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当代文学话语实践嬗变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降,以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爱德华·苏贾等为代表的一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在承继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时空观的基础上,将空间、主体与社会三者有效并置,构建出“人化空间”的现代空间样态,从而开启空间转向的理论浪潮。学者们因各自学术背景和理论旨趣的差异进一步拓展了空间的符号属性、文化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为文学场域话语实践的嬗变提供了可靠依据。空间生产与文学表征话语的协同建构、空间符号与文学审美话语的互构融合以及空间正义与文学诗性话语的内向升华等均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当代文学话语相互涵摄的多重面向。这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传统文学的表达藩篱,为文学观念多元拓展提供了独特的范式与角度。

“晚清民国文学话语的跨界资源”主持人语

众所周知,晚清民国文学话语,处在中学与西学的交汇点上。进一步看,中学所受冲击巨大,内部既有的知识疆界划分,由是开始松动;西学大举进入之初,内部学科壁垒,也未明确构造起来。不惟中西之间,而且知识诸领域之间,同样交光互影,织成一张空前复杂的网络。这里四篇论文,便尝试经由个案,追索那时文学话语所汲取的跨界资源。陈慧考察曾国藩文章学的“奇偶互用”说,指出此说除了语言形式,还涉及行气运辞等层次。

基于预设理论的文学话语的解读策略研究 以统编高中语文教材选文为例

文学语篇是高中语文教材选编比例最大的板块,因此文学素养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语文素养的高低。文学话语不同于生活话语,复义性(多层次性)是其本质属性。在语义学中,语境肩负着消除话语歧义的使命;而在文学中,它的这一功能却相反地转变为保留复义的功能。正是文学话语的这种复义性特征使得文学文本具有意蕴丰富、潜在意义多层等特点。这种“言简义丰”的话语特征为读者个性化、建构式解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也为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有效达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文学话语形态:文艺学研究的新视域

2 1世纪的文艺学研究方向 ,应该走向自身 ,走向对人类文学的内在审美规律的存在性检讨和生态学探索。以此 ,文艺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应该是构建 :文艺学研究的中心课题 ,似该是文学话语形态。文学话语形态是由文学话语的文体形态、文本形态、时空形态、语词书写形态和生存修辞形态的网络构成。以此构成文学话语形态的网络生存的整体状态就是文学形态语义场 .文学形态语义场是历史化的时代文学话语行为生成演变的动力场源。

翻译与对外文学话语体系之构建

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将目光聚焦在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这一宏大议题上。作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对外文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对外文学话语体系建设与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密不可分,应在文学作品的译介、出版推广和对外传播上着力。首先,对外文学话语构建应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文学典籍(含民族典籍)是对外文学话语的重要译介对象。其次,应该在翻译和出版上进行合理规划,特别是政府层面的规划,"大中华文库"的翻译出版就是一个较成功的范例;同时,文学话语构建离不开民间各方面、各界人士的通力合作。我国的对外文学话语在各界同仁的努力和通力合作下,将更为有效地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学的声音,为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新人文”姿态与“中国问题”的文学话语——王尧学者散文论

王尧以两重身份为文坛所知晓。作为评论家,他先后出版了《中国当代散文史》《批评的操练》《彼此的历史》《"思想事件"的修辞》等论著,显示了"在文化转型中重新出发"的先锋姿态。作为散文家,他以《错落的时空》《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纸上的知识分子》等散文集与随笔集,亮明学者散文写作是他完成散文使命的文学实验。两重身份之于王尧,同等重要。而笔者认为:在当下学者散文需要复兴与繁荣的时候,解读、探究王尧"新人文"姿态与"中国问题"的文学知性话语及其创作学者散文的价值,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文学话语的多语境分析

相对于普通话语交际,文学话语交际在其语境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以交际主体为标准,文学话语可以区分文学人物的虚构语境、叙事者-读者间语境、读者的现实世界语境和作者的信念语境。各个语境在文学话语的语用意义推理过程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和逻辑顺序。

论“认同”的文学话语建构

认同是形塑人之为自我,民族之为集体自我的一个关键概念。晚近以来,寻找认同建构的有效路径,进而解决认同(或身份)的危机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语言、话语是认同建构的基础性要素与前提条件,而文学所具有的想象、虚构、情感等功能在认同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学叙事既是人们之间特定的情感方式的呈现,又是作为想象共同体的民族形式的再现。文学不仅以其表意实践(话语)的形式呈现文化认同,文本本身也是对认同的表征与叙述,认同在文学及其文化关联中得到呈现。

文学话语的对话性分析

话语的对话性分析为俄国学者巴赫金所开创,属于言语体裁的研究领域,同时深含哲学人类学的基础,被语言学者列为语言学分支话语分析的重要派别。文章主要通过对方格体、讽拟体和暗辩体三种具有内在对话性的文学双声语的举例分析,说明巴赫金对话语的"话中有人"这一特性的发现和剖析,使我们获得了认识小说语言建构的新视角和新手法,同时也为外部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文学话语的语用特性

话语在成为话语之前有一个语用过程,而研究文学话语的语用特性就是研究其语用过程的独特性。包括文学话语在内的一切话语都有共同的语用目的——"指涉意义",而文学话语的语用特性则在于"以审美的方式指涉意义",或者说,在于指义性与审美性的有机统一。文学话语不像非文学话语那样直接,而是间接地指涉意义,即采用种种语用手段在话语的"能指"与"所指"之间设置某种"间隔",从而造成一种语义含混的审美效果。其中最重要的语用手段就是"以虚构模拟现实"。文学话语以其创构的虚拟世界激发起读者的创造性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又反过来改变旧现实和创建新现实。

从译介A Red,Red Rose看翻译文学话语的变迁

自1908年苏曼殊首译彭斯的诗歌A Red,Red Rose至今,百余年间,对这首诗的翻译、推介及评论层出不穷,体现了不同时代语境操纵下的不同诗学准则、政治背景和审美价值等。可以说,对"A Red,Red Rose"的译介,既是彭斯诗歌在中国译介的写照,同样也是汉译英诗所走过的文学历程,映照了中国翻译文学话语的建构与变迁。

当代汉语文学话语生态分析初步

认识并阐释文学作品的意义世界,乃至一个时代或一个地域的文学精神和文学论争,必须首先回到其赖以生长的话语生态中来。话语生态是适于某种文学话语生长的文化条件及其潜在的规定性。20世纪是汉语文学的话语生态从打破平衡走向新的平衡的特殊的文学史期。及至80年代以降,汉语文学的话语生态经过多半个世纪的碰撞、渗透与融合,形成了一个由古典语文、民间语文、公共话语和外来语等多种因素构成的复合形态,大大扩展了汉语文学的意义疆域。话语生态这一概念的提出,旨在提请当代汉语文学的写作、批评和研究者,回到当下的话语生态中来,将各种话语生态因素自觉转化成真正属于自己的个人话语,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汉语文学。

文学话语的文体类型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文学话语是文学交际活动的产物,文学文本是文学话语的主要形态之一,而文学文体则体现为文学文本在风格和体式上的不同类型。文学文体与非文学文体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审美性的追求,在于以审美性而不是以功利性为基准。因而,研究文学文体类型主要是研究各种文学文本的审美特点。在这种研究中,诸如研究的对象、方法、分类标准和类型变异等基本理论问题,必须首先予以澄清。

第一期:人工智能与文学话语新变

近期,“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文学”成为海外研究的新热点。

文学话语与意义承诺

在现代语言学的意义上 ,作为人的言语行为的文学 ,其意义的生成和解释建立在写与读的话语对话基础上。在文学的话语对话中 ,言语行为还可能转化为意义解释基础上的言效行为。在社会文化分层的意义上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文学中的所谓“主流”、“先锋”、“大众”三种文学样态即具有话语承诺的明显特征 ,并分别显示出替他人承诺、自我承诺和消费性承诺的基本形态。

论欧美现代民间文学话语中的"民"

在欧美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话语体系中,"民"这个概念只是现代学者想像出来的一个共同体或建构之物,无论人们缩小还是扩展它的外延和范围,也无论使用或界定它的人想还是不想、有意还是无意要用它来指涉现实中的特定群体,它与这个群体都没有直接的或必然的联系。

文学话语接受的心理机制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接受的前提是文学话语的接受。文学话语的接受融注着接受者多种心理因素,接受者只有激活所有心理因素,才能体味文学话语的意味,洞悉作品的内涵意蕴,实现审美再创造。本文通过分析感觉知觉、想像联想、情感体验、理解领悟这些心理因素与文学话语接受的关系,阐释文学话语接受的心理机制。

大众传播语境下文学话语的转型

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营构了新的文学传播语境,文学话语的深刻转型正在凸显。主要表现为:一是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融合有了新的内涵;二是随着大众媒体的日益视觉化,文学从外部媒介形式到内在叙事方式都由图像的符号体系中吸纳了富有表现力的因素,具有了视觉文化的某些特征;三是大众媒体在将文学置入一种新的传播语境的同时,也打破了文学文类内部既有的规范和秩序,形成了与此前形貌迥异的文学版图。

作为文学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人民群众自觉或非自觉地参与的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曾经被文化艺术工作者看成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方向。这场文学运动不仅是1958年文化大跃进标志,也是一个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繁荣的标志。但是当我们重新审视与反思"新民歌运动"中出现的大量的诗歌作品时,我们发现这些"挤倒高山填满河"的新民歌是一种非审美的写作。意象创造的政治化使得各种政治术语充斥于作品之中;以概念化的情感把握代替了写作者由境而生、与象相成的审美的形式创造;在社会及人生理想的展示上更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宣泄,最终也导致了理想抒写的情绪化。当独特的意象创造、自由的情感表达和真诚的理想抒写完全消解于政治话语中时,新民歌也就失去了民歌应有的魅力和文学应有的审美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