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的文本形态与美学思辨

中国电影经过百年发展,在电影文本形态与美学功能的塑造上取得了丰富经验与丰硕成果。进一步对中国电影的文本形态与美学功能进行研究,既有利于厘清当下中国电影创作与发展的真实状况,也有利于展望未来,寻求电影未来创新演进方向。基于此,主要对中国电影的文本形态、美学思辨的理论内涵进行明确,然后对中国电影的文本形态、美学意象维度进行研究;立足当下,思考未来,提出中国电影的文本形态与美学意象未来发展之路,有助于提升中国电影的创作水平与国际影响力。

易学革命与新易学的创建:上博简《周易》形态谱系新探

上博简《周易》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周易》文本,其文本形态与《连山》《归藏》皆不相同。从源流谱系来看,上博简《周易》是对《连山》《归藏》旧易学改造基础上创建的新易学,是为第一次易学革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周易》卦辞不再列举已往实占记录,而由象辞及占辞构成;第二,《周易》卦辞中的占辞具有断占的方向性和条件性限定;第三,《周易》在改造卦辞的同时,还创造了爻辞;第四,象辞的创作;第五,占辞的象辞化。《周易》文本改造的意义在于:第一,《周易》文学性的生成,使其成为后世诸多文体的源头;第二,《周易》思想性的生成,使其从纯粹的筮占之书转变为思想之书;第三,新易学的创建,开创了易学史的新时代。新易学与旧易学的区别是:第一,新易学对六十四卦从卦名到卦辞作了彻底的改造:卦名体现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卦辞也不再列举往昔名人实占记录;第二,新易学彻底摒弃了《连山》《归藏》旧易学的神启色彩。在《连山》《归藏》旧易学中,吉凶悔吝的断占是神灵的启示,而在《周易》新易学中,吉凶悔吝的出现是有前提和条件的;第三,新易学创建了系统的阴阳哲学和变易哲学。此后孔子开创的“不占”易学,是为第二次易学革命,易学再次开辟新时代。

基于多模态阐释学的《江格尔》史诗传播与传承形态转变

《江格尔》作为我国三大史诗之一,在中国史诗学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史诗《江格尔》不仅以传统的演唱方式传承,还以印刷文本、图像文本、音视频文本、影视文本、雕塑画廊和文物遗址等多种形式加以传承和传播,不断实现着史诗《江格尔》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适应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要求。史诗《江格尔》这些多种传承和传播方式,构成了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整体存在形态。基于“双创”理念,我们从阐释学研究维度就英雄史诗《江格尔》多模态传承与传播加以理论阐述,指出每一种史诗传承传播形态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是新时代优秀文化遗产与时俱进的发展趋势,需要客观、科学和辩证的阐述和解读。我们要挖掘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积极为新时代民间文艺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群体趣味、文本形态与媒介网络:20世纪30年代中国城市的大众阅读

以往的阅读史研究,将阅读问题局限于对平面出版物静态阅读的描述,将精英阅读的视角限定在关注阅读个体私人经验的层面,而对公共空间中的集体心态和行为则多是想象的。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城市大众阅读的研究,可提供此一时期城市中下层民众集体心态展示的新方式。文章分析表明,20世纪30年代中国城市大众的阅读趣味、阅读题材、感官体验有着鲜明的群体性特征,这既受制于其物质条件、识字能力,也与此时多样化的媒介形态及其互动网络有关。由此,也应将阅读本身纳入多媒介网络所引发的多感知体验的环境和过程中加以理解。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三种文本形态考辨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存在三种文本形态,即手写本、石刻(刻帖)和刊刻本。清人朱彝尊据洪迈《容斋续笔》卷八“诗词改字”条所载黄庭坚手写本确定《赤壁怀古》文本,时人颇有微词;当代一些学者以现存苏轼、黄庭坚书《赤壁怀古》石刻(刻帖)为校勘依据,然书迹皆系伪作;南宋曾慥刊本《东坡乐府》和傅幹《注坡词》以辗转抄录的方式流传下来,可资参考。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刊本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所引东坡《赤壁怀古》文本颇具校勘价值,然这则材料一直未被学界发现和利用。

汉语文学文本形态的考察与分析——评《汉语文学的文本形态》

对汉语文学文本形态进行考察与分析,有助于人们对汉语文学有更深入的理解与正确的认识。《汉语文学的文本形态》一书试图通过对汉语文学文本形态的考察,进行文学文本理论的建构,分析从西方文学文本出发所形成的文本理论,对汉语文学文本形态特征进行总结,展现汉语文学诗学的价值。

20世纪30年代上海画报的编辑策略、文本形态与价值功能——以《良友》《时代》《中华》等画报为考察中心

画报参与“近现代”的叙述,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20世纪30年代《良友》等上海画报在文本形态和审美特质上,都呈现其他时代和其他城市所不具有的文化姿态和精神气度。一般而言,《良友》等上海画报的材料常分为“图片”和“文字”两类,它们采取“包罗万有”“兼收并蓄”取材方式,展示出一个“杂烩式”图文世界;同时这些画报通过“拼装”策略把不同意义的素材进行穿插、重组,形成活泼新鲜的图文版面;实际上这些画报以其快速的反应能力,敏感地捕捉都市时尚生活和流行事物,营建了关于都会现代性的一整套“摩登”想象。作为20世纪30年代都市的“混合媒介”,这些画报集新闻、文艺、科技等于一体,是新观念与新技术在特定时空中的结晶,它们所呈现的诉诸感官、零碎平面化的“通俗现代性”,正与现代那些有着明晰的启蒙、革命的“精英现代性”一道构成了中国现代转型的双重复调。

新时代的新文本和新形象--2022年“中国好小小说”文本细读

2022年的最后一天,中国小说学会评出了45部“2022年度中国好小说”,其中上榜的小小说有10篇。考察这10篇作品的作者队伍和文本形态,许多令人惊喜的亮点出现了:作者结构中既有获过鲁迅文学奖的名家(韩东),也有正在高校就读的大二女生(熊仪婕);既有从事小小说创作三十多年的老“专业户”(安谅、袁炳发、蔡楠等),也有凭着高质量的作品第二次上榜“年度好小说”的作者(陈毓、莫小谈)。这些“跨度”较大的作者们,用新的小小说文体理念和艺术方法,创造了许多新形态的小小说文本,抒写了新时代的新山乡巨变,塑造了党史军史里的英雄人物;深刻地探索着人性的深层内涵和普通人的美德与品性,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小小说创作的“攀登”态势。

试析湖南影戏“桥本戏”的文本形态

"桥本"是湖南影戏艺人演出时使用的一种文本。这种文本极为简单,篇幅都不长,其结撰方式和内容都无特殊规制。就其结撰方式而言,或是根据故事情节将其分成若干场或故事段落整理,或是将整个戏分成若干本按本整理,或是不分场不分本只叙述故事,或是以数字序号标示其故事单元。至于内容,一般都有人物、故事发生的地点、朝代,以及事件发展的主要过程,而没有唱词、宾白、舞台提示等。这种演出文本,极有可能是影戏形成之初(即唐宋时期)影戏剧本形态的遗留。

论评点者对明清小说文本形态的影响

明清时期,在同一部小说的不同版本中,某些批点文字时常被转化成情节文字,由此小说文本形态也随之演变。明清小说评点者融评、改于一体的批评特色,使他们在事实上成为小说的"第二作者",他们通过对小说文本的增删改易而与作者一起左右着小说文本形态的生成与演变。眉批、夹批、旁批、圈点等评点形态皆依附于小说情节文字,缺乏独立的文本价值;而其他出于评点者之手的种类繁杂、名目不一的附录也有赖于小说文本而得以传播,显然这些"副文本"已成为明清小说文本形态的构成要素。

互联网体育赛事直播的文本形态及传播策略

根据传播介质的不同,互联网体育赛事直播可以分为文字直播和视频直播。文字直播方式可以分为全程纪录式、动态播报式、叙评式等,具有信息量大、便捷性等传播特点;视频直播可以分为演播室评议式视频直播、动态式视频直播,具有观看的愉悦感与仪式感。互联网体育赛事直播的传播策略包括演播室与界面的人性化和简洁化、直播解说的专业化与娱乐化、嘉宾的明星化与特征化、互动的常态化与最优化等。

论《庄子》的文本形态与话语资源

学界在讨论《庄子》文章风格的形成时,往往偏重于庄子生活的地域范围。其实,强调《庄子》的地域特色看似在"知人论世",但又把"知人论世"理解得过于狭窄,即只注重庄子个体的成长过程,而忽视了整个战国知识界的互动影响。庄子的姓氏、籍贯并不能判定庄子之学是"楚学"或者"宋学"。《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郭店简《语丛四》与《庄子》相近、相似的段落说明,《庄子》形成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广阔而深厚的话语资源。《逍遥游》中"鲲鹏寓言"的结构特征能够清晰地呈现出,庄子对战国社会流行故事的吸纳、改编、提升和创新。

《雅》诗的文本形态和结构模式

《诗经》的《小雅》《大雅》,其文本形态和结构模式与《国风》多有相异之处,《雅》诗篇幅长而且结构复杂。《雅》诗文本形态和结构有标准型和非标准型的区别,每种类型又有多种样式。文本形态和结构模式标准型的《雅》诗,有其历史生成过程,并且和相关题材存在对应关系。标准型《雅》诗呈现出的文本形态和结构模式,渗透多种重要的理念。

论宋代小说伎艺的文本形态

《醉翁谈录》是宋代说话伎艺人的专业用书,其收录的传奇体文言曾是宋代小说伎艺的语体形态。不仅说话伎艺的语体形态从宋到元明有一个进化累积的过程,小说伎艺的演出程式也有一个进化累积的过程:在叙事体式上,与唐传奇相比,宋代小说删繁就简,掺入大量诗词,模拟细节进一步加强;在演出程式上,宋代小说伎艺虽然形成了某些“举断摸按,师表规模”,但是还没有形成后日所谓“入话”、“正话”、“散场”等程式。

从文本形态看《楚辞》的早期传播

《楚辞》的早期传本有大量异文,并带有口耳相传的特点,加之单篇流传过程中篇目和篇次的不稳定,致使《楚辞》的成书和篇目带了文本形成过程的印记。留存的文本传播信息,可以使我们对《楚辞》文本的形成增加一些新的认识。

傣族叙事诗的文本形态

一傣族诗歌的现状:口头诗歌和书面诗歌并行发展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大部分没有自己的文字,其历史文化都是口耳相传的。傣族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很早就创造了傣文,从此以后,傣族诗歌走上了口头与书写文学齐头发展的道路。口头诗歌是所有诗歌的祖先,傣族的叙事长诗也起源于古歌谣。在远古社会里,人们发出的呼喊经过长时间的提炼加工便逐渐发展成了人类童年的零星歌谣,诸如《叫人歌》、《睡觉歌》等,篇幅简短,内容写实。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零星歌谣越发丰富,叙事的同时,出现了抒情。

《论语》英译的历史进程及文本形态研究

运用描写翻译学研究方法分析《论语》英译的历史进程及文本形态,将《论语》英译历史分为五个时期:肇始时期、传教士翻译时期、交流与沟通时期、转型时期以及多样化和再诠释时期;英译《论语》的文本形态主要表现为:作为神学比附的《论语》,传递东方智慧的《论语》和追求文化还原的《论语》。

论清代文字狱对小说文本形态的影响

清代频发的文字狱和小说禁毁政策,使小说家、编选者或书坊主产生了强烈的惧祸意识,并最终在小说文本形态上反映出来。那些因文字狱而遭到禁毁的小说尤其是时事小说,其文本形态往往在刊行过程中被大幅修改;有些小说虽然未曾引发文字狱,但为避免触犯时忌,书坊主在刊刻过程中也会对那些与时政有关的敏感内容主动作出"修正";文字狱及小说禁毁政策对清代小说家的创作心态产生了显著影响,并由此左右了其小说文本建构策略。

《汉书·五行志》灾异论的文本形态与叙述机制

《汉书·五行志》作为对先秦至汉代以来灾异论的汇编,多元化的文献来源,使其整体的文本形态呈现出独立、混乱而又失序状态。这种文本建构中体现出的复杂性无形中影响了其灾异论的运行机制和叙事表现。整体上,《五行志》以“灾事对举”的实用性叙事结构、“托类象物”修辞性表达策略,赋予灾异强烈的现实品格和实践色彩。这种具有生成性与结构性的灾异叙述机制,既包含了对古代传统叙事艺术的继承,更体现了《五行志》特有灾异思想和文本空间秩序建立下的自我创造。

论口述史的文本书写形态

口述史在受到广泛关注并产出大量成果的同时,还有很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亟待解决。其中,口述史应该用怎样的书写形态来展示研究成果,就是一个影响口述史发展的现实问题。当前口述史的书写形态呈现很多"乱象",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将其与访谈录、回忆录等混淆,把口述史与口述史料等同,对口述史料缺乏延伸性研究等。造成"乱象"的原因在于对口述史定义核心要素的认识不统一或模糊。口述史与传统史学研究的主要区别是"口述",而对"口述史料"的"研究"则是口述史与访谈录等的主要区别。因此,口述史成果的文本书写形态,应该体现"口述"与"研究"这两个基本特征。