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明比较研究的中国民族学

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要以发现基于自身的普遍知识价值为目标,在西方民族学之外提出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进而将中国从近代西方民族学与民族主义研究的知识谱系中解脱出来,从比较文明研究入手,重新思考中国“民族”概念的意涵。中国文明是以时空循环制度为基础的,不同于以律法为基础的印欧文明和以信仰为基础的闪米特-阿拉伯文明,中国的民族也因此不同于西方基于日耳曼人的现代性为基础的nation。中国民族学的知识使命即在于以一种普遍知识方案提防走向过度的相对主义、在时空制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探寻少数民族的现代化方案、在后革命时代以国家的道德事业为基础来重构中国的整体性。

文明比较视野下的“封建社会”问题研究（笔谈）——日知先生与“封建主义”问题研究

在现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和学术发展过程中，“封建社会”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范畴和概念。它曾经体现着中国人对长达数千年历史认识的话语，也曾作为革命运动的对象。然而，它又是一个颇具歧义，难以获得人们普遍认同的范畴和概念。当今学术界更是对它的本源意义和在中国的真实含义提出了种种质疑。因而，从学术角度上，对“封建社会”进行深入探讨，考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中外历史学家对它是如何加以表述与应用，辨析中国历史上是否确实经历过封建社会形态，考察国际学术界对封建社会的研究进展状况以及对封建社会是否为一个具有普世性意义的社会形态做出科学的判断，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前轴心时代的中国与希腊——早期中西文明比较研究论纲

本文通过对文明形成的途径、社会结构、政治模式、思想文化四个方面的比较 ,指出东西方文明在人性及人类文明起源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同时在复杂的历史条件激荡下各自适应所属环境和自身背景 ,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质。并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公元前 11世纪中国和希腊由于迁徙和征服造成的社会结构变迁 ,对中国和希腊“轴心时代”因何产生 ,为何同时产生等问题 ,提出了新的阐释。

文明比较与中华思想的逻辑特性

中西文明比较研究应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原则。统一性是进行跨文化、跨民族、跨区域观察与研究的首要前提与基础。中西古典阐释学比较研究,是中西文明比较研究的新领域。中西双方思维形式不同,各有所长。荀子在中国古代知识领域发挥的作用,与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发挥的作用相当。中华思想始终保持了发达的辩证逻辑形式,天道是中国哲学的第一命题。中华逻辑范畴依照“言—象—意”的结构运转,形成了包含本体母题、范畴谱系、论证方式在内的完整体系。

“文明冲突论”与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备受研究讨论的现象,典型地体现出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分子追求自身文化身份认同和生存利益的“忧患意识”,也从侧面深刻反映了跨文明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和深刻性。为避免陷入到由全球化所引发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而导致的“虚拟对抗”的“文明冲突”陷阱中,在文化思想界有必要进行跨文明研究与对话,而中国的比较文学界有能力、更有责任参与其中。

从东西方古代文明比较研究看虞舜在世界文明史的作用与影响

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世界文明是一个不断走向进步的过程。论文采用"以类相从,时代为序"的纵横比较研究法,纵横四海,神游五洲,以中国和虞舜在世界文明史的作用与影响为研究对象,采百家之精华,拨千年之迷雾,将众多历史的碎片由点到线再扩展到面地连接起来,把古史传说、经史典籍与考古发掘的地下文物进行鉴析与印证,以4000多年前的虞舜作为切入点上下求索,把整个世界文明史作为一个可以扩展到过去和未来的统一过程,求得有益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径选择的启示。

评寺田浩明《中国法制史》——从内亚视角谈法律多元主义与跨文明比较法制史的展望

在今日的中国法制史学界中,原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寺田浩明可说是一位几乎无人不晓的代表人物。他关于中国法制史的著作,不仅史料功底扎实,且深有洞见。

韦伯:文明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研究

百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韦伯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中国学术,人们对韦伯思想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我们时代的关切,特别是中国能否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思考。与研究韦伯的全部著作一样,梳理和回顾韦伯关于中国的研究,应秉持文化论和制度论统一的原则。韦伯的中国研究为社会理论家、汉学家、现代新儒家的讨论提供了丰厚的思想遗产。按照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原则,通过分析韦伯文明比较研究的宏阔视野、历史进程的多因果性解释、对现代人"铁笼"命运的忧虑,以揭示韦伯中国研究之意义,定会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开启一扇新的门户,对反思"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亦当有所助益。

从共生到共识:费孝通晚年的“补课”——兼论文化自觉的文明比较维度

费孝通先生晚年的"补课",既包括中学也包括西学,分别对应文化自觉内外用力的两个方面,本文着重考察了其补西学的一面。费先生之所以在耄耋之年花费极大的精力从帕克入手补西学,是因为文明比较是文化自觉的内在维度。费先生回顾帕克一生学行,看到族群接触中有共生无共识的问题是美国移民社会面临的根本困难。在全球化时代,这个美国的特殊问题已经演变成了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全球在经济层面已经连接成一个共生体系,在文化价值层面却远没有达成共识,反倒有陷入"文明冲突"之虞。如何再造一个与全球共生体系相配的共识体系?这是费先生晚年文化自觉念兹在兹的核心问题。他看到西方的社会团结模式有其内在缺陷,无法提供再造共识的恰切方案,转而反求诸己,在儒家文明的根本理念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经验中看到了希望,在全球化时代取中西之长,激活"克己复礼"的中国智慧,提出全球礼治秩序的"和而不同"原则,倡导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

文明比较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霸权是与经济霸权、政治霸权相当的一种霸权方式,在理论、文化外交、舆情实践等层面排斥和挤压他国文化,威胁他国文化安全。在文明比较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确立文化安全观的价值旨归,内含“和而不同”的文化秩序观,促进文化安全理论与实践的契合。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大学、中学、小学等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党员、社团组织的学习教育中,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阐释与传播,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践行中激活文化基因、凝聚共识,开展文明平等对话,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以文化共同发展促进文化共同安全,是提升国家文化安全的有效举措。

从文明比较到轴心时代——史华慈与韦伯对中国古代思想的不同解读

本文关注韦伯与史华慈对中国古代思想解读的关键差异,以及两人在强调中西文明伦理自觉性上的相通性。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在方法论和基本概念的使用上有重要的奠基意义,史华慈关于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韦伯的思想遗产进行了积极对话。韦伯的“文明比较”与史华慈承自雅思贝尔斯的“轴心时代”,代表着看待中国古代文明的两种立场。本文从“‘天-命'与超越性秩序”“‘礼-仁’与人格秩序”“‘学’与社会和政治秩序”三个方面论述了二者的异同。史氏肯定中国古代思想中的超越性以及实然秩序和应然秩序之间的分歧,同时也追随韦伯,认为文明现代性的基础需要从自身的伦理资源中去发现。这意味着中国儒家思想同样包含着韦伯所认为的独属于西方宗教的伦理自觉性,以及此种伦理与世俗的紧张关系。

东西文明交汇与鲁迅科学知识谱系的建立

作为现代文明最重要的推动力,自然科学深刻影响了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的走向。本文尝试在文明比较视野中,重建鲁迅接受科学的历程与近现代知识体系变迁、文明话语兴起、自然观念转变以及精神和伦理改造等问题的历史关联。鲁迅对自然科学的认识既受到清末科学主义潮流与明治日本影响,又根据自我主体性的思路对之做出了新的诠解,进而将其引入与“立人”有关的文学、精神和伦理层面,最终展现出在现代科学语境中否思科学的意识。这种内在张力既源于鲁迅与时代潮流的紧密互动,也体现了其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刻认知。

美学何去?门罗的跨文明比较美学之路

近现代西方由于自然科学的影响，推动美学研究走向科学化成为一种重要学术思潮。在以费希纳实验美学为代表的科学美学陷入困境的情况下，门罗敏锐地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正在兴起的比较美学，认为这是另一条更符合美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可行性道路。这既是科学美学“自下而上”研究思路的自然延伸，也使门罗成为西方学界跨文明比较美学的自觉先驱。门罗本人没有使用“跨文明比较美学”这个提法，他使用的术语是“比较美学”，“文明”和“文化”概念在门罗笔下也没有做出严格区分。“跨文明比较美学”的提法更准确，也更为切合门罗执意突破西方中心论、以东西方美学为核心的跨文明比较研究的含义。根据门罗的论述，西方跨文明比较美学的直接源头可上溯至黑格尔，有意识的自觉展开则是20世纪4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门罗揭示了跨文明比较美学的基本内涵，并提出了寻找不同文明美学之间的共同性以建立普遍性美学理论的具体途径。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跨文明比较美学已经成为国际主流学界广泛接受的重要研究范式。

东西方文明比较中的两种不同视角

在东西方文明比较中,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视角是二元对立论的视角,主要从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着眼,认为东西方文明具有截然相反的文明基质,并由此决定了西方文明率先走向现代化的历史道路,是优越的、理应由普世效法的,而东方文明的"现代化道路"只能是"西化"的。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以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层特质为比较的着眼点,认为东西方文明都是社会基本规律,亦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具体展现,东西方文明存在规律上的共同性;但在各不相同的时空条件制约下,二者在表现形态和具体道路上又存在差异,价值取向上互有短长。

文明比较与文化自觉:迈向和而不同的比较历史社会学

长期以来,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深陷“非西方社会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的韦伯式问题意识,错失了基于中国文明主体的提问。有必要立足中国文明自身重新发问,批判地检讨韦伯比较历史社会学的得失,以期讲出中国道理。这就需要采取中国文明的内部视角,从“世界图像”和“利益”两个层次重构中国文明的“理念型”。中国文明由于人性论上的优长,能够开辟出一条“将心比心”的“礼”治之路,为世界贡献一种真正和而不同的普遍主义,有助于再造文明间共识,构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

瞭望文明:在共同生活中收获智慧构筑安全——关于比较文明研究的社会学分析

个人与社会一直在风险中前行,寻求安全是共同生活的一个核心内容,这一过程促成了重要的智慧形态。文明的比较研究有助于解释基本的智慧形态——风险求存、彼此宽容、和平共处,以及它们的更新、发展、递进和留下的问题。文明的比较研究可以进一步把握中西文明各自的特点,感悟到一种醇厚的世俗底蕴——对现世生活的关注、对人和社会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刻意追求,如何凝成了中国文化的基调。文明的比较研究也揭示了,以往共同生活(特别是西方现代性以来)所构筑的安全底线被一一突破,现有问题已经涉及到文化和文明的极深处。从而催生了一种思考:我们时代的文明也许踏入了另一个周期,正在走近一个新的分水岭。在这一转折期,面对新的风险和安全问题的挑战,中华文明的智慧显示出特别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