便已成名的现代主义作家,后又以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著称,在80年代创办了关注底层命运的纪实性杂志《人间》。在政治倾向上,他是因'组织聚读马列共产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于1968年被捕并移送绿岛的政治犯,直到1975年出狱才得以继续写作。

我眼中的余光中先生

余光中先生享高寿而终,网络和报刊议论蜂起,我虽非余先生之门生故旧,也有几句话想说。我当年泅水抵港之后就得闻余先生之大名,余先生以诗名,但对余先生之诗坊间评价不一,褒者如黄维樑兄等,几乎要棒之为诗圣;贬者如蓝海文,贬损得只值一钱,并为之动手术(改余光中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