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时期的文思院与文思院使

文思院是唐后期设置的属于内廷的制作机构,并为后世各朝所沿袭,直到清代才废去不置。本文主要研究了唐五代至两宋时期文思院与文思使的发展演变情况,论述了文思使由唐代的内诸司使,至宋代成为西班使臣,再到明代沦落为低级职事官的演变历程,并对文思院的职官设置及职能演变情况,进行了详尽的考述。

宋代文思院的管理体系与管理措施

宋初,文思院由以文思使、文思副使系衔的内侍官、武臣掌领。至少从宋真宗时期起,文思使和文思副使不再掌管文思院。宋神宗时期,文臣京朝官成为管理文思院的最高官员,内侍官及武臣地位下降。南宋时期,文思院监官、监门官均由文臣担任,武臣、内侍难觅踪影。文思院上下界均设置了各类公吏,制定严密的管理制度。文思院通过采取订立各类产品的料例功限、检验产品的质量、注重经济成本的核算、提高工匠的雇值等种种措施,为皇室、各级政府部门及普通民众提供了规范划一、制作精良的手工业产品,在各类手工业部门中起到了引领的典范作用,促进了宋代手工业技艺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

宋代文思院的由来及其职能变化

唐代开始设置文思院,负责为皇室制造金银器等贵重物品。宋代文思院始设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在沿袭唐代文思院职能的基础上,陆续吸纳其他官营手工业工场作坊,除为皇室制作金银犀玉、铜铁竹木等各类器物外,亦为官府诸部门制造所需器物,成为重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本文拟对宋代文思院的由来及其职能变化情况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指教。一。

明代两京文思院考论

明代文思院是工部下属机构,南北两京皆设,掌制造祭祀净衣、官方刻石等造作诸事,人员组成、经费开支、所造器物规格等规制颇严。成化以降,皇帝滥用传奉授官方式,是导致文思院沦为寄禄之所的重要原因。传奉官现象虽以不合理乃至荒诞的方式反映了社会的某些合理需求,但滥用传奉授官方式引发一系列问题,君臣之间就此反复博弈,由此可以窥探明代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复杂面相。

元代的量制政策和量制运用--兼考元省斛与南宋文思院斛之换算关系

元朝至晚在中统二年就颁定官方标准量制,并在至元十三年将之推广到江南。标准量制普遍应用于官府财政运作,特别是税粮征纳、官仓和籴。至元二十年前后,元朝一方面借鉴南宋文思院斛的"小口"优点制定新斛式样,另一方面以市井行铺为主要抓手,将官定量制向民间推广,使其在各地不同程度地进入民间,特别是市井商人、官田佃户及士人阶层等对官定量制有充分的认识。南宋文思院斛1石折合元省斛0.685石。

法门寺地宫的发现与唐代金银器研究

在古代遗物中,金银器的发现与其它质料的器物相比要少得多。金银器本身质地珍贵、造型精美,纹样华丽,是少有的艺术品,有极大的收藏和观赏价值。因此,即使发现不多,却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法门寺出土的121件(组)金银器,数量、种类多,有一定的组合关系,绝大多数年代、产地明确,在过去考古发现中未曾有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中国关于唐代金银器研究与其它方面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相比开展较晚。

唐代金银器拾零

唐代金银器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当时重要的手工业产品。唐代统治者认为使用黄金饮食器,有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效应,所以有唐一代金银器制造业很发达。制造部门分“行作”、“官作”两类,而以后者为主。行作即为民间金银行工匠制作,其质量较官营手工业差。官作即指少府监中尚署所管辖的金银作坊院。中晚唐后,又设文思院,掌造宫廷所需的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采绘素装钿之饰,以宦官为文思使,为诸内司之一。陕西为唐代金银器出土最多的地区之一。尤以西安何家村窖藏、法门寺地宫为著名,其中许多器物寓于历史故事,或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风貌。今撮其要者简述于后。

江南织云绫 岁月缫杭丝

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杭州的先民就已能种桑、养蚕、织帛和制造原始的缫丝工具。唐代时,杭州盛产的绫类已有＂天下为冠＂的盛誉,成为宫廷贡品。南宋时,杭州市内呈现＂机杼之声,比户相闻＂和＂都民女士,罗绮如云＂的盛况,由此而称＂丝绸之府＂。1000多年前,杭产丝绸就远销东南亚和阿拉伯诸国,开始了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

说明

2007年是中韩文化交流年,为加强中韩两国学术界的交流,继2005年在中国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举办"中韩宋辽夏金元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韩中国际宋辽夏金元史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0月20～24日在韩国召开。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宋辽夏金元史学界的41位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了会议,共提交学术论文4l篇。

綢綉《鷄雛待飼圖卷》

綢本綉《鷄雛待飼圖卷》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傳世品。畫心部分縱31.5厘米,橫70厘米,畫面右側為兩隻毛茸茸的小鷄,左側為黑色絨綫綉御筆“鷄雛待飼”,并有紅色絨綫綉印:“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壽”、“古稀天子”、“古稀天子之寶”、

大唐盛世与陕茶:法门寺出土最珍贵御用茶具

1987年,扶风法门寺出土了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最完善、保存最完整、最精致的一套茶具。茶具制成于咸通9年到12年,为唐僖宗皇帝御用真品,包括烘焙器、碾罗器、贮茶器、烹煮器和饮茶器。据史料记载,晚唐的皇帝经常到法门寺拜祭佛骨舍利,祈愿国泰民安。这套文思院特别为僖宗打造的茶具,不知因何存放在法门寺的地窖里,上面又盖了宝塔。

薛绍彭的仕途机遇与书法复古

薛绍彭(?—1109?)[1]是北宋书法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其"复古守旧"的书风在"尚意"的北宋具有独特性。薛氏收藏书画丰富,拥有著名的《定武兰亭》,刻有《清閟堂帖》,而且鉴赏能力高[2]。其门荫入仕,历任上清太平宫兼兵马监押、主客郎中、少府监丞并兼职文思院、梓路提举常平官、秘阁修撰等职,这些仕途经历为薛绍彭提供了不同的书法取法材料。

明代中央织染机构考述

明代南北两京设置了哪些中央织染机构?学界至今仍无一致看法。由于解释不同,不但织染机构设置情形不明,而且因张冠李戴,各织染机构的具体情形纠缠混淆,其演变状况也就难以知晓。更有甚者,在比较明清两代官营织造生产量时,由于漏算了明代织染机构数,因而得出了与事实相反的结论。为此,有必要将这些织染机构作一番考察。

南宋商税银铤的再发现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新入藏南宋二十五两银铤二件,系天津市海关近年查没走私物品,后经天津市文物管理处接收转拨我馆,传为河南上蔡县出土。这两件银铤,保存完整,呈束腰状,铤首为圆弧形,铤长12.5,铤首宽7,束腰宽5,高1.5厘米。铤的表面较平,周围略有波纹,束腰处砸印双行重文“出门税”和“思内赵十一郎口”字样,铤的底部有蜂窝状孔眼。二件实测重量一为985克,一为987克。除天津上述所藏砸印“出门税”字样的银铤之外,一九七五年河南方城县(与上蔡县邻县)曾出土砸印“出门税”“重伍拾两”的银铤一件,自身重1950克;一九七九年苏南茅山曾出土砸印“出门税”“

南宋出门税银锭

传世银锭以清代铸造者居多,明朝银锭已不多见,宋元两代物更稀罕。笔者近月看到一个南宋出门税银锭,形状扁平束腰,重981克(约26两),长12.9厘米,阔5.4厘米,厚1.6厘米,正面上方左右各有阴文“思内康四郎戳”六字,下方左右均有阴文“出门税”三字,底部满布沙孔(见图)。查南宋出门税乃沿袭北宋国门税,据《宋史·食货志》,国门税是对经过京城城门的货物所征收的税项,但货值低于三十文者可免税。大观二年,更下诏豁免对衣履、鸡鱼。

唐 鎏金鸿雁纹壶门座五环银香炉铭文

钣金成型,敛口,斜腹,小平底,通体光素。盂口沿錾刻:“文思院准咸通十四年三月廿三日敕令造迎真身金钵盂一枚重一十四两三钱打造小都知臣刘维钊判官赐紫金鱼袋臣王全护副使小供奉官臣虔诣使左监门卫将军臣弘慤。”

唐 素面云头银如意柄铭文(局部)

钣金成型。如意柄上扁下圆,通体光素。头部为如意云头状。柄背錾刻:“咸通十三年文思院造银白成如意一枚重九两四钱打造作官臣赵智宗判官高品臣刘虔诣副使高品臣高师厚使臣弘慤。”

唐 鎏金摩羯鱼三足架银盐台

唐鎏金摩羯鱼三足架银盐台台面直径16.1cm通高27.9cm一九八七年法门寺唐塔地宫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藏钣金焊接成型,纹饰平錾、模冲鎏金。由盖、台盘、三足架组成。支架上錾刻:“咸通九年文思院造银金涂盐台一只并盖共重一十二两四钱判官臣吴弘慤使臣能顺。”另有“四字号”“小药銲”等字样。

唐 鎏金迦陵频伽纹壸门座银棺

此行书有二王遗韵,章法茂密,大小参差,映带自然,用笔使转流利,连绵有序,虽不如《鎏金双凤衔绶圈足银方盒》“随真身,御前赐”六字神采飞扬,跌宕变化,但仍不失为一件优秀的行书作品。综上所述,法门寺地宫唐代金银器物上的錾文主要分为三类:文思院金银器物、方镇贡献类金银器物和高僧大德迎奉佛骨类金银器物。文思院錾文的体例较为规范统一,錾刻技巧纯熟,位置天然,章法合理,不仅做到了錾文与器物的完美融合,还赋予了錾文独立的艺术价值。

唐 鎏金鸿雁纹银茶槽子

碾茶器。座底錾刻“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一枚并盖共重廿九两匠臣邵元审作官臣李师存判官高品臣吴弘慤使臣能顺。”辖板等处有刻文“五哥”“十六字号”等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