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文明使命的三重价值意蕴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贡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项重要理论,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下,“第二个结合”包含了三重价值意蕴:一是激活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进而拓展并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二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之更好地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指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三是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胸怀天下”的使命与担当。“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对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和理论意义。

法国“文明使命”话语下的“高级殖民者”形象塑造——以法属印度的移交为例(1947—1962)

法国的“文明使命”论除了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还特别强调法国文明在欧洲文明中的优越性。尤其是自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以来,法国优于其他欧洲列强的“高级殖民者”形象不断强化,成为其霸权合法化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根源,这一点在多国角力的南亚次大陆上表现尤为明显。1947年印度独立,英帝国随之失去了其“皇冠上的明珠”,法国却并未放弃其在印度沿海的几块飞地。深究其原因,法国在印度的利益诉求并非关键因素,主要是欲通过留驻印度以炫示法国比英国更有能力应对当地的复杂局势,进而书写其未竟的殖民神话。然而,法国通过将法属印度纳入法兰西联邦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并没有为当地居民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与平等,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普遍主义,“法属印度帝国”最终难以为继。从1954年法属印度移交至今,法国仍不断强调其在“印太”地区“积极存在”的历史,以前法属印度地区为桥梁,加强对印关系,谋求其在“印太”地区的大国地位,法国这一系列举措同样体现了其经久未变的“高级殖民者”心态。

殖民主义与埃及政治(1882~1952年)——兼评“文明使命”论

殖民主义与埃及政治,或者广而言之殖民主义与埃及现代化,是学界百家争鸣、见仁见智的重要议题。帝国史学或殖民史学认为,东方是“野蛮”“愚昧”的未开化之地,殖民主义教化“野蛮”或“半野蛮”人民,践行“文明使命”。现代化学派则提出,殖民主义促进了埃及这样的亚非拉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埃及、中国和其他亚非拉国家的主流学者,如实书写殖民侵略的凶残、殖民统治的残暴、殖民剥削的沉重,讴歌埃及人民可歌可泣的反殖斗争和前赴后继的民族独立运动,同时承认殖民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代化。近年来西方兴起的后殖民史学,以碎片化的历史或新经济社会史叙事方式,夸大局部和细节,回避主要矛盾,迂回曲折地重拾“文明使命”论,大有殖民史学卷土重来之势。然而,英国对埃及进行殖民统治70年间一再出现的撤军言论之虚伪与政治压迫之沉重,由之引发的埃及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三次革命”,以及1923~1952年间埃及持续不断的政治动乱与政治危机,充分证明各种形式的“文明使命”论是于史无据的虚假叙事。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英国在印度的“文明使命”

在"文明使命"价值观的指引下,英国人在印度扮演的角色,既是征服者和殖民者,又是统治者和开化者。他们在治理与掠夺印度的过程中,摧毁了印度原有的社会与经济结构,推进了印度社会的近代化,用强力手段将古老的印度拉进了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评法国“文明使命”论对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

“文明使命”是欧洲殖民帝国广泛推行的一项殖民理论、话语和意识形态,是除了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之外的一套殖民手段和道德修辞。19世纪,法国通过塑造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关系,对阿尔及利亚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族际关系、教育模式和政治制度实施了全面的所谓“文明化”改造。“文明使命”的推行不仅打破了阿尔及利亚传统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也给土著居民套上了沉重的思想枷锁。独立后,阿尔及利亚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通过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等多个维度试图祛除“文明使命”的烙印,摆脱对法国文明的崇拜和心理依赖、宣传民族文化、强化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然而,从长时段历史视角看,法国文明观念及其主导下的“文明使命”印记并没有随着殖民体系的解体而消除,而是长期阻碍着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建设、社会价值观念和民族共同体构建。鉴此,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需要破除文化殖民主义体系的桎梏,重塑自身民族文化的自信、自觉与自为。

帝国主义、社会控制和英属非洲的非殖民化教育

通过将大众教育和"文明使命论"联系,精英教育同非殖民化计划联系,可以认为教育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模式综合作用的产物。大众教育首重"公民教育",内容脱离实际需要,措施呈现种族歧视、注重控制、欠缺投入等特征。帝国主义者没有积极推动"文明"传播的表现。精英教育首重"自由教育""政治教育"兼顾实际技能。非洲人不满实际技能教育受到限制的、种族歧视的教育计划,这使帝国主义者的计划落空。

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反思——一种方法论的视角

狭义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是指二战后在美国学术界兴起的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变迁的相关理论。人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化理论多指狭义。广义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是指关于17世纪以来由资本主义发展而形成的欧洲以及世界范围的技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剧烈变革的研究。西方现代化理论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对中国现代化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但是,西方现代化理论方法论框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却为人们所忽视。美国现代化理论有强烈的冷战意识形态。对美国现代化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方法,将美国社会特征抽象为现代社会一般标准。这样,在"传统—现代"两分的理论框架中,美国被视为现代化的顶点,从而勾画了一条通向美国社会制度的现代化的单线进步路线,所有的国家都处于这条路线的不同发展位置上。从广义的现代化理论发展脉络来看,美国现代化理论"传统—现代"的两分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文明—野蛮"两分世界图式。"文明—野蛮"两分世界图式和单线进步历史观与西方殖民者为殖民扩张辩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西方划分"文明"和"野蛮"的理论依据,最初是基督教教义,然后是自然法理论,进而发展为理性进步论和社会进化论。理性进步论和社会进化论认为,西方社会已经发展到"文明"社会阶段,其他国家仍处于"野蛮"或者"半开化"社会阶段。西方"文明"国家有责任帮助落后国家摆脱"野蛮"状态。这种"文明开化使命"论是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东西方比较法是研究现代性起源的重要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将处于相互作用中的文明割裂,将其作为有着不变的本质的实体进行比较,这导致将西方的某些社会、文化、自然特征夸大为现代性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在追溯这些社会、文化、自然特征的历史形成过程时,又往往脱离当时的历史语境,夸大甚至扭曲这些特征的历史作用,从而虚构了一个西方文明内在优越性不断展现的历史,形成西方优越论。西方现代化理论中隐含的这些意识形态观念阻碍着人们客观地认识中国和世界,必须予以认真地研究和批判。

战前日本的民族意识与侵华战争

战前日本的民族意识是日本民族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以及对外交往中形成并经过承袭、流传或吸收外来文化而铸就的共同心理习惯、价值取向、宗教信仰、理想境界以及国家观念或意志。传统意识是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源,使命意识是其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利益意识是其本质之所在,以上三者构成战前日本主流的民族意识。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是最终导致日本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战后又拒不认罪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亚诺丁乐园——骚塞《毁灭者撒拉巴》中的西藏想象

作为《毁灭者撒拉巴》最重要的一部分,"亚诺丁乐园"故事常常被解读为对十八世纪末欧洲政治革命浪潮的反映或对东方神话传说的探讨。在"亚诺丁乐园"这一部分中,骚塞一方面试图通过黄河河源确定亚诺丁乐园与中国边疆的位置关系,另一方面又通过"地理错位"展现英国殖民者的"帝国在场"意识,曲笔反映的正是十八世纪英国对中国,尤其是中国边疆西藏的窥探和觊觎。诗人把西藏描写成一个受巫术支配的伪乐园,旨在驳斥"高贵的野蛮人"思潮,鼓吹"文明使命论",构建西藏应受英国"文明教化"的意识形态,进而为英国的海外殖民实践提供道德基础和合法性依据。

20世纪初英属西非疟疾的理论探索及其影响研究

疟疾是非洲地区最常见的热带疾病之一,它在英国征服西非的过程中给英国殖民者带来了致命威胁。长期以来,受“热病”说和“瘴气”说等医学理论的影响,英国医学界对疟疾的理论认识是混乱的。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热带医学的发展,英国医学界对疟疾的本质及其传播机制的认识逐渐科学化,这也为英国医生寻找预防疟疾的有效方法提供了可能。然而,在科学的医学理论的引导下,20世纪初英国医学界对英属西非殖民地疟疾的理论探索工作,却催生出了一种以“种族隔离”为主要特征的公共卫生政策,这也进一步加剧了英属西非殖民地的内部分化和种族对立。英国医学界对于疟疾的理论探索实际上也成为推动英属西非殖民进程的不自觉的历史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