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文学与文化:评《南北望:明代中越文学交往研究》

冯小禄、张欢合著的《南北望:明代中越文学交往研究》一书,其书名“南北望”意味着明王朝时期中越文人实际上互为“异域之眼”,中越之间的文学交往并非单向的输入或输出,而是双向凝视。全书在扎实可靠的文献整理基础上开展文学研究,并延伸至更为深广的文化研究,其立论不仅多有新颖独到之处,而且大多坚实可靠,令人读后颇受启发。该书为文学交往研究架设了足资参考的研究范式,极具学术价值。

文学莫逆·政治同道·德性分途——基于文学交往的王阳明和李梦阳关系递嬗考论

王阳明和李梦阳是明代弘(治)正(德)嘉(靖)年间的两个文化巨子。二人的交往,终其一生不断,但是,关于二人关系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考察二人的交往过程,大体经历了从文学莫逆到政治同道再到德性分途的演变递嬗。首先,作为文人才士,二人因唱酬而成文学莫逆,在李梦阳领导的文学复古运动中,王阳明是文学集团中的重要成员。之后,二人由文学莫逆而成政治同道:先是同官京师,后因弹劾刘瑾同获罪遭遇贬谪;继而先后迁任江西,接续风教。李梦阳终其一生保持文人才士德性,而王阳明则有着从文人才士德性向儒家圣贤德性的转变过程,或者说是兼有文人才士德性和儒家圣贤德性。德性的分殊导致二人在对待朱宸濠谋反上,出现截然不同的结局。王阳明和李梦阳关系的递嬗,既反映了二人文学交往的实际情状,也折射了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与政治文化生态,同时还具有德性修养上的启迪意义。

李梦阳与歙县商人交往的文学史意义

以李梦阳与歙县商人的交往为研究对象,考察李梦阳与歙县商人交往的文学史意义:李梦阳与南方士人的交往及别集在南方地区刻印扩大了其影响范围、促进了李梦阳文学新思想的提出、促成其诗歌的日常化和对墓志铭书写的突破;歙县商人诗作则受李梦阳影响师法唐代,与李梦阳的交往促使他们之间互相认识、诗酒酬唱。

交往论视野:一条文学研究的新路径

当代生活世界的文学审美和消费显示出与此前时代文学现象不同的意义品质,这种意义品质要求我们从交往论的视野来探寻其合理性维度,明晰其价值指向。借助哈贝马斯前期对于文学公共领域的探讨和后期"戏剧行为"的言语交往活动的阐述,可以将文学交往的内涵明晰为:平等主体之间以文学为媒介,在语感形式的共契、情感的共鸣、意义的共识三个层面达成的交往型意义活动。当代生活中的文学交往在日常消费的审美活动中完成了主体之间的理解和共契,为克服现代性分裂的"解分化"路径打开了一个可能维度。

论网络传播对文学交往主体关系的影响

网络传播的兴起,使文学交往主体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网络传播条件下,文学交往主体的不对等关系瓦解,平等的互动关系建立;直接交往关系得以突显,间接交往关系进一步延伸;创造和再创造关系出现了浅浮和错位。

明中期白族的文学交往及成因

明中期的嘉靖至万历初年是白族文学交往的第一个高峰期。通过对这一时期白族代表文士杨士云、李元阳、杨南金、樊相、董难、吴尧献、吴懋等交往对象的考析,可以看出这一文学交往高峰的成因。就宏观而言,这一文学交往高峰与明廷的文化战略以及在西南边地积极推行设学、科举和派遣流官等文化、政治制度有深刻联系;就微观而言,与白族文士群体拥有相对较高的文学修养和积极的交往态度有直接关系。白族的文学交往及成果对南方少数民族文学、西南地区文学发展有重要意义,同时,它也成为明代各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历史缩影。

文学交往空间的建构与“新时期文学”的生成

“新时期共识”是“新时期文学”的价值核心,而1980年代在广泛的文学活动领域内形成的具有公共领域幻象的新型交往空间,则是“新时期共识”生成的基础。文学刊物、文学社团和大学是建构新的文学交往空间的主要机制化领域。虽然在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因为缺乏成熟的市民社会作为基础,新生成的文学交往空间归根结底还是“被操纵的公共领域”。

论网络传播对文学交往主体审美心态的影响

网络传播的兴起,改变了文学交往的环境和方式,更给文学交往主体的审美心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在网络传播条件下,文学的创作主体表达开始立体化、动态化,文字符号的运用更为综合化,词汇的选择也追求独特化;文学的接受主体也表达出读写交互的、沉浸体验式的审美追求。

翻译“论争”与“论战”--瞿秋白与鲁迅文学交往的思想史考察

瞿秋白与鲁迅的文学交往,以及他们与梁实秋的翻译论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问题和文学事件。鲁迅和梁实秋的翻译论争前后长达八年之久,后因瞿秋白介入而升级为论战。这场翻译论争,有文学与语言的论衡,也有民族文化和思想变迁的面相。鲁迅、瞿秋白和梁实秋在翻译观的多层面相间游走,在公谟与私谊间转换,求同存异亦因时势而定。具体而言,鲁迅和梁实秋的论争体现为技术主义、文化政治的偏重与艺术趣味的差异;瞿秋白和鲁迅、梁实秋的区隔有政党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势转移的旨趣分别。鲁迅和梁实秋、瞿秋白事实上存有翻译共识,即技术主义、文化对接与艺术品味的标高才是翻译的普遍自由之路。

路遥延川时期的文学交往(1969-1973)

本文在近年来路遥文学年谱等当代文学的史料整理进展之下,尝试继续发掘路遥的作家前史。路遥1960年代的人生行止主要是对政治生活的参与。而在1970年代初期的延川,路遥有了文学生活的可能。路遥最早的文学生活与文学交往,也为1970年代文学环境与文学青年的互动关系在"地下"叙事之外,提供了另一种参照。

现代女作家的文学交往与互塑

对现代女作家在文学交往中所撰写的杂感进行考察,可以看到她们思考人生与创作的独特视角。女作家们的相互描摹和评说寄寓了对自我人生的探索,写作者与被写者的互塑从一个侧面呈现了现代知识女性的面貌。她们在互为镜像和指涉中认识自我、思考社会,尝试开辟独特的女性空间。这一文化行为的内涵丰富而深邃。

论史铁生的文学交往活动——以史铁生书信为中心

随着史料搜集视野的不断扩宽,书信成为重要的材料支撑,推动着作家本体研究的发展。史铁生作为残疾作家,因活动受限,书信成为他沟通外界、交流思想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对史铁生170余封书信的梳理,结合回忆录等相关史料,能够展示史铁生的文学活动及文坛交往的全面风貌,进一步发掘史铁生个人创作与时代文坛的复杂关系,窥见不同阶段的时代精神及文坛潮流的缩影。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呈现更加丰富多面的史铁生立体形象。

土家族文学研究的最新力作——评李锋的《容美土司家族文学交往史考论》

李锋的《容美土司家族文学交往史考论》一书以宏观的学术视野,从中央政府文化政策的角度考察了容美土司文学的发生、发展,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容美土司的文学交往史,无论对于土家族文学还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都有相当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此外,该书还对容美田氏的交往对象、交往细节、相关诗文及注释进行了考证和补正,在文献整理方面也有相当的价值。

梁实秋与闻一多早期文学交往再认识

梁实秋与闻一多在清华和留美时期关系密切,两者经常探讨诗歌创作问题,结成了“诗友”。由于艺术观不同,两者在诗歌创作、诗歌观念以及对一些作家的评骘上存在分歧。梁实秋认为艺术可以超越现实,坚持诗的“贵族性”和“唯美主义”;闻一多则兼容了诗的“现实性”与“时代性”。这种艺术观的差异其实源起两者的个性、气质与性情的差异,同时,也影响着两者的艺术走向与人生选择。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二人以“诗友”始,却没能以“心友”终。

1930年代东京左翼文坛内中国大陆与台湾作家的文学交往——以张文环佚文《台湾的创作问题》为分析中心

作为日据时代台湾顶尖作家的张文环,曾在1930年代参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机关杂志《杂文》的文学建设活动。他的《台湾的创作问题》一文长期湮没无闻,在这篇评论里作者详尽地提出了自己对"台湾文学"现状及其发展方向的分析和构想。通过细读这篇佚文,可以得知在左联东京分盟的左翼文学建设大业中,不仅有旅日中国留学生的辛勤笔耕,还融入了适时为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作家的思考;同时这篇佚文的存在亦展示出在1930年代日本东京左翼文学运动中,祖国大陆和台湾作家之间的文学联系与交往的深广度可能比既有论述的规模更大。

战时大后方文学与法西斯国家文学交往片论

战时大后方文学与法西斯国家文学交往片论苏光文如果说，和平时期文学对外交往还有一定的弹性、模糊性与宽泛性的话，那么战争时期文学对外交往就显得单纯而明朗得多，甚至只能是认同或排击的背反走向，因为，战争说到底是两种文化的大搏斗。中国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殖民地文学交往中“台湾想象”的生成意义——以《华丽岛的冒险》为例

日据时代台湾文学界与日本本岛文坛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充满了"张赫宙情结",即以在日本文坛成名的殖民地朝鲜作家张赫宙为榜样,竭力以平等之姿与日本文坛发生对话、获得认同;针对此文学现象,如果以日本作家以日据台湾为书写题材的文学选集《华丽岛的冒险》来作个案分析,通过对比日本本土文坛在不同世代对殖民地台湾文学生态的差异化想象,则可以发现这些"台湾想象"虽然是在日台之间的文学交往中产生的,但同时也揭示出日台二地文坛交往中在文学相互理解上的深刻不对等关系。动态的文学交往程式,使得"台湾想象"不只是形式化的客观现实,而负载了串联不同区域之间文学经验的使命,因此是区域研究中可资利用的、新的文学资源。

论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文学交往理论

在思考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初步形成了文学交往理论的思想。为了实现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毛泽东提出了一些富有创建性的、学术性的论断,充实、丰富、发展了文学交往理论。重点研究毛泽东文学交往理论的当代性问题,研究其给当代文学理论带来的启发和探索以及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

清代云南元江文人马汝为行谊交游考述

限于材料,学界关于清代云南元江文人马汝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学和书法两方面。文章基于《马悔斋先生遗集》,多方搜寻、补充相关文献,对马汝为的交游范围和行谊状况作初步研究。马汝为的行迹范围大致在云南、京师、贵州三地,交游对象主要有同乡、同僚、同教三类群体。新近发现的马汝为诗文对研究其生平特别是行谊很有帮助,新材料提供了新视角,有助于从历史细节进一步了解马汝为其人其事,进而对当时的文人境况和心理、社会文化交往有所管窥。

论杨慎与张含的文学交往

明代著名学者杨慎正值盛年却谪戍滇云。在滇云期间,杨慎与自幼订交的张含文学交往频繁,并通过张含的引介,结识了大量的滇云士绅和其他地区的文士,扩大了其文学活动范围,对杨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