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等级论”在近代中国——一个思想史视角的鸟瞰

“文明等级论”作为19世纪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意识形态,在鸦片战争之后,它借由《国际法》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出使西洋的中国使臣引介、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相关论述的影响,流传于中国。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对中外关系的简单化理解,服膺了“文明等级论”,将其作为自己审视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重要理论前提。与此同时,近代另一些知识分子或是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热爱与对中国主体性的坚持,或是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批判,开始反思与批判“文明等级论”,这是近代中国宝贵的思想遗产。

论西方文明等级论框架下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上)

19世纪中叶以来,除了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物质文明直接冲击国人的视野以外,更有一整套西方文明的理念和文明等级秩序观念侵入我们的思想世界。从康有为《大同书》中可以清晰看到西方文明等级论中科技的物质文明标准、乐观主义的历史观以及白种人优越论对他的大同社会理想建构的深刻影响,也可以从中看出康有为面对西方文明等级论模式的矛盾心态。

地理、文明与民族自尊——梁启超对地理环境论与文明等级论的吸收与修改

梁启超经由明治日本吸收、消化和重铸的地理环境论与文明等级论,一改其东方主义的世界观和知识系统的原初面貌,成为转型时代凝聚民族认同的利器和构建民族国家的理论基石。它们不但唤起了中国精英追赶西方"进步"和"文明"的急迫感,而且以文化相对主义的方式极力寻求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等地位,成为重建民族自尊的重要元素,并为未来中国赶超西方文明开辟了"希望的空间"。

论詹姆斯·韦尔奇《愚弄鸦族》中的“文明等级论”逆写

“文明等级论”是指将各民族文明的共时性差异区分为不同的历时性发展等级,强调西方文明的主导地位,以建立西方为中心的统治秩序的学说。美国印第安作家詹姆斯·韦尔奇在《愚弄鸦族》中从文学介入历史,通过语言杂糅、史诗英雄改写、混杂情节编织的书写策略,解构“文明等级论”在美国西进运动中的进步内涵。小说采取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重审印第安土地观、生态观、集体观的思想价值,呈现印第安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的本质差异,否定“文明等级论”隐含的同一性思想,以此召唤多元文明平等互鉴、互融共生的新认知。

“文明等级论”与近代殖民史

近代以来东西列强的殖民扩张活动,除了运用军事与经济的手段,还高度依赖意识形态的宣传。其中,“文明等级论”就是常被使用的一种话语。以近代以来的英国、日本,以及列强的对华侵略活动为例,可以看到“文明等级论”在列强国家内部与被殖民、被侵略地区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对于前者而言,可以不断为自己的扩张行为做辩护,甚至通过“文明等级论”及其衍生品来“论证”自己这些行为的合法性。对于后者,则通过一系列带有“文明等级论”色彩的言说与实践,借助政治与军事上的支配地位,制定相应的策略,向那些被殖民、被侵略的地区宣扬这种支配状况实为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甚至让后者相信列强之所以来到他们的国家,不是在侵略扩张,而是教化当地民众、改善当地面貌,使之能趋近“文明”。

对文明等级划分及发展方向的讨论

本文回顾了人类文明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直至智能社会的发展历史,指出科技进步在文明提升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能源、食品、健康、制造、信息、交通、环境七大维度讨论了科技的发展趋势并确定文明等级划分的标准。在能源维度上,采用能量利用形式的划分标准可以补充卡尔达舍夫等级划分标准的不足。协作维度是文明的核心和底座,是科技进步的源泉和动力。从人人和谐到人机和谐再到生态和谐,构建现代化的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经途径,也是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近代英美等国文明等级论溯源

近代英美等国文明等级论有三级制、四级制、五级制三种模式,其思想源自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关于历史发展和人类进步的讨论。1803年英国地理学家亚当斯率先提出这一理论,1810年被丹麦裔法国地理学家康拉德·马尔特·布戎抄入所撰《普通地理学》一书。1822年英国出版的大型辞书《爱丁堡地名辞典》对这一理论作了详细阐述。1820年前后这一理论被美国中学地理学教师约瑟夫·埃默森·伍斯特和威廉·C·伍德布里奇引入中学地理学教科书,之后迅速席卷英美等国的中学地理学教育。

近代西方“文明等级论”的基本特征与话语实践——兼论其对于中国的影响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活动,除了运用军事与经济的手段,还高度依赖意识形态的宣传。在这其中,“文明等级论”就是常被使用的一种话语。它强调西方国家是“文明国家”,同时将其他国家与地区按照“半文明”与“不文明”进行划分,进而宣称这些国家和地区要想臻于文明之境,必须心安理得地接受西方国家的殖民。这一说辞旨在文饰、美化西方列强的殖民活动,同时让被殖民地区俯首帖耳。“文明等级论”对近代中国也产生了颇为明显的影响,让不少人产生一种高度扭曲的世界认知,严重妨碍中国人正确认识与分析中外形势。

在超越西方文明等级论中再造中华文明新形态

在人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社会,中国共产党要与时俱进引领中华民族创立人类文明新形态,就必须着眼于人类文明整体演进的历史大势和人类社会快速变迁的时代大局,对西方文明等级论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予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学理检审与知识清算,并从多维视角深度透视其内在矛盾性和历史局限性。进而以马克思主义文明发展理论为指导,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特别是通过推进当代世界经济的合作共赢、全球政治的多极共治、国际法律的不断创新、不同文明的交互共融,最终找到对冲、反制和超越西方文明等级论的中国方案,从而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扎实的理论和实践根基。

百年大变局呼唤“新文明观”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文明问题上坚持“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在实践中倡导“普世价值论”和“文明冲突论”,这种等级性文明观给世界带来巨大动荡和灾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要想避免陷入新一轮战乱,亟需从“文明冲突论”转向“文明交往论”和“文明互鉴论”。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全球文明倡议应运而生。这一倡议主张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对构建和平发展的世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19世纪欧洲殖民者的隧道历史观与文明等级观——全球史理论视角下的思考

19世纪欧洲在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过程中,形成了隧道历史观与文明等级观。隧道历史观认为只有大欧洲才是发展的,非欧洲地区停滞不前,因而只有大欧洲处于时间隧道之中和拥有历史,非欧洲地区没有历史,世界历史就是欧洲历史。殖民者在扩张过程中将世界分为文明、半文明和野蛮三个不同地区,大欧洲为文明区,亚洲为半文明区,其他地区为野蛮区,并且声称由文明区向半文明区和野蛮区传播文明是他们的使命,以此为殖民扩张披上"合理"与"合法"的外衣。隧道历史观和文明等级观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表现,当今世界发展的新形势不仅为反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现实支撑,也为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交流与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新要求。

“文明等级论”为殖民扩张张目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扩张而流行于世的各种意识形态话语中,不能不提到"文明等级论"。"文明"的概念在近代早期西方历史当中,并非只是简单作为一个描述某种社会状态的名词,而是有着较为明确的政治意涵。伴随着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进行海外殖民扩张,宗教势力与政治势力结合,以是否属于"基督教文明"为标准来划分世界,凡是不属于信仰基督教的地方,都可以由基督徒进行占有。

《祝福》:文明的等级、偏至与新宗

相对于日本时期鲁迅关于文明论的集中论述,《祝福》在其文明论探索中具有“后史”的意义,它展示了回国后的鲁迅开始直面中国现实,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念,逆转了早期中体西用的文明复古论,呈现了一个兼容文学与启蒙路径的文明等级论。但是,鲁迅在创造新的代言发声系统时,也把底层解放转换成了底层叙事,陷入了知识分子主体、思想革命、城市面向和向上超越的文明偏至困境,被迫开启了新的文明探索之路。所以,文明之路不能止于代言发声,而应该通过历史的辩证法诉求全面解放,实现物质和精神、精英和民众、传统与现代、世界与中国的有机结合,进而达至“会通”的文明新宗论。

“文明的共和”与游牧文化小说叙事的价值建构

新文学对游牧文化的现代叙事集中体现在文明理念、文学特质和史志范式的整体建构上。这类叙事首先呈现出反叛文明等级论的价值秩序、打捞前现代文明的文化遗存、营造多元文明跨界并置的现代性批判倾向,包蕴着差序格局中美美与共的文明共和诉求;其次,它构建出族群英雄的原始生命、顺应自然的人伦法则、群体维度的现代确认、浪漫精神的文学诗性、神性幽冥的宗教思维等异质性的文学精神品格,具备了与文学现代性进行对话和修葺的地方知识经验话语;再次,游牧文化叙事生成新启蒙的文学价值理念,整合着民族性维度的美学机体,拓延着文学史逻辑的纵深空间。

多种声音,共同世界:“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传播秩序重构

三次全球化浪潮下的国际传播秩序变迁,以及历史上另类传播系统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失败,揭示出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导权、媒介资源的集中垄断权和传播网络的纵向控制权是欧美国家主导国际传播秩序霸权的主要抓手,重构国际传播秩序需要依托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等外部环境,在意识形态共识、信息主权掌握和传播网络互动等三个方面协同发力。在此基础上,“一带一路”倡议在突破依附体系结构的同时,为重构国际传播秩序提供了崭新的可能性: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是解构国际传播旧秩序中长久霸占文化领导权地位的西式自由主义价值理念和文明等级观的强有力的话语实践;第二,“一带一路”倡议的行动实效为重构国际传播秩序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信息基础设施;第三,“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拓展再度凝聚并彰显了发展中国家在重构国际传播秩序时的能动性与团结性。这样的历史机遇要求国际传播思维应当发生从重视“一个世界”到重视“共同世界”的转向,以促进信息流动在国际传播中的平等均衡,不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

晚清时期国际私法的输入:译著、教育与文明追求

近年来,国际法史的研究开始逐渐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从文明互动的角度强调曾经的“他者”对现代秩序观念形成的重要作用。晚清时期,帝国内部秩序溃败,外部朝贡体制消亡,西方人靠着船坚炮利,通过不平等条约将中国纳入西方的文明等级体系。国际私法在此种环境下,通过译著的方式输入晚清中国,为国人带来了理解“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确保国人与西方国家交涉“不受屈辱于外人”的“思想资源”。此外,清政府为救亡图强并与西方国家交涉,开启现代法律教育制度,注重教育培养擅长国际私法的人才,不仅培养更多能力出众思想开化之士,还因为留日学习而看到了日本“脱亚入欧”的成功经验。以上种种,又为清政府诉诸废除领事裁判权、改革近现代法制以及构建文明国家提供了“概念工具”。

自由帝国主义的监管人秩序观:以伯克和霍布森的亚非认识为例

艾德蒙·伯克与约翰·霍布森在英国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两者在对劳工与殖民地问题的讨论中,表达了自由主义传统中以“反帝国主义”面貌示人的帝国主义秩序观。这种秩序观反对帝国对海外领土进行直接统治,更强调“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监管,并通过商业活动“促进”后者的“发展”。这种自由帝国主义秩序观与种族主义密切关联。此外,在19世纪中后期,帝国主义的种族不平等观也衍生出了使阶级不平等合理化的内容。同时,种族观也从一种精英阶层的帝国理由,转向逐渐与帝国中心的白人工人阶级发生联系。这一进程与自由帝国主义者推动的“自由劳工”全球流动密切相关。

为“新世界”立法?——《国家权利与义务宣言》的国际法理论

关于“一战”前后美国对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构想,人们比较熟悉的是伍德罗·威尔逊的国际联盟方案;但对于当时美国一些国际法精英提出来的以国际法和国际司法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新构想,学术界以往关注比较少。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国际法学家詹姆斯·布朗·斯科特的两个代表性文本,展现了后一种思潮的核心主张:倡导以美国法律经验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模板,在国际社会确立基本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建立国际法院,以此解决国家间的争端,实现国际社会的和平。然而,这种脱胎于“新世界”美洲大陆的国际法理论和国际秩序构想,实际上仍然笼罩在19世纪文明等级论的阴影之下,并且斯科特用以构建这套国际法理论的基础——他所阐述的“美国法律经验”,实际上也不符合美国法律史的实际。

知识分子的困境:蔡元培《新年梦》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晚清知识分子展开了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和建构。蔡元培及其政治小说《新年梦》便展现了儒家大同乌托邦的景象,体现传统儒学与社会主义的交融。但是,蔡元培在小说中仍流露出“文明等级论”的倾向,无法坚持中国历史自身的主体性。这与蔡元培本人思想的中西杂糅特征是密切相关的。

“鲁迅文明论”研究的多重路径

近些年来,建构一条从鲁迅经验出发的新文明之路,逐渐成为鲁迅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先后建构了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偏至论”、反思后殖民主义的“文明等级论”、力求中华民族复兴的“文明复古论”、以东西瓯脱间为方法的“第三条道路论”,由此也分别形成了个人主义文明观、内部文明观、否定性文明观等等。但是,这些“鲁迅文明论”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更多关注早期鲁迅,割裂了鲁迅一生所经历的文明复古论、文明等级论、文明革命论三个阶段,因而有必要提出“通三统”的命题,建构指向第三样时代的“文明新宗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