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周与文徵明的交游——以诗文书画为中心的考察

沈周与文徵明皆为有明一代最为重要的书画巨擘与文坛领袖,对“吴派”书画的崛起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沈、文两人情谊绵长,过从甚密,二人之间的交游并不局限于由师生关系所主导的诗文与书画往来,也有以朋友关系形成的日常生活化文艺交游。沈周谢世几十年里,文徵明仍时常感念沈周,不断追和、摹临、题识或为他人补画恩师旧作,借以抒发对恩师的思念与敬重之情。沈、文之间交游影响深远,既体现为沈周对于文徵明画艺和品行方面的培养,也表现为文徵明及其后人门生对沈周的推崇与敬重。

文人意象的美化与永恒——文徵明《东园图》卷研究

别号是传统文人为显现、标榜自身性格风尚而选择的名称,渊源可追溯于春秋战国之际[1]。明季成年男子所取别号在时兴的造园之风、清赏之风、“逐雅”(2)之风影响下,常与自身所拥有的居室或者书斋有关。别号图是文人画家以他人别号寓意为旨而创作的绘画作品。

文徵明书风“正脉”形象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塑造与传播

诸多学者认为,明代书画大家文徵明是影响日本江户时代“唐样的书法”的关键人物。但文徵明书风“正脉”形象的传入,却存在种种认识上的偏差和错位。本文参考大量中日文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辨析,认为文徵明书风“正脉”并非直接传入,而是在中国和日本人士的互动中逐渐被塑造和传播,最后得以定型的,这反映了历史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过程中的复杂性,值得深入关注与研究。

浅论《国朝中州文征》的编纂体例

清代地域文献众多,对乡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一直是值得期待的领域。《国朝中州文征》是清人苏源生选取清初至道光年间中州学者作品编纂而成的一部断代、地方性的文学总集,顺应了清代多总结、多集成的文学风尚。《国朝中州文征》编纂体例独具一格,具有选录灵活、分类有据、注解清晰、专设撰人小传等特点。

文徵明《草堂十志》临习指要

文徵明(1470—1559),原名璧,字徵明,号衡山居士,是明代擅长小楷和行书的书家。文徵明早年重视功名,小楷书法曾受明代“台阁体”影响,但仕途不顺,虽然官至翰林待诏,上任不到三年便辞官回乡。随后,文徵明全心全意投入到诗文书画的创作中,潜心临摹和学习,取法晋唐小楷,以精美爽逸的风格自成一家,对后世影响深远。

悠游雅集——文徵明《兰亭修禊图》的人文与时代意义

文徵明(1470-1559),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号衡山居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代书画家,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或“吴门四家”。其书画造诣极为精深,山水、人物、花鸟全部擅长,水墨、青绿,工笔、写意无所不工。其中《兰亭修禊图》是他生平多次绘画的题材,蕴含了浓厚的人文情怀与时代意蕴。文徵明的绘画作品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已有学者对《兰亭修楔图》绘画理念、技巧进行了深入探讨。然而细检相关史料,不难发现文徵明主盟画坛长达六十余年,胜友如云,彼此交往所产生的书画作品往往带有深厚的人文情感与时代映像。其著名作品《兰亭修禊图》之中寄托的“人文之境”,尚未得到足够的学术关切。若对此加以透彻解读,不仅有助于理解文徵明绘画风格与精神追求,亦可窥见明代苏州吴门画派人文情怀的一个侧面。

文征明作品中雅集题材图像研究

作为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一种创作图式,雅集题材体现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江南文人高雅闲适与审美意趣的风貌。它不仅能记录和追忆文人诗文对赋、茶宴活动,也是绘画记录的重要传统文化载体,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气息,具有较高的艺术研究价值。文征明是明代典型的文人代表,是明代众多雅集活动的组织者和中心人物。文征明作品中的雅集题材绘画在创作内容上,反映了明代文人的生活追求及生活态度。以文征明美术作品中雅集题材绘画为切入点,探究其图像背后所蕴含的中国文人的生活情怀。

从文徵明隶书所受品评管窥明代审美观念丕变

明代书论中关于文徵明隶书的品评颇丰,综合分析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由推崇到质疑的转变。品评差异的深层矛盾是审美观念的差异,书家对曹魏隶书的不同态度体现出他们在隶书“古”的标准上的分歧,取法对象从名家到非名家的转变也反映诸家对“名家”因素的权衡考虑。隶书“古”的标准和“名家”因素权衡所体现的审美观念差异,是造成文徵明隶书品评转变的重要原因。

文徵明《兰亭修禊图》所见明代文士交游文化

在明代崇文尚艺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士人交游文化发展成为时代特征之一。文徵明作为吴门画派中最具典型的文人画家,其创作的《兰亭修禊图》乃是文人山水画之代表。文氏借“兰亭修禊”这一千古文人雅集之典故,与一众文人作画题诗助兴。而此次雅集的文人王穀祥、陆师道、许初、周复俊、文彭、文嘉等人均为文徵明的门生弟子,勾勒出文氏雅集活动的具体情景与交往关系,生动体现了明代士人对“兰亭文化”的追求与演绎。

跟着书家学文言文 文徵明《醉翁亭记》

看一看明代书法家文徵明曾多次书写欧阳修《醉翁亭记》一文,其中小楷《醉翁亭记》是其82岁所作,骨力劲健,遒劲雅致,为人称道。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后以字行,更字徵仲,因先世为衡山人,故号衡山居士。明代书法家、画家、文学家,与祝允明、王宠、陈淳合称“吴门四家”。在书法方面,兼善诸体,以小楷造诣最高,时有“小楷名动海内”之誉。

文徵明茶事图的图式研究

文徵明漫长的一生中创作了多幅茶事题材的绘画,可作为单独的一类画作茶事图进行考察。茶事图创作肇始于唐代,宋代达到鼎盛,元代略为消沉,在明代又形成了新的创作热潮。文徵明的茶事图延续了元代茶事图的特点,但在山水与茶事两种题材之间取得了更巧妙的平衡,并形成了一套茶事图的图式。通过对文徵明的茶事图图式进行分类、分析,可以发现当茶事图的创作惯例形成后,茶事本身的描绘已不再那么重要,而借助茶事周围的环境来衬托高雅的格调与趣味更为关键。文徵明借助茶事图记录自己与友人闲居品茗的日常,展现了他们爱茶、嗜茶的天性,是了解明中晚期文人生活的绝佳历史资料。

文徵明《林榭煎茶图卷》的赏析

文徵明所绘的《林榭煎茶图卷》是一幅优秀的山水画作品。观赏这幅画,可使人感受到文徵明对于当时中国制茶工艺描绘的独到之处。这幅画形象地展示了中国古代灿烂的制茶文化,是文徵明中年时期的优秀作品,值得我们去细细品读。

“假”画中的“真”园林——关于文徵明《东园图》的一种解释

文徵明的《东园图》是历史上关于明代南京“十六名园”之首的东园的唯一署名图像。但其笔墨与文氏绘画水准颇有差距,真伪存疑。且该画作与东园相关文献出入甚大,难以从中体察东园盛期的真实形态。若将其与描绘明代东园局部景观的吴彬《结夏》图进行对比,就可以剥离出《东园图》由真到伪,东园由伪到真的一段曲折“故事”。

文徵明与“沧浪之水”——以《沧溪图》为例

本文以故宫博物院所藏文徵明《沧溪图》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探讨此图并记的互文关系,即“避居”山水如何寓意文徵明晚年的情志和逸趣,而他又如何在图文中阐发沧浪之水“至清”的文化意蕴;另一方面,结合明代中期兴起的造园“安隐”之志,以及与“沧浪亭”相关的文化景观和故实,分析文徵明和友人共享的高洁情操与退隐“守拙”的山水之乐。

新见文徵明书《滁阳卢氏祠堂记》碑刻考

明嘉靖三十三年,滁州人卢守益远赴广东,请致仕乡居的大学者湛若水撰写《滁阳卢氏祠堂记》,并向湛若水问学,再续师生之缘。卢守益携湛若水所撰碑记辗转苏州,请文徵明书写碑文。文徵明因早年客居滁州,与滁阳卢氏有世交之好,欣然命笔,以行书写成碑文并篆额。卢氏家族成员以贡生步入仕途,家族地位并不显赫,却能将两大名士联署一碑,又转而成为沟通二人的桥梁。2002年《滁阳卢氏祠堂记》碑刻重现滁州,该碑刻既是文徵明晚年书法佳作,也成为明嘉靖礼制革新、名士风采的珍贵见证。

从文征明的茶画中看明代中期江南文人茶壶的审美观念

文征明是明代中期江南地区著名文人、画家、书法家,是此时期文人雅士的代表之一,他一生爱茶且留有大量描绘饮茶场景的绘画。画为心声,通过研究文征明画中茶壶形态、材质及其美学观念背后的文化思想,得出明中期文人茶壶呈现出清雅、素雅、简雅、典雅的造物审美观。

禅茶一味——以文征明《煮茶图》为例

茶事绘画自唐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绘画的一类重要题材,且这类题材又大多属于文人画的范畴,于是文人品茗与绘事自然融合到一起,成为绘画史上的特例。品茗需要心境,需要淡泊宁静与静谧无为,这与禅宗美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以文征明《煮茶图》为例,从茶事绘画的创作背景、意境,以及其与禅宗美学的关联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与考察。

雅俗的流动:沈周和文徵明应酬绘画比较研究

沈周和文徵明的应酬绘画是能够体现其雅俗观念和艺术旨趣的重要绘画类型。沈周善以观众导向的创作思路和一象多意的意象铺陈,表达对受画人的颂赞与祝福,其绘画中自我隐退和抒情对象前移的特征十分明显。文徵明则积极改造图式,来使绘画成为“隐然有祝颂之意”的不俗礼物,以此标定和强化画家自身文化精英的身份。

《湖南文征》的编纂过程、特色与文献价值

晚清罗汝怀编纂的《湖南文征》极大推进了湘人既往的文献整理事业的发展。此文集体现了罗汝怀较为严整的选文原则与富有个性的文章观念,辑录全面,考证精要,对湘人著述的辑佚、校勘与史料考证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南京图书馆藏文徵明《梅花百咏》伪书考

南京图书馆所藏清朱文懋抄本《梅花百咏》收录咏梅七绝九十六首,被认为是明代文徵明佚作。通过对该抄本所收诗作的详细考察,可知其中有九十五首皆出自元人冯子振《梅花百咏》之中,另一首则为元人释明本或韦珪之作,故所谓文徵明《梅花百咏》实乃明人作伪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