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体验式”到“验证式”:“新文科”背景下法学实验教学的模式优化

“新文科”的内涵可以被解构为学科交叉之新理念、科教融合之新目标与文理交融之新方法;法学实验教学作为法学教育体系中最具实践性、前沿性与创新性的环节,应当及时回应上述新诉求。目前,法学实验教学模式仍表现出“体验式”路径依赖,即便是融入科技元素的虚拟仿真也是以体验各类诉讼程序或非诉流程为目标,未能体现出“假设与验证”的实验教学本质。将类案司法裁判文书作为大数据素材,有助于在法学教育中融入计算科学的思维与方法,以一种科学发现的姿态去探索与验证所学法学理论,呈现法学实验教学的“验证式”面孔。依托于“构想提出、确立假设、文书检索、数据分析、理论检验与方法总结”等核心环节,可以确立“验证式”法学实验教学方案。

来源原则在明清契约文书整理中的遵循:价值、困境及出路

从明清契约文书整理的相关成果来看,当前研究探讨多集中于“归户性”整理方面,而来源原则作为一项重要原则在明清契约文书整理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来源原则的核心思想是按档案来源进行整理和分类,保持同一来源档案不可分散、不同来源档案不得混淆,遵循来源原则对保障契约文书的完整性,保持契约原有整理方法和体系都具有积极的价值。在实践中,遵循来源原则也面临着契约文书完整性和关联性在前端已被破坏,来源信息追溯困难,整理、出版中有关信息被删节等困境。为了突破困境,在明清契约文书的整理、出版中应尊重契约的原貌和原有整理方法,尽最大可能开展研究补充与契约文书完整性和关联性密切相关的信息。

文有定法:探寻政府文书的写作逻辑

政府文书在中国政府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政府文书究竟是如何生产的”这一基础性问题并未得到清晰回答。论文基于文书写作者视角,对文书写作者的经验笔谈进行分析,发现在政府文书生产过程中存在共性的支配逻辑。实践中的文书写作,是引领方向和价值传递的政治过程,是发现问题、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的行政过程,也是组织内外沟通交流的语言应用过程。因此,以方向引领为导向的政治逻辑、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行政逻辑和以形式塑造为导向的语言逻辑共同支配着政府文书的写作过程。

吐蕃时期古藏文占卜文书的存量调查及其分类

吐蕃时期遗留的古藏文文献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就占卜类文书而言,目前存有72件,其中出自敦煌藏经洞的61件,出自吐鲁番、麻扎塔格等西域的11件,均为手抄本.以文献的载体而言,写在纸上的69件,简牍上的2件,羊肩胛骨上的1件,多为首尾残缺,内容完整的较少.按照文书的藏地而言,法国国家图书馆藏27件,均为敦煌藏经洞出品;英国国家图书馆藏35件,其中敦煌文献33件,西域简牍2件;德国国家图书馆藏5件,均为吐鲁番出土品;俄罗斯圣彼得堡藏2件,均为西域出土品;日本藏2件,即龙谷大学藏吐鲁番写卷1件和杏雨书屋藏敦煌写卷1件;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西域出土品1件.按照占卜的方法,可分为八大类,即鸦鸣占、十二铜子占、四面骰子占、占星术、解梦术、羊胛骨占、未记载或残缺卜法的文书和其他类.

黑水城元代收付文书考

黑水城文献中共收录元代“收付”文书4件,其中俄藏、中国藏各1件,日本天理图书馆藏2件。这些收付文书当是元代的“出收付契”与“与收付契”,其作为元代唯一的收付文书原件和实物,展现了元代文书制度较之其前代的创新和发展。同时,据之又可发现,元代契约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与较之此前所知的内容,可能更为复杂。

交融互鉴:高昌国、唐西州各族民众社会生活研究——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吐鲁番位处丝路要冲,自古是民族往来汇聚之地,特别是高昌国、唐西州时期大量域外民族入籍此地,编户为民。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从居住、生产、婚姻、信仰等方面考察各族民众的社会生活,可知当时各族民众房舍相望、田地相接,共享道路水渠,共同从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劳作,甚至族际通婚,宗教信仰转变等,在长期的杂居相处中交融互鉴。他们是丝绸之路上民族交流融合的典型缩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的文化认同资源和文化心理支撑。

裁判文书不说理的制度逻辑

裁判文书说理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能否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处于法院系统中的法官的行动面临多重工作要求和制度约束,裁判文书说理的制度性要求并非一直“在场”,而且“在场”的形式和定位也不是始终不变。裁判文书说理问题不只是一个技术,或者说个人素质和技巧问题,因为受制于外在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法官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其中蕴含着一种注意力分配机制。这种注意力分配机制具有理性选择的能动性基础,但也受到社会身份、目标和认知等方面的影响。制度性的约束需要通过一种激励制度实现,从而影响法官的注意力分配,激励法官积极实施制度要求的事情。裁判文书不说理问题在激励制度上的根源可以从显性激励机制、隐性激励机制和监督激励机制等方面被审视。改变裁判文书不说理的现状,不能仅仅落入法官个人素质的窠臼,而是需要从制度体系产生的正向和反向激励入手进行改革与完善。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档案利用服务的特点与启示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通过引入先进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和多样化的用户反馈渠道,不断提升档案利用服务质量。在长期实践中,该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服务模式。论文基于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和网络调研,总结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档案利用服务的主要特点:形式多样化的档案展览,线上线下相结合;注重用户参与的档案服务,互动形式丰富;高效便捷的档案开放,数字化程度高。结合我国实际,总结如下启示:加强数字化建设,提升服务效率;注重用户体验,利用多渠道互动提高参与度;推动档案资源开放与共享,方便公众获取信息。这些做法为我国档案管理机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浙江畲族文书集成·文成卷》释文斠补

《浙江畲族文书集成·文成卷》整理了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的900余件畲族文书,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然文书中异体俗字众多,导致释文存在误释、未释、缺释等问题,影响了文本的整理质量和科学利用。本文撷取七例文字方面的问题进行考校,求其确诂,以扫除语言文字障碍,恢复文书原貌,为学界提供精准的研究史料。

现存元代西藏地方旨类文书及其文献价值

旨类文书是元代官方档案中的一个大类,包含皇帝圣旨、后妃懿旨、诸王令旨、帝师法旨、中央或地方军政长官颁发的钧旨等,属于元代官方文书的最高级别。元代旨类文书多以碑铭石刻为研究材料,原始文书较为少见。西藏地方发现多份元代官文书,其中多数为原件,对研究元代官文书形制、政治建制、寺院经济及其他相关历史史实等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徽州契约文书词语考辨

徽州契约文书中有许多语义晦涩的词语,这些词语有些是需要考释的疑难性词语,有些是流行于古徽州的方言俗语词,有些则是表面普通但却另有含义的语词。今拣选“栈平”“看倖”“断卖”“碎领”“推扒”“解纳”“摽账”“花撘”“是身”等进行考辨,以利于对徽州文书的解读和对徽州古文化的理解。

从“悔错字”文书看清代至民国清水江流域林业纠纷的调解

“悔错字”文书是贵州地方大型档案资料清水江文书中的重要内容,主要记载农林业生产、婚姻家庭等方面的纠纷调解,清代至民国时期大量遗存于清水江流域。通过整理与分析“悔错字”文书,文章着重对这一时期清水江流域林业纠纷的调解进行了探讨。这对于我们深刻认识调解林业纠纷的重要性,增强民族团结,稳定社会秩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平安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清水江文书中的“用益物权”

清水江文书中的“用益物权”,以“讨”字文书的形式呈现。清水江文书中的地役权存在着“需役物”与供役地等不典型的地役权以及需役地与供役地的典型地役权两种模式;清水江文书中的居住权同样具有典型的“居住权”以及“保留占有、使用权买卖”的居住权两种模式;清水江文书中所呈现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则在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方面存在明显的限制性。纵观清水江文书中的三种用益物权,其背后蕴涵了以“礼”为主的法治观念价值和以“和谐”为主的法治实践价值,其对解决目前民法典用益物权编的某些现实问题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均可能做出有益贡献。

徽州合同文书词汇的特点及价值——以清代合同文书为例

徽州合同文书中的词汇具有词语种类丰富、地域方言俗语词多、模式化词语及套语丰富、词语书写不规范、形体不固定、量词丰富且具有独特性等方面的特点。徽州合同文书在语言方面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有利于徽州语言词汇面貌及词汇演变方式方法的考察。对独具特色的地域方言俗语进行研究,有利于徽州地域文化的挖掘。同时,文书中的词语在大型辞书的词目、语义及书证等方面都有较好的建设性作用。因此,加强徽州合同文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近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建设,同时能够为其他学科,如历史学、文献学等在研究上提供帮助,也可以为深度解读徽州历史文化提供帮助。

西夏文草书研究的力作——《西夏文草书研究》评介

赵天英博士新作《西夏文草书研究》一书,2022年11月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编,上编为研究编,包括五章,系统总结西夏文草书的内在规律与总体特征;下编为“西夏文草书字类编”,汇集了作者辛勤收集的1080个西夏楷体字的草体形式,相当于一个“草楷对照小字典”,可为学界今后解读西夏文草书文献提供很大便利。

新形势下疾控中心文书档案管理的现状及规范化对策探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各级疾控中心文书档案管理进入新阶段。信息化管理成为重要趋势,云计算、大数据和数据分析为疾控中心分析理解大量数据、预测疾病趋势、评估健康风险和制定有效的公共卫生策略提供依据。《档案法》及其实施条例的修订与实施,将依法治档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健康中国规划下各级疾控中心承担着更多责任,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档案规范化管理是基础。文章从新形势下对疾控中心档案管理的新要求切入,分析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展开对规避对策的思考。

日藏敦煌所出四叶夏汉合璧典当文书研究

日藏《西夏回鹘文书断简》收录的夏汉合璧典当文书是一种特殊形态的记账方式。通过西夏文典当文书的译释发现,以西夏文为主体的典当账目中,汉文是对西夏文典当契约正文基本要素的提炼,这一现象说明西夏典当铺存在党项人、汉人多名账房轮流记账的情况。同时,夏汉合璧文书既补充了西夏典当文书形成的环节,也为研究西夏末年敦煌地区社会经济状况与民族交融提供了珍贵资料。

南岭文书的特征与史料价值

南岭走廊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日常生产生活中留下了大量的民间文书,其内容具有丰富性、民族性、多方言性、系统性和连续性等特征,对弥补南岭走廊的历史文献资料和研究南岭地区土地流转、家庭史和族群关系、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多学科综合研究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契约文书的民俗学研究

契约文书是中国传统社会为处理财产、社会关系等而撰写具有一定格式规范的文字。作为记录民间生活的一手文献史料,契约文书受到法制史、社会经济史、语言学等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契约文书因其创制者和使用者为“民”、包含丰富之“俗”,既可为民俗学研究提供诸多有效信息,也可直接成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民俗学视角下的契约文书,在分类体系上可与现代民俗学分类框架进行对接,由此讨论契约文书作为民俗文献资料,可以丰富和充实物质生产民俗、社会组织民俗、人生仪礼民俗的事象和整体研究。同时,从民俗学本位出发,借用孙末楠“民俗社会”理论所引申出的“俗、礼、法、制”理论体系,可以分析契约文书背后的契约观念、契约行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中“如此大量的和成熟的契约活动”,在调整社会秩序、带动社会运转中所发挥的作用。

《知产证据规定》第6条解读——公文书证实质证明力限缩之新路径

在《知产证据规定》颁布之前,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依托公文书证的证明力推定规则,通过《民诉法解释》第114条对民事诉讼中的证明产生影响。《知产证据规定》第6条明确了行政行为认定的基本事实在民事诉讼中具有免证效力,该事实应当限缩解释为公文书载明的对可诉行政行为产生实质影响的事实理由,需要相对方承担本证的举证责任方可推翻。该条款在知识产权诉讼领域对公文书证实质证明力进行限缩,采取的路径是从公文书证的内容出发限缩其实质证明力。这一方案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与普遍适用的可能性,为公文书证实质证明力规则的完善提供了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