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视域与跨文类叙事:《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敦煌文学书写

自19世纪末,海外汉学家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工作,21世纪以来走向成熟和深化。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2001年出版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讨论,该书有关敦煌文学书写的问题值得重视。通过阐述选取文献的缘由、撰写的思路以及向文学本位回归的特色,可以提炼出作者书写敦煌文学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即跨学科视域和跨文类叙事研究。考察该书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方法论,可以为国内的书写实践提供路径参考。中国文学史编纂应该立足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参与全球国际对话并构建科学的文学史理论,撰写真正内在于中国文学文化同时又融入世界潮流的文学史著述。

从重写文明史到重写文学史

在当今国际格局下,如何建立中国话语与自主知识体系是学界面临的一大难题。长久以来,文明话语中都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文明观输出的话语权长期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文明史对中国的叙述常常存在歪曲、偏离史实的问题。西方话语霸权具体体现在各学科内部,使许多人文社会学科都面临“失语”的窘境。针对这一现象,提出“重写文明史”与“重写文学史”的号召。从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史实出发,尊重文明多元化与异质性,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重写文明史,重塑文明观,进而重写学科史,重写文学史。通过反思学科话语问题,发掘传统文化中独特的话语言说方式,重新建构学科话语。用中国话语发出中国声音,共同建设文明新话语是重写文明史、重写学科史的要旨所在。

从报刊角度重读香港地区文学——评赵稀方的《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

赵稀方教授的《报刊香港》从报刊角度展现了香港地区百年文学风貌,深入探讨了香港地区的文学体制、文学流变、文学思潮、文学生产、文学观念等重大问题,在报刊史料的基础上完成了对于香港地区文学史的整理和定位,标志着内地地区对于香港地区文学史研究以及华文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在华文文学史的书写上实现了方法、理论、范式、内涵等几个方面的创新与突破。在文学史范式的更新、贯通海峡两岸暨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的文学史与文学思潮、重建香港地区文学的主体性与特殊性、香港地区文学的史料建构、理论意义的彰显、重建冷战文化视野等方面为香港地区文学史重写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学术空间,进一步推进了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成熟与发展。

美国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美学范式与谱系

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思想多元,成就斐然。其书写路径最具代表性的是夏志清的新批评美学、许芥昱的政治美学以及王德威的后现代主义美学。不同时期美学范式的变迁反映了中美关系变迁、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冲击以及汉学史的内在流变等诸多因素。内外因素交织的历史语境生成了文学性历史与历史性文学的辩证以及解构主义思路。通过考察三位华裔学者不同的美学范式与交叉谱系,可以更好地揭示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整体脉络,为国内文学史研究提供互鉴与交流的跨文化阐释思路。

文学史上跨代作家属代处理的原则和方法——以元末明初代表性作家为例

文学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过程,并不一定会按照朝代更替而改变其发展路径。然而,文学史家又不能不将文学的历史发展分为若干段落来加以描述,以便呈现出各个朝代的独特文学风貌,揭示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于是,文学发展的历史与朝代更替就不能不产生联系,跨代作家的属代问题也就成为文学史家不能回避的问题。尽管文学史家在撰写文学史的过程中都会对跨代作家进行属代处理,但却很少有人对属代处理的原则和方法进行理论探讨,以致出现同一作家在不同文学史著中归属于不同朝代或同一时期的作家在同一文学史著中被分属于不同朝代的现象。跨代作家的属代处理应该遵循作家自愿归属原则,这不仅体现出作家的主体性,而且容易与其创作实践相关联,有利于确定此作家在文学史上的真实地位。在此原则指引下,寻找作家自愿归属的文字材料,发现作家进行创作的情感动因,发掘作品呈现出来的时代风貌,就成为跨代作家属代处理的有效方法。

鲁迅“生死追问”的生命底色及其文学史影响

长期以来,学界对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历史贡献已有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认识,而在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对“生”与“死”的深度反思和其中蕴含的文化意义与世界视野,还没有得到全面地关注与探讨。鲁迅创作中弥漫的死亡气息与荒原之感,冷峻肃穆之下暗涌着丰沛的人文激情,这本质上源于他对无数个体生命的极度关切,其贯穿一生的生死追问具有“向死而生”的哲学底蕴。鲁迅所开创的生死传统在萧红、曹禺、孙犁的创作中得以接续,艺术风格与感知方式的差异铸就了不同的情感温度,但最终都回归到对人之生存的眷顾与反思。余华、史铁生等当代作家的痛苦体验连通并呼应了鲁迅的人生体悟,既坚忍地承担着黑暗的沉重,又以一种近乎纯粹与本真的热情超越幽暗,这种理性与诗性交织的丰饶与张力构成了鲁迅生命美学的哲思意味。鲁迅“生死追问”的文脉奠定了现当代文学对终极命题持续探赜的重要方向,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敢于搏击命运的精神底气与生命底色。“生”与“死”作为关涉生命与文学的根本问题,承载了丰厚的文化容量,见证了个体与民族充满艰辛与荣光的精神成长。

《外国文学史》编写与东西方文学的“融合”倾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已出版的《外国文学史》,主要有三种编写模式:东西方文学两分法模式,东方文学、西方文学、俄苏文学三分法模式,东西方文学打通融合模式。与前两种模式相比,东西方文学打通融合模式在编写方式上与前两种明显不同。它打破了二分法或者三分法的做法,将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合并为一个整体,按照东西合一结构体系,用历史发展的线索把西方和东方的文学连接起来,体现出将东西方文学融合的倾向。东西方文学融合模式的思路是立足“文学史”这一中心概念,对中国文学之外的外国文学进行总体研究。它既注重提炼东西方文学的共通特点,又注重将东西方经典作家作品并置讲述,还注重东西方文学的交流与互鉴。东西方文学融合模式更能体现“外国文学史”的内涵与外延,也能让读者更迅速地形成比较与参照。

圣人文学家:英语学界中国文学史中的孔子书写

1901年至2022年,英语学界先后有10部中国文学史著作书写孔子,其方法与特征显著:肯定孔子的中国文学奠基人地位,揭示孔子的文学人生,侧重文学文化史考察与跨文化文学阐释,及时补充中国学界孔子研究的最新成果。关于中国文学史中的孔子书写,英语学界早于中国学界,使世界文学史视域中生成了“圣人文学家孔子”的国际性意义,其面向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分类编纂的思路以及具体导读方法具有重要启示价值。这为促进国际儒学深入发展、中外文明互鉴互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型个案。

文学史上的“跨界”现象与文学史的学科边界

文学与哲学的“跨界”、文学与史学的“跨界”、文学与艺术的“跨界”,构成了文学史上三种主要的“跨界”现象,哲学史、史学史、艺术史、文学史等因而有不少共同的关注对象。在“跨界”现象的编纂处理中,文学史的学科边界以两种方式清晰地呈现出来:首先,中国文学史是否给予一个历史人物较多篇幅,依据的是其文学史地位,而不是哲学史、史学史或艺术史地位。其二,文学史面向历史上的文学活动,而哲学史、史学史、艺术史等面向历史上的哲学活动、史学活动或艺术活动,它们有不同的知识体系、不同的描述重点、不同的评价尺度。

作为方法的“典型现象”——钱理群文学史研究的实践与启示

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是钱理群学术研究的重镇,他在文学史研究与写作领域进行过多种形式的实验。“典型现象”研究作为一种方法,受到鲁迅与王瑶的启发。“典型现象”研究是钱理群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基本方法,呈现了钱理群对文学史认识与把握的独特理解。作为一种方法论,“典型现象”研究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写出新时代文化主体性的样态——重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再思考

迄今为止,重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论题仍充满观念、视角、立场上的论争。纵观林林总总的文学史,从一元叙述到交会碰撞的多元表达,“重写文学史”不断被“问题化”。文学作为时代的镜子也标注着时间的意义,文学史家们不能游离于时代之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出新时代文化主体性的样态,无疑是回应时代母题的重要议题。

文学史书写与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问题

从文学史书写角度梳理近百年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进程,剖析其经典塑型模式,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当下价值。总体而言,中国红色诗歌的文学史书写主要出现过三种经典塑型模式,它们历时性地出现,共时性地存在,相互渗透和彼此融会。其一是人民性话语塑型模式,主要兴起并盛行于上世纪50—80年代初期;其二是现代性话语塑型模式,主要兴起并盛行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其三是民族性话语塑型模式,主要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兴起并流行开来,且目前有方兴未艾之势。在新时代里我们需要实现三种经典塑型模式的话语融合,逐步建立一种兼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中国式人民美学话语体系,借此深入推进中国红色文艺(诗歌)的经典化进程。

作为方法的文学史:如何重写?怎样教学?——从钱理群教授的文学史研究与教学谈起

《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是钱理群最新完成的一部“个人的文学史”。这部新著在继承王瑶等前辈的史观史识的基础上,实现了框架、体例、重心等多方面的突破。钱理群每次重写文学史的尝试背后都关联着学科的大问题,无论是整体性突破还是局部调整,无论是观念转变还是体例探索,都是他以文学史为方法的学术思想的表达。同时,钱理群的文学史写作也始终与高校的专业教学紧密关联,其中包涵着针对教学实践的考虑与反思。此外,由于重视社会读者的需求,他的文学史也可被视为一个有意识打破校园围墙的学者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著的明清诗词书写

自1901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在其《中国文学史》中首次介绍明清诗词,至2022年中国香港学者张隆溪《中国文学史》的明清诗词书写,120余年来,英语世界先后有七部中国文学史著对明清诗词保持关注。在发轫期、发展期与深化期等不同阶段,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对明清诗词的书写,从诗人词人与作品的简单介绍,到具体的批评与丰富的史述,反映了其逐步走向系统化、深入化的学术过程。文学史著的书写侧重点映射出不同编者的研究风格,折射出英语世界学者对明清诗词评判的时代特征与历史变化。

在历史深处挖掘新宝藏于古文献中开辟星疆土

席泽宗(1927.6.9-2008.12.27),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文学家和天文学史专家。在国际天文学界,他的名字总是与超新星联系在一起。他对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发记录的证认及整理工作,长期受到国际上的高度重视,蜚声于天文学和科学史两界。他长期从事天文学史的研究,涉足于天文学思想、星图星表、宇宙理论、外国天文学史等许多重大方面。数十年来席泽宗还为中国的科技史研究的组织管理工作贡献了自己的精力和才智,是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认知文学史视域下美国南方小说的“失败”书写

“失败”是人类普遍的生活体验。美国南方文学本质上就是以“失败”为主基调的文学,南方小说的“失败”基调有着跨越时代的历史牵连和情感联系。南方小说对“失败”的认识经历了“大厦将倾”的焦虑、“南方神话”的追忆、“南方复仇”的茫然、“内战主题”的规避到“南方历史”的直面五重阶段,展现了南方作家独特的文化反应。基于此,本文以情感为线索,在认知文学史视域下梳理、观照美国南方白人作家笔下以“失败”为特征的叙事发展轨迹,辨识出隐藏在美国南方文学浩繁卷帙下的历史和情感连接,提出南方小说的“失败”叙事实质表征了美国现代性的创伤。

世界战争文学史研究

马丁·范克勒韦尔德在《战争的文化》中明述:“从《荷马史诗》到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既能给人们带来无比的欢乐也能带来难言的痛苦的战争,历来能激发出伟大的文学灵感。”(范克勒韦尔德2010:4)从古至今,侵略与贪婪、捍卫与荣耀、情感与信念在世界各地的战争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战争因而成为极为重要的文学主题。以战争为背景诞生的文学作品,或者以虚构的形式将战争事件精确地嵌入历史现实中,或者警示着高科技的发展对战争乃至未来人类命运的影响。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在即将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更需要从浸满眼泪与鲜血的文学作品中理性反思战争历史,理性思考战争教训和战争记忆的传递,也必须警惕扭曲的民族主义情绪沦为战争的燃料。在此背景下,本专题的5篇论文从受侵略国家、侵略国家军营斗争等不同角度研究了近代战争文学作品。

现代文学史课程思政教育实施阶段论

立德树人是高等院校第一任务,“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守好自己讲授课程的一段渠,种好本课程的责任田是每一位高校教师应尽的责任。本文围绕现代文学史课程的思政教育具体实施办法进行了阐释,认为以文学史历史背景和作家生平、作品思想内容为中心遴选思政元素,再结合做好课程定位、设计好教学目标和合理安排教学任务是实施现代文学史课程思政教育的关键环节。

当代文学史上的“新青年”--论张柠《三城记》中的顾明笛形象

张柠长篇小说《三城记》的文学史意义在于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顾明笛这一新的青年形象。顾明笛作为“新青年”之所以“新”,体现在他自我实现的方式上。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来看,青年个体生命意义的实现形式主要有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在人民伦理中实现自我,把个体生命意义编织进意识形态中,让个体生命融入一个更大的群体,主要表现在“十七年文学”中,代表性作品有杨沫的《青春之歌》和柳青的《创业史》,《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是把个体编织进革命意识形态,而《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是把自己编织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意识形态。

高校“古代文学史”教学的两个问题及对策刍论

文学史教学中“文”与“史”的矛盾长期存在,解决方式之一是以某一历史时期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或处于文学活动中心的作家为中心,对其历时、共时的重要关系进行提纲挈领的揭示,“以简驭繁”实现“文”与“史”的统一。而激活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国式现代文明是时代对古代文学史教学提出的重要关切。如何总结并有效传达古代文学的优秀价值,激发学生参与建设中国式现代文明的志趣,是需要古代文学教育工作者深思与实践的课题。其中,“讲活”伟大文学人物的人格内涵、组织学生讨论富有传统意蕴的当前典型事例等,是比较容易操作的教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