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明价值: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的逻辑为中心的现代化,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资本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克服了物质主义单向度现代化的局限;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解决了西方式现代化的生态赤字;中国式现代化是建设人类共同未来的现代化,避免了国强必霸的文明冲突。科学认识、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些文明意义,对于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从历史到现实:中华文明的世界文明意义

中华文明从古至今的发展与渐进,从历史到现实,彰显了中华文明的世界文明意义。无论是按照历史发展的轨迹,还是按照人类文明推演的足迹,中华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颗璀璨的、宝贵的明珠。在古代史中,中华文明就体现出了其先进性和创新性;经历了近代创造性转化之后,其智慧性和革新性进一步得到体现;面对世界大发展和大变革,中华文明又再一次体现出它的时代性和兼容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类文明意义与国际战略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人类文明意义和国际战略意义。从环保入手,促发展转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把中国和世界提升到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其基本内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人类存在于世界的“根”上深化了文明的内涵,提升了文明的高度,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先进位置,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体基础。生态文明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反映了人类共同利益。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环境基础,使中华民族居于国际道义上的制高点,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坚定力量。基于新型能源的绿色技术集群(新质生产力)将是下一次技术革命的基础方向。生态文明建设以倒逼机制推动我国实现产业绿色化转型升级,走到世界生产力格局的中高端位置;突破低阶段文明形态的制约,进入人类文明的高阶段;降低受制于人的对外能源、资源依存度,打破外部势力的遏制;实现现代化路径的战略突围,掌握塑造世界格局的技术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西方现代化的不同出场路径、价值指向和文明意义

16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化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确立了现代文明的基本框架,并且至今主导着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和格局。然而,基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路径以及独特社会结构而形成的现代化,也衍生出了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现代性问题。与此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具体结合,是摆脱了资本逻辑对人、对社会、对自然宰制的现代化,是批判继承人类既有文明的积极成果、重塑现代文明基因图谱的现代化。由此,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西方现代性话语叙事体系,摆脱了西方现代性的束缚,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伦理”话语的文明史意义

“伦理”话语及其缔造的中国伦理传统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文明史意义。其一,演绎了一种文明形态和文化形态,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国家”文明的话语演绎,是入世而超越的伦理型文化的话语表达,建构了中国人特殊的精神世界和精神气质。其二,创造了一种理论形态,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悠久深厚的伦理传统使中国不仅是礼义之邦,而且是伦理学故乡。其三,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即“以伦理看待世界”的“伦理世界观”,以伦理和伦理精神为文化内核建构精神家园,创造了与西方“市民社会”迥然不同的“伦理社会”。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文明意义

作为领导者、组织者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组织、动员对象的中国人民,二者是一体相生的休戚与共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如果脱离了人民,就不成其为中国共产党;同样,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就是一盘散沙,也就不成其为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人民。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作出“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的论断,最好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锻造了从古以来没有的“党组织”,同时也锻造了从古以来没有的全面组织动员起来的“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文明意义和政治学意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谓共同建构了中国文明的新的政治秩序与政治原理。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现途径

生态文明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意义,因而探寻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途径至关重要,需要从政府层面、国民层面以及制度层面进行深入探索。

从“全球文明倡议”中读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

与西方语境下现代文明“一元论”和“冲突论”的鼓吹者不同,马克思从承认世界文明的多元性与交互关联性的角度理解现代文明,认为其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判断,本身并不蕴含特殊于社会历史之外的价值判断,不是历史的终结,也不等于西方文明。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形式应当与其自身的文明传统和文明特色相适应。“全球文明倡议”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对西方现代文明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反思而提出的文明畅想。它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从具有超越性的价值理念层面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一种建构性的前进方向,内含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范性原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世界意义。

研究法德哲学交流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高宣扬撰文《法德哲学交流对世界文明发展的意义》指出，法德两国哲学是在欧陆土地上长成的两株奇葩，也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两股优秀精神力量和思想成果。它们各自生长在不同民族的国土上，立足于两种相异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基础，以各具特色的语言论述形式，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思想内容和理论表达模式；但同时，由于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渊源于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和文化，具有共同繁荣发展的强烈愿望，在长期曲折的演变中，特别是启蒙运动开始，就积极地相互交流和相互竞争，双方既相互批判，又相互借鉴，不仅为当代西方文化的发展输送了丰富的思想养料和带有启示性的精神力量，而且也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提供了各民族思想传统自主发展、相互交流和共同繁荣的典范模式。

伦理道德的文明史意义

伦理道德对人类世界到底具有何种文明史意义?针对现代文明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伦理学到底如何履行自己的文化使命?自然律与伦理律是人类世界的两大基本规律,伦理学是人类由自然律走向伦理律,最后达到自由律的“哲人之石”。在中西方民族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型中,伦理道德都参与了文明基因的奠基与编辑,苏格拉底之死与纣王之死演绎了中西方文明的伦理道德密码。中华民族的两大文明气派,即“国家”文明与“有伦理,不宗教”,都植根于特殊的伦理传统,在伦理学体系中得到自觉的理论建构和历史发展。中华伦理道德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不只是传统美德,而且是一种特殊的文明观与世界观,即伦理文明观与伦理世界观。现代文明的伦理觉悟已经又一次处于“人类种族的绵亘”的“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时刻。现代伦理学是关于人类伦理觉悟的理论体系,承载着唤醒人类的伦理觉悟、进行人类文明的宏大高远的伦理谋划的重大文明使命。现代中国伦理学应当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做出新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新时期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探析

加快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当前，随着新农村建设各项政策措施的出台和落实，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呈现良好态势，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在统一认识，整合资源，创新形式，科学管控等方面下大力气，更加努力地去解决。

共同富裕的权利向度、法治意蕴与法治保障

党的二十大指出,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从法学视角来看,共同富裕具有法治文明意义。作为治国之策的共同富裕古已有之,从传统富民观,到“平均地权”说,再到新时代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理论伴随着权利保障理念而萌生、明晰与丰富。以法思想言之,共同富裕与以人民为中心的习近平法治思想相统一;以法制度言之,它与宪法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核心内涵相契合;以法哲学言之,它的法权要求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相呼应,推进共同富裕将丰富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价值内蕴。与此同时,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推进新时代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为此,应做好与脱贫攻坚法治建设的衔接,构建更为全面的分配正义制度体系,着力强化法律制度的贯彻实施。

深化草原文化研究

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源远流长,绚丽多姿,辉煌灿烂。她是由中华民族56个民族共同组成、创造和发展,由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共同构筑的。显然,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草原文化的民族形式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不断融汇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使自身得到延伸、升华,实现了文化功能的提升,展现了草原文化作为现代文明重要载体的时代风貌。

俄罗斯文明研究的新视角——评《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

《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一书首次推出了"现代俄罗斯文明"这一新的理论构想,阐释了现代俄罗斯文明的起源、发展和最终形成,剖析了现代俄罗斯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诸多重要特征,对现代俄罗斯文明进行了综合—专题路径下的对立结构研究,为俄罗斯文明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该书主要有三大特点:理论创新性、路径灵活性和方法独特性。

校企协同培育高职院校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意义与途径

校企协同培育高职院校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大学生全面能力及企业自身的发展。校企协同培育高职院校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刻不容缓,纵向上:重视生态文明教育、完善教育管理体系及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丰富理论教学、创新教学方法、提升教师素质、开展实践教育;横向上:加强到企业工学交替的大学生的生态责任教育。树立承担生态责任的企业文化,间接引领大学生承担生态责任。

“非常伦理”及其文明史意义

科技革命、气候变化、新冠疫情、老龄化加速使人们陷入价值迷失和精神困顿之中,并昭示一个“非常时代”的来临。面对“非常时代”所引发的一系列挑战,江苏省道德发展智库、江苏省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东南大学道德发展研究院、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共同举办了“非常伦理”高层论坛——东大伦理·道德发展智库(第五届)。论坛围绕“非常伦理”的概念及其理论形态、“非常伦理”的前沿性课题以及“非常伦理”的文明史意义等方面进行研讨,力图在呈现“非常伦理”的问题谱系及其前沿发展领域的总体景观的基础上,揭示“非常伦理”作为一种伦理形态的价值旨趣,从根本上回应人类在非常时代所遭遇的“非常伦理”难题。

The Role of the Forest in German Literature： From the Medieval Forest to the Griines Band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how much the forest was used by medieval writers as a symbolic space where critical events take place deeply affecting their protagonists. The forest motif can be found in the works of St. Augustine as well as in Dante＇s Divina Commedia （ca. 1308-1321）, and then in a plethora of other texts. Here the author examines more closely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forest as a mysterious, dangerous, yet also spiritual location in Wolfram von Eschenbach＇s Titurel （ca. 1220） and then in two 15th-century prose novels： Thtiring von Ringoltingen＇s Melusine （1456） and the anonymous Fortunatus （1509）. Each time we recognize how much the poets placed their central figures one in the forest where their life takes a major turn. Recognizing this intriguing function of the forest as a metaphor and symbol, we can employ the modern interest in and fascination with the forest as a refuge from the destruc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rough modem civilization as segue to attract students to the study of medieval literature once a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