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生态哲学研究进展及其生态文明转向

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经历了孕育与起步、展开与重构、创新与飞跃、构建与突破四个阶段。其研究取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主题的变化而改变,研究范式随着中国哲学范式的转换而转变。其研究价值集中体现在元理论的体系化建构,研究范式转换及应用研究的创新,以及面向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关照等方面。在哲学思想史和元理论的视角中,儒家生态哲学研究是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由认识论转向多样化阶段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超越西方生态哲学重道佛、轻儒学的倾向,复兴中国哲学生命和话语的贡献者。儒家生态哲学在总体上:作为坚持宇宙本体论的哲学与谋求地海空一体化发展的生态文明时代需要内在契合;作为坚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哲学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谋全球生态文明的价值诉求内在契合;作为坚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德性修养论的哲学与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高度谋划发展的行为选择内在契合;作为坚持天人合一、人天合一相统一的哲学与追求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的至真至善至美的终极境界内在契合。以“千年哲学”服务于生态文明“千年之计”的学术思想深化儒家生态哲学研究,拓展秦汉、魏晋、隋唐、明清等时期儒家生态哲学的系统研究,可促使儒家生态哲学进一步转化为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新文明协同共进的生态文明哲学。

文明转向与文学的乌托邦精神

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乌托邦在此之前就已做出预见与昭示。工业文明发展到今天已经暴露出重重危机,尤为突出的是生态危机与精神危机,反乌托邦文学已经对此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但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并不截然对立,它们在超越性、批判性、艺术想象力等方面具有共通性。在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之际,更需要发挥文学乌托邦精神的导向作用,将自然与人类精神的和谐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最终催促一种新型的"审美生态乌托邦"的诞生。

中国道路:现代文明转向与社会主义创新的思想自觉

中国道路的实践探索,具有现代文明转向与社会主义创新的世界历史意义。立足唯物史观的当代视野,阐发中国道路引领的现代文明转向与社会主义创新的历史逻辑与价值理念,把握思想中的新时代,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思想自觉,为当今世界格局变革与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中国理念与中国方案。

从生态正义到社会正义——现代文明生态转向的伦理学视域

承继现代文明对社会正义的理解方式,可以从社会形态发展的意义上重新诠释社会正义的现代性意义。现代社会正义不仅具有以往社会正义的利益平等原则,更加入了生态的原则,体现为一种以生态正义为核心内涵的现代社会正义伦理学观点。在这种观点的照应下理解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具有积极的现实作用与实践意义。从生态正义到社会正义体现的不仅是社会形态形式的进步,更加是社会形态实质的丰富。生态正义将人类整体性的思考方式纳入社会正义的构建之中,表达了生态转向意义上的文明建设的伦理价值,富有时代精神。

当代发展观演进的生态文明向度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自"二战"以来,由于东西方冷战对峙、南北方发展冲突和全球性生态危机,促使人们检讨传统发展观并探寻新的发展观。随着人们对发展问题认识的自觉和深入,对发展观的研究已深化到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维度审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因素内在深层逻辑关系的新阶段。纵观当代发展观的演进及其价值取向,我们不难发现其鲜明的生态文明转向之特征。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开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与和谐发展之路。

中国共产党百年文明观演进历程及现实启示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迁,不断推进文明实践、创新文明理论,实现了现代文明观的转向。中国共产党的文明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创新;中国共产党构建的文明观体系,依据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四个阶段所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呈现出阶段性演进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文明观体现了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科学认识,贯穿着对中华文明当代价值的正确判断,贯彻着文明创造者共享文明成果的价值目标导向。新的百年奋斗征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明,积极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应注重全面系统性、规范性的文明观理论研究。

人与自然协同进化论析

协同进化实质是探寻人与自然之间如何辩证统一和求同存异。人与自然协同进化包含“利己”与“利他”的共享和共同创造、相互制约的价值原则,表现为生命协同性、功能稳态性和共生共荣的生态基点,在对生产方式、技术运行方式及经济运行方式进行生态转向的实践路径中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谐共生的理想愿景。

科技异化新态势下伦理治理的新精神

科技活动的“唯新”价值取向,加之于资本“逐利”的驱动作用、政治对抗的助推效应,科技异化问题在当今信息化智能化时代尤为凸显,并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科技异化的波及范围与科技应用的领域同步拓展,科技异化深入到与资本合谋合流的内在层面,正在引发“模糊人与物的区别”、“终结人类未来憧憬”的复杂影响。以伦理治理为对策,遏制科技异化及其导致的严重危机和风险,必须立足人类文明“伦理转向”新精神,汲取中华传统文化“与天地参”的实践智慧,遵循自然而然“赞天地化育”的自然之道,积极构建全球联动、惠及各方的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