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定法解释方法向文本主义的回归

作为美国制定法解释方法的文本主义经历了平白意义规则和新文本主义两个发展阶段。以斯卡利亚为代表的新文本主义对在制定法解释领域长期占据正统地位的意图主义解释方法进行了批判,并对早期平白意义规则进行了扬弃,将文本重新置于制定法解释的中心位置,强调制定法语词的通常、自然与客观意义,并认为文本通常意义的确定无需借助于立法者意图或立法史等文本外材料,而只须根据"普通说英语者标准",运用词典、语法、解释准则等语言学方面的工具并考虑制定法文本的语境、结构与整体等语义性背景即可确定。

美国法律解释中的新文本主义

美国新文本主义解释是在反对法意解释的基础上诞生的。它强调法律文本的自治含义,并辅之以结构解释理论,促进了美国法律解释方法论的复兴。但是,只有将该理论和其他解释方法结合,才能达致解释的真谛。

论文本主义文体学与语境主义文体学的结合

随着文体学的蓬勃发展,纷繁的流派层出不穷。然而,由于各派之间互相排斥、各自为营,文体学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本文针对这种情况,根据R ichard B rad ford对文本主义文体学与语境主义文体学的划分与界定,提出超越二者间的分离走向结合是促进文体学健康发展的一种途径。文中通过具体的文体分析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阐述。最后,文章还探讨了这两大文体学派的结合对文学教学的启示。

合同解释文本主义与语境主义分野之实质探析——以合同主体假设为基点

合同解释文本主义与语境主义之间的论战被塑造成相互冲突的合同主体、合同原型假设的支持者之间的分野。形塑现代缔约实践的关键因素是不确定性水平和市场规模方面的差异和变化。文章认为,于商事合同,不确定性水平和市场规模对精明人选择何种缔约策略和解释机制都具有关键影响。于消费者合同,保护弱者之理念呼唤新的解释规则体系,授权法院保护特定领域的特定利益,禁止有损特定利益和市场秩序的合同实践。

美国宪法解释的文本主义之评析

宪法解释对于解决宪法文本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意义重大。因此,本文尝试着剖析美国的宪法解释方法——文本主义(Textualism),并借鉴文本主义的有益经验为推进我国宪法解释的发展提供一种思考方向。本文的框架结构包括:首先,介绍美国宪法解释的文本主义之发展脉络;其次,对美国宪法解释文本主义的可取之处与值得商榷的地方进行客观评析;最后,从美国宪法解释的文本主义获得两点启示:一是美国经验值得关注,但中国的宪法解释应当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二是中国的宪法解释应当尊重宪法文本。

文本主义教育批判

文本主义教育传承的是昨天的、线性的、凝固的知识,表现在教学中,就是关注知识的建构与掌握,以研究教材为主,过分强调知识对塑造人的作用,因而导致教育的丰富性被简单化为对个体的改造。在人的发展上,它常常只注重人力素质开发而忽视人本素质的开发,其要害是强化“文本”而淡化“人本”,忘却了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是教育的自觉使命。

宪法文本主义的迷思

近年来,我国宪法学研究上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宪法文本主义的影响不断扩大。在本质上,宪法文本主义是文本主义在宪法解释学上的一种体现。其主要强调:尊重宪法;以宪法为中心;探求宪法文本的明显含义;排斥其他因素;反对文字主义与文本虚无主义等。公允地说,宪法文本主义有助于宪法学的发展,但其缺陷也较明显。对于宪法文本主义的主张、实质、认定标准以及其内在的缺陷进行反思,将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于宪法学方法的整体认识。

有效教学:从文本主义走向人本主义

有效的语文教学既要关注教,更要关注学。从学习的角度体察教学的有效性是本文论述的主题。要提高教学的有效性,需努力实现从文本主义到人本主义的转变,包括:(1)从夯实双基到养成习惯;(2)从感悟理解到思维创新;(3)从教学预设到课堂生成;(4)从强调结果到关注过程。

还原文本主义 彰显文体个性——文学史“特色”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以往的文学史教学,偏重史的梳理,往往忽略对学生鉴赏能力的培养。为此,本文提出了一种以“还原文本主义”为目标的特色教学模式,一方面主张把文学史以“文体史”的面貌呈现出来,实现文学史框架内的文体史转变;另一方面又在教学方案的制定中凸显文体特色,针对文体特征采用各具特色的授课方式。通过这两方面的改革使文学史能兼顾其双重使命,从而解决了文学史教学重史轻文的问题。

诗史发现与文本主义

随着古籍电子化的进展以及各种古籍数据库的完善,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已经逐步转向了理论形态的研究,这种研究是以文学文献为基础的在各种理论驱动之下所展开的研究,也是难度最大最需要学术头脑的研究。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不缺材料的时代,却又是一个缺少审视材料的理论眼光的时代。陈寅恪缘何是大师?因为其著作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材料,都是常见的,是大家都看过的,但是。

历史叙事与“语言学转向”的兴衰——以文本主义史学理论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40年代后,史学理论界在围绕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因果解释模式探讨中,出现了从历史解释到历史叙事的研究视域转换。20世纪60年代末,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巴尔特将文本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了历史叙事研究中,从而开启了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海登·怀特进一步分析了叙事文本的形式与内容,从而建立起了一种系统的文本主义史学理论。文本主义史学理论立足于文艺立场阐释了史学的真理性,但却难以从自身层面克服历史客观性被解构的缺陷,从而促使20世纪70年代至今,史学在重塑客观性的问题上对其进行扬弃,并逐渐走向一种新的科学立场。

美国法律解释方法再研究——以意图主义与新文本主义之争为中心

意图主义和新文本主义之间的论争贯穿了美国法律解释理论发展的始终。20世纪90年代之前,意图主义是占主导地位的法律解释方法,体现了一种阶层式的分权观。伴随着法律现实主义、公共选择理论和形式化分权观带来的学术批判,新文本主义解释方法逐渐兴起。在90年代,双方对谢弗伦二阶审查法进行了符合自身理论需求的解读,并以此为载体展开新一轮论争。对这场论争需要加以反思。当一种法律解释方法不将正当性诉诸自身的实效,而是某种民主分权原则时,就会走向一种基础主义的版本,走进自身所批判的理论困境。应当破除对基础主义的迷信,从法官解释制定法的制度条件、经验工具和解释后果等因素重新审视作为方法的解释理论所内含的实践理性,从而沟通法律解释的理论与实践。

文本主义的自我缄默——从先锋小说的衰退看文本主义的宿命

通过以探究曾经引导文坛的先锋小说的衰微原因为导入点,分析了先锋主义与西方文本主义思潮的内在联系,以及在西方文本主义思潮影响下先锋主义对传统的背离写作,与他们始终难逃对西方文本主义创作的“机械复制”式的纯粹的文本主义技术的学习与模仿的叙事实验之圈套,在尝试和探索中最终缄默的结局。

“反弹琵琶”与文本主义

在议论文写作教学时 ,有些教师喜欢指导学生“反弹琵琶” ,有些学生也喜欢写一些“反弹琵琶”的文章。“反弹琵琶”不是坏事 ,但要“反弹”的好却不容易 ,必须弄清原文本的背景材料 ,否则 ,“反弹”出来的就只能是噪音而不是乐音。但有些文本很难弄清到底是怎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要吃透这些文本的本义 ,必需对文本本身做些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分析 ,但也不能太拘泥 ,否则 ,写出来的文章不仅浅陋 。

文本主义者构想的声音:翁对德里达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评

美国媒介思想家翁对德里达“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评论在诸多研究者中较为独特,也并未被国内研究者注意。翁认为,德里达虽然注意到声音作为一种媒介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但他却用“文本主义者”的立场,以声音形式与视觉符号的一一对应来理解德里达思想中声音对信息的表征方式。在翁看来,这是一种文本主义者构想出的声音。在对法国逻辑学家拉米斯的研究中,翁发现了现代书写媒介发展导致的思想史变革:传统逻辑学将事物的表征看作事件在时间中的发生和消逝,而现代书写媒介才导致了词语以客体化的方式表征事物。翁认为,这一看法与德里达的论述有相似之处。但是,与德里达不同,翁试图发现一种“实在”的声音媒介。但是,他将“声音-事件”对应于口传媒介对事物的表征,而将“词语-客体”对应于书写媒介对事物的表征,仍然是一种僵化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并不能摆脱他所批评的文本主义原则。翁从声音-口传媒介到书写-印刷媒介的演化史描述,并非一种真正的“实证”研究,对西方文明和清教-美国文化在媒介塑造过程中主导作用的描述,这一思想前提来自于他的导师佩里·米勒,并受到20世纪美苏文化冷战格局的影响。此种“政治无意识”使他不得不同时捍卫声音的特权和书写的霸权,从而让他的媒介史研究变得自相矛盾。

目的主义对文本主义的优位性：中国前气候变化立法时代的法律解释路径

文本主义(textualism)与目的主义(purposivism)是两种法律解释的方法,前者从法律文本出发进行分析,寻求词汇意义的最大边界;后者从法律精神出发,分析争议对象的立法目的。从解释结果来看,两种路径通常矛盾胜于统一,最明显的对比就是马萨诸塞州诉美国环保局(EPA)案和雪佛龙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案。这两则判例都出自大法官史蒂芬斯之手,都涉及EPA对《清洁空气法》(CAA)文本的解读,但最终判决结果却大相径庭。

论AIGC对文本中心主义的发展与挑战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尤其是呈现为自然语言文本的AIGC为文论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和问题。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在算法方面遵循概率论的经验主义,仅关注语言表象的关联性信息;在数据方面表现为依赖封闭的语料库,从而使得AIGC文本突显出模拟性、循环性和闭锁性特征;在人机交互方面,追求提示词文本的无歧义和指令性,这些特征体现出其将自然语言纳入精确运算的技术本质。人工智能时代的文论研究在拥抱技术的同时,易出现将文本作为数据、将交互作为任务并追求语言精确等三方面取向,从而导向一种激进的、机械的、技术的文本中心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与文本中心论之间既存在着呼应和联系,也体现出差异和发展,突显着新现象为现阶段文论研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文本的死亡与作品的复活——“新文本主义”文学观念及其方法意义

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西方新文本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不单是学术界对经典文本主义、结构主义等文学理论作根本反思的产物,它更有其深广的新文献学方法论与文学自律性观念基础。以文学文本的形式媒介为源头,以文学的文本阐释为鹄的,通过突出文本的再生产与流传演布要素来扩展文本的原初意涵,是新文本主义区别于其他文本理论的基本特征。而围聚在"文本学"核心概念下,决然舍弃文本中心与作者意图,秉持由"文本"到"作品"的新文本主义再革命,尚需要从观念本体与技术方法两个层面作出详细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