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宪法学视野下的“文明政体论”——从孟德斯鸠到休谟的政体论申说

通过对孟德斯鸠和休谟"文明政体论"的分析,为当今中国学界有关宪制转型与政治文明的各种论说,提供一个政治宪法学意义上的理论借鉴。孟德斯鸠提出了有关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三种政体的性质及其动力原则的观点,区分了文明政体与野蛮政体,在他看来,专制政体就是野蛮的政体,专制等同于绝对专制,因此等同于野蛮。休谟则把孟德斯鸠的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他通过把法治作为衡量专制程度的客观标准,为政体类型的划分开辟了一个新路径,提出了一个两阶的实质性政体理论:一阶是野蛮政体与文明政体的划分,它以是否存在绝对专制为衡量标准,关键在于法治之有无;在二阶层面的文明政体中,政体的优劣则在于法治之多少,以此来衡量相对专制的程度。休谟的政体论属于政治宪法学的范畴,法治政府和宪法体制的构建与演进在其政体论中举足轻重。他将现代政府的权威和正当性建立在从强权向文明政体的转型之路上,这种历史规范主义的政治文明观对当下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最具启发意义。

苏格兰启蒙学派视野中的商业社会、文明政体及其政治局限

与试图吞噬社会的市场社会理念不同,作为一个韦伯式的"理想类型"概念,苏格兰启蒙学派所说的商业社会指的是一种以高度分工、相互依赖为根本特征的文明社会形态。普遍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人们摆脱了对特定他人的依赖和支配关系,而与商业社会的个人(民事)自由相适应的文明政体,则体现了商业社会理论的全部政治想象。然而,文明政体学说是把政治当作商业社会之派生物的结果,它遮蔽了政治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因此既无法理解建构政治共同体的国内政治需求,更无从解释贸易猜忌的国际政治含义,甚至会导致商业社会的自我挫败。重新认识商业社会本身及其政治意涵和局限,是反思我们所处的商业时代及其政治困惑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