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空间视域与“吴蔡体”的形成

吴激、蔡松年由宋仕金的人生际遇及其随之而来的上京、燕山文学地理空间转换,是“吴蔡体”形成的关键进路,吴激肇其始,蔡松年定其型。具体而言,身处上京、燕山文学地理空间的吴激承袭苏轼以词书写士人情志的词学理念,融前人诗句入词,以词来抒发孤臣孽子的故国之思,引起了其他由宋入金词人的广泛共鸣,“吴蔡体”得以创建。稍后的蔡松年,尽管同样流落天涯异域,然其道德背负较轻,遂于清壮洒落之中寄寓乡关之思,将吴激词的故国之念创造性地转化为归乡和隐逸,建构了异域文学地理空间内入金宋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回应了金代词坛新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艺术境界的追求与理想,使得“吴蔡体”具有开辟一代词风的情感内容、艺术模式、审美趣味和生命意义,金词的艺术格局由是得以形成。

图书馆文学空间的管理与推广研究

图书馆是知识的宝库,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而图书馆文学空间的管理与推广是图书馆发展建设的重要一环。基于此,文章分析了图书馆文学空间的内涵与意义,并探究了图书馆文学空间的管理与推广,以期提升图书馆的文化氛围,提升读者的文学素养。

从文学地理空间看“罗生门”的文本演绎

“罗生门”不单是一个日本地方建筑或是一部日本文学作品,在多种跨文体与跨媒介的文本演绎中,其寓意内涵有着多元且复杂的变化,体现了日本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通过四重空间的文学地理学空间复合结构系统,结合文学四要素,从客体-世界、主体-作者、文本-作品、读者-传受四重空间对“罗生门”的文本演绎进行剖析,还原其从日本城门名经多种文本重构,逐步进入更广阔的接受视域,直至成为日本文化符号的过程。

论空间转向:关于空间形式、空间批评与地理批评的概述

空间形式几乎是所有时代和所有文化共有的文学经验与文学阐释的重要方面。空间首先是一个物理的观念,极早成为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基本内容。欧洲物理学、哲学、形而上学关于空间及其属性的争论持续了2000多年。空间、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空间形式、空间批评、空间转向是一组相互关联的人文观念。1945年约瑟夫·弗兰克提出了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空间批评发生于1950-1980年代,巴什拉尔、勒菲弗尔、福柯、詹明信、曼德尔、哈维等从人文地理学、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理论等角度越来越多地关注了空间理论。“空间转向”发生于1990年前后。21世纪初期,其革新的学者范式及其方法迅速从人文地理学扩展/散播到哲学、文学、艺术研究诸领域。

制度矩范与个体情怀:作为文学空间的宋代词垣

作为文学空间的宋代词垣并存着朝廷制度矩范与文士个体情怀两种语境。以此二者观照词臣生活中四个代表性的面相,即他们的应制之务、值宿吟咏、与词垣之吏的关系以及追仰前朝词臣的文化现象,颇能真切具体地探究词垣文学风貌的内涵。在制度矩范的笼罩下,词垣的应制撰作必须符合上层权力的政治意向;值宿吟咏倾向于规范性地表现侍从宫廷的清贵雅致;词臣与吏员的关系显示出制度的幽微之端对词臣才情的制约;追仰前朝词臣的口径表现为称述前贤黾勉仕位的功绩。在个体情怀的鼓促下,应制撰作能够超轶官场的守常氛围,彰显文章才士以文自赏、嗤哂卿相的风度;值宿吟咏能以村野之趣突破宫廷的审美品位;词臣与吏员的关系反映为扬显词臣个人形象的诗文著述对吏员角色修辞式的驱使运用;追仰前朝词臣的态度表现为称慕前贤退居闲适的诗作,以此慰抚一己之宦场失意的心绪。宋代词垣的文学空间存在着“制度-个性”并峙的态势,词臣侪辈逾越制度矩范彰显个体情怀的气概,应当成为文学研究中一幕值得关注的景观。

“模棱两可”的三个层次--论布朗肖在《文学空间》中的语言观

布朗肖在《文学空间》中发展了马拉美的“双语制”,发掘了词语的“物质性”及其导致的“模棱两可”。而在《想象物的两种说法》中,布朗肖将语言的模棱两可在三个层面展开:与世界的融洽、形象和意思。布朗肖的文学尤其强调了语言、书写的被动,他一方面批判了主体性的权能,另一方面以沉默的方式为他异性提供了话语层面的尊重,并因此从根本的不可溯源的层面提出了文学的可能性,即一种话语伦理--对无限的呼应。

犹太文化困境及其空间隐喻——解读索尔·贝娄《只争朝夕》中的文化身份书写

索尔·贝娄作为在美国的第二代犹太移民的代表,其作品对犹太后裔在美国的生存空间以及犹太文化的传承尤为关注。本文结合文学空间理论和文化身份理论,对《只争朝夕》的社会空间和家庭空间进行分析,认为小说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纽约城市空间并置以及纽约城市空间和罗伯斯伯里乡下寓所的平行并置,隐喻了犹太文化面对强势主流文化的侵袭面临传承危机,犹太移民面临文化身份迷失的困境。小说中异化的家庭空间隐喻了看似是文化卫道士的犹太移民实则早已抛弃本民族的文化信条。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犹太移民的文化身份日益淡化,这种尴尬的文化身份处境也暗示着在当代美国社会中犹太文化逐渐式微的存续危机。

数字人文视域下文学存在方式的重构

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文学的存在方式也在不断变化。从宏观层面而言,新媒介的出现总会继承旧媒介的优势,同时避开旧媒介的不足;媒介技术影响下的文学语境也在传统文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不断生成与革新。从微观层面而言,文本、作品和数据之间的逻辑转换,促成了数字时代文学研究语境的生成。数字时代的文学语言、文学文本和文学空间共同重构了文学的存在方式。其一,数字媒介技术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学语言的表意特质和文学语言的表达方式这两个维度。而具有“数字修辞”功能的媒介往返于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之间,既促成了形式各异的电子文本和数字文本的生成,又反身于数字人文与文学研究的数字审美范式。其二,基于数字技术而生成的数字文本,不仅可以为计算机所处理,而且依托互联网平台逐渐实现了客观知识世界文学文本的流动与对话。依托互联网平台和数字技术的“比特叙事”,将比特视为符号本体而进行叙事,其指涉方式的变化表征了主体的未定性、文本的交互性和视觉窗口的递归性。其三,聚焦符码、编码和解码的分析路径,基于从原子到比特的媒介转换,数字化的文学空间应运而生,同时也改变了文学创作方式、文学研究语境和文学批评范式。

巴赫金“外位”与“超视”以及文学空间

“外位”与“超视”是巴赫金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是对于现实生活中自我与他人空间状态的描述,当两者运用于文学空间的分析时构成了互补型、多声部以及三角型文学空间。

清末民初小说中的京沪文学空间探究——评《清末民初小说中的京沪文学空间研究》

小说叙事需要依托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但是小说中的空间同样重要,小说中的一切故事都只发生于空间中。清末民初小说在对于发生在某一城市中的故事进行描述时,往往会有另一城市的空间叙事与之对应,形成“双城叙事”现象,尤其是以京沪两地为主。探究清末民初小说中的京沪文学空间,对于了解文学史演进、理解小说历史背景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末民初小说中的京沪文学空间研究》一书立足于连接“文学”与“地理”的“文学空间”,从“文学空间”的“外层空间”进入“内层空间”,最后到文学史意义,重点探讨了空间与小说家都市体验、空间与小说中的文本空间、空间与小说空间叙事等内容。

媒介转译间的交融与再生——文学作品《我的阿勒泰》“互文性”的影视化改编

2024年的热播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以温暖治愈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浪漫唯美的视听语言,展现了新疆阿勒泰地区旖旎的自然风光与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日常生活,呈现了民族题材影视剧质朴真诚的书写方式。这部热播剧改编自作家李娟的同名散文集《我的阿勒泰》。作者以“介入式”的书写姿态和“在场”的表达方式,让其书写和营造的阿勒泰文学空间汇入“吾土吾民”的总体框架之中。

“文原于道”与“文学空间”的本源视域比较

人类关于“本源”的探索起源于人对世界本质的思考。在这一认知过程中,“本源”进入了“客体”与“主体”的双重立场,并影响着中西文论关于文学本质的基本理解。中国南朝文论家刘勰提出的“文原于道”的理论框架与法国批评家布朗肖构建的“文学空间”理论在各自视域中都关联着本源意识,并使“文学”这一事件走向“显现”与“隐藏”两条道路。而作为此二者的理论前提,“本源”又以其自身的诱惑性喻示着一种对创作和阅读的召唤,却使两者的理论视域走向了抵达与不可抵达之殊途。

通向“文学空间”的作品及作家——莫里斯·布朗肖的卡夫卡批评

莫里斯·布朗肖的卡夫卡批评,是基于其“文学空间”概念的批评实践。布朗肖从卡夫卡文本内部人物的死亡状态、作品在世存在的孤独状态、卡夫卡本人作为写作者的“第三世界”生存三个维度,展开卡夫卡批评。一方面在本雅明、阿多诺、希利斯·米勒等形成的卡夫卡批评传统中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另一方面通过对卡夫卡及作品多层面的批评与研究,布朗肖论证了“文学空间”这一反本质的文学本体论存在形态。

空间建构中的童年书写——《吉祥时光》的文学地理学解读

《吉祥时光》是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创作的回忆体小说,展现了作者童年记忆中的老北京城。以文学地理学视角解读《吉祥时光》,既能发掘童年书写的困境,同时也为其探寻新的路径与方向。作者以“版图复原”对应的“外层空间”为基础,回归童年生活现场,同时聚焦典型元素,从多个维度建构了作为北方城市、历史古城、政治中心的北京,实现了文学地理空间的“场景还原”,最终在“精神探原”层面,空间建构回答了童年书写的关键问题。

金中都与金代文学的盛世风貌

迁都北京开启了金朝盛世,也是北京文学史由“地域文学”转化为“帝都文学”的开端。依托于不断完善的政治制度、爱好汉文化和汉语文学的帝王、学养深厚的朝廷文官和往来参加科举考试的四方文士,中都由地理空间转化为多族文人交融互动的文学空间。宫阙、市井、寺院、桥梁等成为文人的书写对象,文人书写也在塑造着这些空间。文人对雪、牡丹、荷花的同题集咏折射着金朝盛世,中都空间又使文人创作呈现出典雅平和的盛世风貌。中都作家以及他们的创作实践和文学思想,对南渡文坛和元初文坛具有启幕意义。

论空间视域下“长安道”书写

“长安道”原指通向长安城的驿路,它在文学作品中被逐渐演化为一种文学景观。从空间视域角度分析,宋代以前文学中的“长安道”书写多出现于宫廷、军事等文学空间。宋词中的“长安道”景观参与行旅、追忆、战争等文学空间的构建。宋词中的“长安道”书写体现独特的“家园情结”,这一情结既对故乡有思念与遗忘,也对故国有怀恋与无奈。研究“长安道”书写有助于呈现其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

基于空间统计方法的李杜诗词文学空间模式的比较研究

以李白、杜甫二人诗词的创作地点及诗词文本描述地点为空间信息,借助ArcGIS软件平台,分别采用最邻近指数法、核密度估计法、标准差椭圆法对李杜诗词文学空间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李白、杜甫诗词空间信息中创作地点及描述地点均为聚集分布,但在聚集程度与聚集中心方面存在差异,杜甫诗词空间信息比李白诗词空间信息聚集程度更高;李白诗词创作地点表现出"两线五核"的空间分布格局,杜甫诗词则呈现"两线六核"的空间分布格局,描述地点均继承各自作者创作空间的核密度中心,但李白诗词体现出更多核、更广泛的分布特征,这与李杜二人各自的性格特征及政治经历因素有密切的关系.采用空间统计方法对李白、杜甫诗词中涉及到的空间模式进行分析研究,不仅有助于文学研究者对诗人有更深度更全面的认识研究,也有利于读者们对李白、杜甫有更理性的解读与思考.

空间理论和文学空间

空间理论是近年后现代学术中的一个热点 ,特别是爱德华·索雅的第三空间理论。第三空间可以比较于博尔赫斯的“阿莱夫” ,具有芥子须弥的极大魅力。由此重读文学空间 ,则可更多读出列斐伏尔所谓的社会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

文学空间:关系的建构

随着西方人文社科领域的"空间转向",空间、空间性、空间问题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在这场转向中,"文学空间"开始受到关注和深入探讨。现有的研究已涉及文学空间的许多方面,却也有不少问题还需做出系统讨论与理论建构。比如,这个空间应如何界定,有何特点,有着怎样的构成?文学空间是对关系的建构,关系性和建构性是其本质特征。这个空间既是各种关系的集合:时间关系、位置关系、权力关系、伦理关系、价值关系等,也是语言建构、心理建构与文化建构的结果,并置与重叠是空间建构的重要方式。作为关系建构的文学空间既具有抽象性和结构性,又强调视觉性与图像性,与现实空间既相关又不同。

动态叠合的“文学空间”

在当代空间转向的大背景下,空间问题日益突出,但"文学空间"向来歧义难辨,含混不清。以当代新空间观重审文学空间,它具有物质-精神-社会三维辩证的多元内涵,同时在世界、时间、读者、作者中洞悉文学空间的动态生成、无限开放等特征,从而弥补以往文学空间话语的疏漏,为文学空间问题的研究提供新视野,以利于文学研究和理论更富针对性和策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