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时代生态文明理论的规划设计——以盐湖十里北坡绿化工程为例

项目背景千里江河,万亩山川,托起亿万生灵和一个大国。近年来党中央多次作出指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再访浙江安吉余村、深入西溪湿地。4月,走进陕西秦岭大山,察看生态保护修复情况。5月,来到山西汾河岸边,了解“九河”综治成果。

论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中的三个问题

深化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三个问题: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不能把二者的关系割裂和对立起来,应该从生态文明的本质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阶段性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维度,把二者看成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应当把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实质理解为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为指导的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发展道路;应当区分“生态正义”与“环境正义”的不同内涵,以及他们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和构建生态文明理论问题上的不同思路,厘清他们所属的不同理论谱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构建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环境正义”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归宿。

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五个维度及其新时代文明意蕴

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是关于社会主体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发展成果的逻辑呈现,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社会实践以及社会主体能动创造基础上的文明话语叙事,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历史唯物主义是马恩研究人类社会文明的根本方法、以阶级分析法剖析阶级社会的文明、以世界历史理论的视野阐释文明体之间的关系、文明动力论和文明进步论是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五大重要维度。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道路有了更为清晰的自我意识,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理念的提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鲜明立场和精神特质,开创了具有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新境界。

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嬗变与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构建

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对生态整体性规律的揭示和人类对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反思,是作为理论形态的生态文明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自然科学基础和社会历史基础。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西方绿色发展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在相互影响、相互质疑和相互批评中产生和发展,构成了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嬗变逻辑和发展的整体图景。这四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在理论基础、价值立场和理论性质上的区别,不仅使得他们对于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与争论,而且也决定了他们对生态文明本质的不同理解和解决生态文明理论内在矛盾问题上的不同思路和路径。他们的理论探索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构建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必须首先阐明生态文明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相容性,明确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在此基础上,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和哲学研究范式的有机统一,立足于中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科学地解决生态文明理论的内在矛盾,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实然维度和应然维度的有机统一。

论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构建的方法论问题

构建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前提是立足于中国国情,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的思想为指导,吸收中西生态思潮的积极成果,在解决生态文明理论的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实现研究范式和研究主题转换。当前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这一现实决定了发展依然是党执政的第一要务,也决定了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不能像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西方绿色发展思潮那样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忽视和否定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生存权和发展权,而应当把捍卫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其理论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的,并作为一种发展观指导我国的绿色低碳发展,构成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地区维度和实然维度。而生态环境问题又是一个关系到全球与子孙后代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又必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起到一种把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消除贫困、全球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与全球共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的境界论的功能,构成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全球维度和应然维度。作为地区维度与全球维度、实然维度与应然维度有机统一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必须超越后现代研究范式和可持续发展研究范式,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坚持环境正义的价值取向,把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利益矛盾关系的“社会建设”作为理论主题,把提升人民群众的民生作为理论的价值归宿,从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

论文明理论的发展与生态文明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文明理论与中国的文明发展问题,历经两个文明、三个文明、四个文明等发展到今日的生态文明并成为共识。文明的本质不能简单理解为改造自然的成果和进步状态,而应看做是对人的生存价值世界在生产和分配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衡量。这种合理性与合法性体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与平衡。传统文明作为人从自然界分离的产物,本身就具有非自然、反生态性,其极端发展导致了今日的生态危机。今日人类精神只有从类群伦理、国家伦理上升到世界伦理、生态伦理的高度上来,才能实施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生态文明的发展上来。

论构建中国生态文明理论话语体系的价值立场与基本原则

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理论话语存在着以生态中心论为基础的"深绿"思潮、以现代人类中心论为基础的"浅绿"思潮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红绿"思潮。"深绿"和"浅绿"思潮由于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维度,单纯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客观上推卸了资本对全球生态治理应尽的责任,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话语";红绿"思潮把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看作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只有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或市场社会主义,才能解决生态危机,是一种"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话语。从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范式看,存在着"深绿"思潮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研究范式"、浅绿"思潮的现代主义研究范式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建构中国生态文明理论话语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秉承"环境正义"的价值取向,维护中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既作为一种发展观指导中国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又作为一种境界论以促进全球生态治理。

西方生态思潮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的影响

西方生态思潮总的看可划分为以"生态中心论"为基础的"深绿"生态思潮、以人类中心论为基础的"浅绿"生态思潮、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四种类型,他们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理论性质和价值立场,围绕着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观、生态发展观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理论争论根源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和非西方中心主义之间的分歧。我国学术界对西方生态思潮的研究先后经历了从引进、评介、借鉴到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探索四个阶段,由于对西方生态思潮不同流派的借鉴、认同,形成了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围绕一些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在生态本体论上围绕着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在生态价值观上围绕着如何处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如何理解共同体概念以及树立共同体价值观、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应当树立生态正义还是环境正义的价值取向;在生态发展观上围绕着如何处理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生态文明建设,如何看待生态文明的本质以及如何处理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关系。这些争论展现了西方生态思潮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的理论影响和理论效应。系统清理西方生态思潮的理论得失、理论性质、理论的价值立场及其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影响,是建构既促进中国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又有利于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前提性问题。

论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的建构与基本特点

生态危机虽然以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本质反映的是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矛盾利益关系的危机,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校正不正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的建构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立足于生态危机的实质与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实际,吸收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积极成果,并最终形成以实现环境正义的价值诉求、发展观与境界论的统一为主要内容的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

构建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

从实然与应然的矛盾出发,生态文明理论可以划分为作为工具论和目的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并在当代具体展现为以生存为导向或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以工具理性为基础或以价值理性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由于研究范式和价值立场的局限,当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不仅难以解决上述矛盾,而且还在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论等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和分歧,使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或者把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论混淆起来,或者不注重生态本体论的研究。要阐发作为工具论和目的论内在统一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内涵与特征,必须在区分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论的基础上,强化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本体论和马克思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研究。作为工具论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主要职能在于解决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的发展权和环境权,把以人民为中心看作是自身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归宿,并能够作为一种发展观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并推进民族国家的绿色发展;作为目的论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应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导下,坚持尊崇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文明发展理念,把推进民族国家的绿色发展与全球环境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理论基础,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构建作为工具论和目的论内在统一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生态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的重构

生态马克思主义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角度全面分析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其中不乏深刻之处。然而,它在把资本逻辑作为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时,未能深入检审资本运作的内在机制,即现代形而上学;此外,在分析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时,又没有充分发掘文化的深层内涵以及生态危机所彰显的文化问题。这就启发我们在重构自己的生态文明理论时,要注意从哲学上把握文化的真实内涵并对资本的思想前提进行深刻地批判。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的分析

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中,人类在脱离野蛮时代后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由于时间条件和地理条件不同,人类创造了多样的文明形态。资本主义文明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区别于前现代的文明形态,其发展的内在限度决定了它必将被社会主义文明所取代。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所揭示的一般规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对过去人类文明成果的扬弃,更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五位一体”统筹推进,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基础上的崭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因其独特的生成条件,其发展路向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彰显了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

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始终坚持从制度维度、哲学价值观维度和政治维度三者辩证统一的视角探讨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解决之道,构成了它不同于西方其他生态文明理论的独特之处。其意义在于昭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在捍卫中国的环境权和发展权的同时,重视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小康社会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及论述,阐明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及实现形式和途径,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和作用、对当代全球生态理论的发展及实践显示了普遍和深远的意义,尤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的丰富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十六大提出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认识,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的文明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专门系统地论述文明问题,但散布于其著作各处的论述,还是能使我们较为明晰地勾勒出他的文明理论。从文明的本质、文明演进的动力、文明体的结构层次、文明演进的历史阶段以及文明体交汇走向世界大同的趋势等方面,可以发现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文明的阐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学科建构

马克思主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历史科学"的研究内容,科学地展现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图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从我国实际出发,我们党依次提出了协调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等理论,最终形成了科学的生态文明的思想。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创新成果。为了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性、系统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来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关于人和自然辩证关系的"一门科学"的自觉的理论建构。为此,必须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统一起来。

论西方环境伦理学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影响

以“人类是否对自然承担直接道德义务”的问题为根据,可以将西方环境伦理学划分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环境伦理学存在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背后却具有理论基础、价值立场的一致性。从理论基础的一致性看,它们都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使得它们不去探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是如何断裂的,进而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秉承的都是一种抽象的文化价值决定论;从价值立场的一致性看,它们不仅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辩护的伦理学,而且漠视人民群众和发展中国家为了消除贫困追求生存的发展权与环境权,是一种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开始于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引进、评介,由此形成借鉴或认同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随着学术界对西方环境伦理学在理论基础和价值立场上的缺陷的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界提出了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理论主张,这也使得学术界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在吸收西方环境伦理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并最终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西方环境伦理学关于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观等问题的争论,对我国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都产生了影响,厘清这种影响不仅有利于促进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而且有利于我们建构一种能够既维护中国的发展权与环境权,又有利于促进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

生态人学的双重意涵:生态文明理论的人学之维

立足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即实践,马克思主义生态人学观秉持自然向人而生与人向自然复归的双重意涵。这种人与自然辩证互动的双重意涵,为整合与超越生态中心主义把人还原为普通生物和人类中心主义以利益为圆心规定人提供了全新的方法与视域。承接马克思主义生态人学观思想的内在动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超越了外来话语体系渲染的"自然人"与"利己人"的形而上学割裂与对峙,在对人与自然非合作性博弈的自觉矫正中,凭借实践的上通下达,牵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与联动。

新形势下石漠化问题的新认识——基于习近平同志的生态文明理论

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国家林业局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石漠化综合治理二期工程规划思路研究》课题,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对我国的石漠化问题、继续推进石漠化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实施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的性质、指导思想、科学方法和目标等方面进行新认识,并将新认识运用到石漠化综合治理二期工程规划中,为石漠化综合治理二期工程规划的编制明确了方向。

试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起源于马克思关于自然的哲学研究成果,以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成果。它至少有强调人和自然互相作用,强调人和自然的一体性,重视劳动在人和自然之间的作用等6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尤其是在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结合实际情况,发展了这个理论。我们应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并用以指导我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