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革命对章太炎文学语言观的继承与转化

五四文学革命时流行的“古白话”思维,将章太炎提及的中国语言发展历史中的“言文合一”现象绝对化、普遍化,强行将一些文言作品转化成“古白话”,背离了章太炎以小学为根基的白话思路。同时新文学中的“芟夷典故之风”“‘起于应用’的文学观”“深揪用字错误的论争策略”借鉴了章太炎修辞立诚的文章观,却抛弃了“修辞立诚”中的文字考证基础。五四文学革命在转化章太炎文学语言观的同时,章太炎也对文学革命进行了思考,强调白话对文言的依赖,展示言文合一的难度。

文学语言观的现代化与民族化——以胡适和老舍为中心

现代化与民族化是中国现代文学语言观念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阶段,其代表人物分别是胡适和老舍,他们以各具内蕴的语言观念,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做出了贡献。

文论史上的三大文学语言观述评

文论史上的文学语言观可归纳为三大类 ,即载体论、本体论和客观论。载体伦把语言看作文学的载体。本体论认为语言是惟一标示着文学的存在和价值的本体。客体论把文本语言看作是为了读者的阅读而存在的客体对象。笔者认为 ,从完整的文学活动的观点看 ,无论是语言的传递内容的工具作用 ,或是语言的标识文学存在的本体作用 ,还是语言的引发审美经验的客体作用 ,都可归结为一种中介的作用。

丁玲的文学语言观

文章探讨了丁玲文学语言观的产生与形成,对丁玲文学语言观整体结构的构筑,以及其观点的理论表述与价值意义作了阐述。

现代语言学视野中王国维的文学语言观

王国维的文学语言观念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笔可贵财富。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王国维是最早具有语言本质论思想的人,他明确地提出语言与思想、语言与思维方式一体化的观点;他虽然反对文学语言完全由文言变为白话的语言目标,但对白话语言的优势有着清醒地认知;语言建设论层面,王国维认为在中国语言系统中,引进外来词汇的术语、概念,应成为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步骤,他的这种观念已经非常贴近现代语言学的精神实质。

刘勰与亚里士多德语言本体论及其文学语言观的比较阐释

刘勰与亚里士多德对语言的理解大相径庭。亚里士多德认为语言是摹仿现实存在的工具,它的基本特征是明晰、适当和准确。因而,一切与文学语言表达有关的修辞手法诸如隐喻等主要是修饰而已。刘勰则认为语言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它本身也是创作主体进行文学创作的一部分。语言是文学创作中思维的枢机,其本身的能指层面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且与创作主体的个性和生命力息息相关。因而,语言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主体的表达。

论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文学语言观

卡尔维诺的文学语言观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首先,从文本创作角度,卡尔维诺认为文学语言后于图像。其次,从文本自身出发,语词构建复杂文本,文本成为世界可见物和不在场之物沟通的桥梁。文本中词汇分布在水晶平面上,折射出视觉多样化的形态。最后,从生存视域层面,人们凭借"轻逸"语言,俯瞰宇宙生命的生成变化,文本成为承载生命诗意并使水晶不断折射光芒的未完成之物。其文学语言观可为当下语言理论及创作提供有益启示。

接受美学与语用学在文学语言上的契合——以伊泽尔文学语言观为个例

接受美学,又称"接受影响美学"或"接受理论",由联邦德国康茨坦斯大学教授汉斯·罗伯特·尧斯所首倡,其<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1967)一文,是接受美学形成一个独立学派的宣言.

余光中的文学语言观对其文学翻译的影响

从余光中中西融通的语言观出发,运用对比语言学理论,通过对其译作的描述性研究,更为全面地探讨其"西而化之"、"善性西化"的翻译思想和特色,以展示其文学翻译活动的潜在动机。通过余光中的语言观反思其翻译思想和实践,既有助于提高对语言西化的认识,也有利于理解其翻译特点。

老舍的文学语言观浅探

本文着眼于文学语言的健康发展，从老舍的创作实践和成就中归纳分析老舍的文学语言观：文学语言不但要美，而且要通俗明白，简洁有力，生动形象。

古为今用 取古补今——余光中的文学语言观对其文学翻译的影响

余光中有着作家与翻译家双重身份,多年的文学创作对其文学翻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其形成"文白相辅"的翻译思想,译作语言呈现"文白相间"的鲜明特点。本文拟从余光中的文学语言观出发,探讨其文学翻译思想和实践,进一步了解余光中翻译思想的成因及其译作的语言风格。

雷蒙德·卡佛的文学语言观——以《大教堂》为例

《大教堂》是美国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雷蒙德·卡佛所写的小说集,属于他晚期的代表作品。《大教堂》一共被分为十一篇,它们分别讲述了各自的独特故事,它有着看似松散实则遵循着严密布局的结构,而且不论是在作者和作品还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甚至是其作品的篇章之中,都严格遵循着他的文学语言观,这使得小说整体有着十足的张力。

源于生活的文学语言观——孙犁文论研究之一

孙犁的文学创作始终走的是一条纯正的民族化语言之路.这一方面与他从小接受中国古典文学和鲁迅作品的熏陶有关,同时也与他在文学创作前和文学创作中一直重视文学理论尤其是文学语言的研究有密切关系.孙犁是从文论走向文学的,在某种程度上,孙犁的文学创作一直是在自觉的理论支配下进行的,也正是这种理论的自觉性使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形成独特的风格并一以贯之.正如他持有坚定的人格理想使他不受各种“思潮”的侵染而能终生保持一个革命文艺战士的风骨一样,他的创作也因其自觉而坚定的文学观念而使他在历次“风潮”中(四十年代的“欧风”,五十年代的“民歌风”,新时期的“现代风”)不受影响而始终保持自己独特纯正的文体品格.自觉坚定的文学观念对于一个作家是非常重要的,它能使作家不盲目地追潮流,赶时髦,随风倒,它有利于很快地形成并保持作家独持的创作风格.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孙犁是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孙犁的创作实践与文学观念是互相统一互相促进的,孙犁对于正确的文学观念的自觉与坚守并一以贯之的付诸创作实践是他创作数量相对不丰而能卓然成为大家的一个根本原因.

重新认识孙犁文学语言观的价值

孙犁是为数不多的横跨现当代的作家之一，目前，学界有关孙犁的研究，大多同绕其创作风格、美学特征、晚年的思想变化和学术研究进行，相对遮蔽了他的文学语言观的研究。在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书写中，人们已经习惯了用思想意义和礼会变迁等因素来描述中国文学的转型和发展，而忽略了作家的文学语言观念在其间的作用和价值。

论张炜的文学语言观

张炜是中国当代作家中为数不多的具有较强理论意识的人之一，也是在文学理论方面用力最勤的人之一。自出道以来，他在创作高产的同时，也出版了《问答录精选》《期待回答的声音》《忧愤的归途》《周末对话》《生命的呼吸》《精神的思绺》《自选集·葡萄园畅谈录》《自选集·融入野地》㈤’《时代：阅读与仿制》㈣’等9本文论集，2010年3月至6月，他受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的邀请，做客文学院“小说坊”，讲授了八讲关于创作的感悟和理论，后由三联书店以《小说坊八讲》为名集结出版。

老舍与赵树理的现代文学语言观

老舍与赵树理都是中国现代文学语言民族化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们以各具内蕴的文学语言观念，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成熟作出了贡献。在1952年举行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扬将老舍、茅盾、巴金、曹禺和赵树理并列敕封为“现代语言大师”。表面上看来，赵树理与老舍的语言观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俗白的语言风格和简约的审美追求等共同特征，但若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视之，便会发现其本质的不同。

基于言语行为理论解析文学语言观

20世纪50年代,英国著名的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约翰·奥斯汀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经过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和格莱斯等人的不断拓展和补充,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比较系统的语言哲学理论。言语行为理论主要是从人类行为的角度出发,实现对语言功能和特征的考察。从本质上说,言语行为理论是人类的一种特殊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人类＂言＂和＂行＂的融合与统一。言语行为理论的出现,对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都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学语言的研究方面,言语行为理论的出现和发展,为当代语用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本文以言语行为理论作为基础,实现对文学语言观的解析。

浅谈汪曾祺文学语言观及其小说作品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打破了传统的语言工具论,他强调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文化积淀越深厚,语言的内蕴就越深厚,语言的本体性就越强。在20世纪80年代"语言论转向"背景下,表现出极强语言自觉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语言观。汪曾祺全方位的审美观无形地渗透在散文小说创作过程中,小说随意而为的结构、清净无为的境界、淡雅有致的语言,都令其小说散发出浓郁的传统文化韵味。

《文学语言引论》文学理论的百慕大探险

哪里有问题,哪里就会有进步;哪里有危险,哪里就会有希望。知疑而进,知难而进,当是真理追求者和学术建设者应有的学者之风,文学研究自不例外。张小元的《文学语言引论》（以下简称《引论》）正是一部体现了这种学者气概的新著。作者选择了处于艺术与语言交叉的三角地上的文学语言问题,作了一次对这个百慕大三角区的探险,读之实有令人凛然亦复欣然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