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论革命:人工智能神话与人性论悲歌——兼与赵汀阳《人工智能的神话或悲歌》商榷

超级人工智能或曰反思性人工智能ARI,对人类构成的实质性危险在于其引发的“存在论革命”(ontological revolution)。“存在论革命”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权力与智能技术结合而产生文明的重新野蛮化(re-barbarization)。其深层危机首先在于人类主体性内部的“存在论巨变”,而非多数主体间的“存在论”竞争。“存在论巨变”的真正危险不在于多元主体导致人类“存在”的无法延续,而在于人类自身走向了技术化专制(奴隶制)。其二,人工智能技术在权力诱导下产生的普遍心灵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存在论”革命,其危险不在于ARI对人类的清除,而在于基于人性弱点和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人类的存在论格局发生层级性蜕变,人的存在走向了“非人”,无论是强人抑或奴隶都走向了自身的异化。其三,人工智能技术预示了主体性神话的“伪神”特质,“自定人”走向了自我否定。当主体性神话破灭,真正值得警惕的也不是运用“天下体系”预防ARI风险,而是建构有执行力的“世界宪法”规避“主权神话”的肆无忌惮和无法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