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韧性、国家韧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在我国政治学语境下,韧性理论围绕治理现代化意义上长治久安、和谐共生的政治系统愿景而建构,治理韧性的本质属性与目标则可以理解为政治治理体系效能较强,以及国家与社会各领域的自主性发展与运行形成较强的生命力、抗逆力、复原力与可持续发展性。中国以文明型国家的国家传统,形成以国家、社会、民族相互塑造而延续千年不辍的韧性,韧性的理念深度蕴含在中华文明品质与国家建设中。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对中华文明所蕴含的文明韧性作出了最好的阐释,而“两个结合”为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如何汲取文明韧性,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发展指明了基本原则与实践方向。中华文明韧性与中国国家韧性的叠加,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以文明韧性为基底、以国家韧性为依托、以共同体韧性为目标,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探索更丰富和更具韧性的治理路径,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开的国家治理,不断汲取中华文明的韧性因素,持续建设韧性国家,从而能够塑造对抗现代性风险的韧性政治,其经验可为人类现代化建设提供中国智慧。

复杂社会,我们应树立何种风险观?——基于城市哲学与文明批评史的视角

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作为一种人为的不确定性,风险具有深刻的主体性、文明性、过程性、城市性。风险不仅是一种近现代问题,更是始终伴随人类文明进程、发展进程的现象。从村落型社会到城镇型社会,再到城市型社会、都市型社会,人们不断获得更高量级的文明性、确定性、主体性,也逐渐触发、遭遇更高量级的风险和问题。世界文明、现代城市社会,存在聚集与分散、异质与同质、流动与固定、复杂与单一等二律背反,风险正寓于这些二律背反及其相互扭结之中。人的主体性、人们行为的不合理、不完善,是风险从潜在走向现实的关键环节。通过理性发展、科学技术、自由法制、专业分工等呈现的现代主体性有走向无约束、无限度、自大甚至狂妄的趋势,这是现代社会风险生成的深层次原因。应对风险社会,需要树立更具实践智慧、伦理底蕴、风险意识的文明观、城市观,需要观念和认识、体制和机制、行为和心理等层面的自觉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