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语言变革与“儿歌”文体的自觉

在现代文学发生期,思想变革为"儿歌"的诞生提供了契机,而文学语言变革则是决定"儿歌"能否获得"自觉"的决定性因素。本文通过分析文言制约下"儿歌"发展的困境、文学革命作用下"儿歌"文体规约的确定和文学性对于思想性的超越,揭示出"儿歌"文体自觉与文学语言变革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学革命对于儿童文学发生的作用。

论文学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童话文体的发生

文章从中国童话文体发生过程入手,分析文学语言变革对文学童话修辞特色的彰显、对童话文体界定方式的影响,探讨语言变革在童话由民俗学意义上的文体向文学文体转变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儿童文学的产生是现代文学发生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其与语言变革之间紧密联系的揭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变革对于现代文学发生的标识性作用,以及语言变革作用下文学文体的流变规律。

文学语言变革与乡土小说的早期形态

肇始于语言变革的文学革命催生了中国的乡土小说,因此,中国乡土小说的基本形态与新的语言载体有着直接的联系,文学语言变革的目的决定了早期乡土小说的体裁选择,文学语言变革的实践确立了早期乡土小说的议论风格及悲剧模式。同时,在以现代性和科学性为追求的语言实践中,早期乡土小说作者摒弃旧式文人叙事中自我把玩的文字和技巧,吸收、借鉴中外小说具有艺术生命力的形式、技巧和观念,从而创立了中国乡土小说的早期形态。

启蒙与现代中国文学语言变革

语言的形成先于文字、宗教、国家的产生。语言是一个民族最为鲜明的文化特征,也是一个族群能以"民族"称之的重要标志之一,其作为一个民族的母语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认同,是不同民族的重要区分特征。同时,语言也是一个民族重要的守护者,一种民族语言若被取代,这个民族也就会相应地被同化甚至消失。语言之于民族存在重要性的认识,在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的表现和诉求,但语言存则民族存的认知却成为一种共通的认知。索绪尔给语言下了一个定义.

论文学语言变革和诗文体知识谱系的重建

对新诗话语建设进行考古式的分析,澄清文学革命所决定的新诗话语发生和"衍生"的规律与限度,以回答新诗标准的"矛盾"问题,是本文的逻辑起点。本文具体从文学语言变革所引发的诗学陈述方式的先锋化、诗体标准的重建以及诗体界定的新变三个方面出发,对围绕语言变革展开的"新"的文体知识构成进行分析,得出"白话诗"概念的生成带来的诗学体系变革的结论,意图揭示新诗话语建设最初的形态特征对当下新诗话语建设和研究的作用。

“五四”文学语言变革与散文的现代转型——以“腔调”为中心的讨论

汉语独特的四声音调造就了古典散文抑扬顿挫的声音美学,但过度注重声音则容易导致腔调。腔调和内容空洞有关,但是与所使用的文学语言存在不可忽视的关联。相对于白话,文言更具有助长和导向腔调形式主义的倾向。现代白话代替文言的文学语言变革可以祛除古典散文中的腔调,当一个话语主体不再在一种陈旧"腔调"的影子里作着艰难但注定失败的言说搏斗,而是带着全新的、个人的、自由的语调开始表达时,一种新的散文便由此诞生了。文学语言变革及其对腔调的革除是理解散文文体现代转型的重要视角。

现代中国文学语言变革

语言是社会发展变化的“晴雨表”。自清末以来,现代中国的语言选择就与救亡图存以及复兴等时代主题同步,甚至语言走到前台,在传统/现代、中/西等二元复杂的纠葛中,折射着救亡、复兴等时代主题。但需要说明的是,在相关言说中,救亡只是一种表面主题,复兴才是深蕴于根底起决定作用的“纲”。

桐城派与新文学运动的产生

桐城派末流虽然是新文学运动致力批判的对象。但近代桐城派诸人在促进近代文学语言改革、以古文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确实为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的过渡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对新文学运动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